4月12日，上海东方卫视发出通知，准备在13日晚上办一场“抗疫特别节目。”
可能东方卫视的初心，是给上海人民加油鼓劲，但现在的上海正是艰难时期，很多人的生活都有问题，在这个关口请明星办晚会，难免给人一种“丧事喜办”的感觉。
而且东方卫视是官媒，在这种时候，官媒的职责应该是发现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上海人民群众想看的，也是和自己利益相关的节目。
东方卫视搞了这么一个特别节目，既不能舒缓精神压力，也不能解决生活问题，特别不合适。
不出意料，东方卫视的通知发出不久，就被网友一边倒的吐槽，被迫重新发出通知，说抗疫特别节目暂缓播出。
虽然“丧事喜办”的节目停播了，但这件事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文艺工作者，搞不清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作品是给什么人看的，结果就是胡搞乱搞，不论影视剧还是文艺晚会，都成了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非常差劲。
所以我建议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一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0年代初期，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延安成为中国的革命圣地，数千名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希望在抗日和革命的洪流中，做出自己的事业。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多了，便难免出现“文艺路线”的争论。
例如萧军说作家是独立的，不应该受哪个组织的指挥，必须保持独立自由的人格，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鲁迅就没有组织指挥，所以成了革命旗手。
此外，有人说文艺要脱离政治或超脱于政治之上，有人说作家不能专门用马列主义的立场写作，有人说文艺的任务是揭露黑暗而不是歌功颂德，因为揭露黑暗才是中国的脊梁，歌功颂德便是叼飞盘的自干五。
一般来说，“百花齐放”证明文艺工作繁荣昌盛，应该是好事啊，对不对。
但没有规章制度的百花齐放，其实就是胡搞乱搞，非但不能做为软实力，为革命和抗日服务，而且会扰乱视听，让人心无所皈依。
鲁迅艺术学院倒是做了调整，开始讲究“正规”和“提高”了，结果在戏剧方面让大戏和洋戏充斥舞台，写作方面学习契柯夫和莫泊桑，导致前线战士看不懂，党员干部看不懂，陕北老乡更看不懂。
这种调整其实是走的更偏了，搞出来的文艺作品根本不是给人看的，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创作幻想。
就像上海准备播出的抗疫晚会，是能凝聚上海人民的意志呢，还是能解决上海疫情的问题呢？
那这种晚会又有什么用，被网友骂到暂缓播出，一点都不冤。
归根到底，这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文艺作品给什么人看的问题。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决定了内容创作的方向，文艺作品给什么人看，决定了内容传播的方向。
在无原则无底线“百花齐放”的背景下，教员觉得，有必要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统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制定文艺工作的路线和政策。
1942年4月，他以个人名义给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中央领导人发出请柬，请他们来参加文艺座谈会，并且说明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
将近百余人收到请柬，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在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
在当天的会议上，教员首先发言：“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朱总司令是朱德，代表拿枪战斗的军队，鲁总司令是鲁迅，代表拿笔战斗的文艺工作者。
这句话给座谈会定下调子，文艺工作者不是个人创作，更不是为了不存在的幻想创作，而是要为服务革命大局创作。
他的原话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在全国的革命运动中，每个人都是螺丝钉，要在自己的岗位完成自己的任务。每条战线也是螺丝钉，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如军队要打仗杀敌，农民要种田产粮、工人要生产装备，文艺工作者也不能例外。
教员说了，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创作出给工农兵、革命干部、学生等广大群众观看的作品，就是合格的作品。
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革命军队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包括打土豪分田地、公有制企业、全民教育和医疗，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
要是文艺作品不给人民大众服务，便是和整个革命目的背道而驰。
但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不高，没有能力创作自己的文艺作品，而有能力创作的文艺工作者，又自视甚高脱离群众，不愿意给人民大众说话，只想为自己代言。
教员给出的方案是，文艺工作者要参加工农兵的生活，进行一番自我改造，让自视甚高的文艺工作者大众化、工农兵化。
“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的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
“要打成一片，就要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的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帐。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在文艺方面，人民群众在最低层，文艺工作者自以为在最高层，那就请文艺工作者稍微降低一些身份，帮助人民群众提高文艺水平，两者找一个折中点。
这是教员关于文艺工作甚至改造中国文化的一贯思路，建国后把所谓的文人下放五七干校，其实也是这个思路的延续，并不是迫害文人。
5月23日的第三次会议上，朱老总发言说，中国的黑暗面当然要批评，但共产党和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而在现在的环境下，韩荆州就是工农兵，为什么不能歌颂？
教员说的更直接，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也就是说，国府危害人民的丑事必须批评，八路军和革命干部做错事也要批评，但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揭露黑暗改正错误，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服务。
经过文艺座谈会的三次讨论交流，以前“百花齐放”的环境得到改变，大部分参会人员都觉得受益匪浅。
于是诗人艾青写出诗集《吴满有》，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些优秀作品，都是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创作出来的。
以这次座谈会为起点，文艺领域基本统一思想，然后把工农兵、文艺工作者、革命任务整合起来，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做武器，和军队一起征战沙场。
最近上海准备搞的抗疫晚会，其实出发点就有问题，说句走回头路也不为过。
在全上海深陷疫情的危难时刻，文艺工作者们想“丧事喜办”，是没有解决立场的问题，因为现在搞晚会就不是人民群众需要的。
请了一堆明星表演节目，让菜都吃不上的上海人民，听明星们加油鼓劲，不是扯淡么？根本没有一点代入感好吧，这是没有解决给谁看的问题。
想办的晚会不能为抗疫大局服务，是没有解决文艺服务于全局的问题。
虽然东方卫视暂缓节目播出，但没有播出不代表没有问题，经过这番折腾，问题反而都暴露出来了。
建议以东方卫视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及其上级，都学习一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知道自己的工作该怎么做，以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在抗疫时期犯错误，还算是我们的内部问题，可以原谅，如果以后在国际文宣上犯错误，那才是丢人。
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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