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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对于共产党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对毛泽东来说也是永生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的1月15–17日，长征中的红军在占领遵义后，立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否决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之后，面对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及各路军阀，毛泽东巧妙的指挥红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法，接连上演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好戏。
“四渡赤水”发生于1月19日–3月22日，“强渡大渡河”发生于5月24–25日，其中任何一个细节都足够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但最终红军还是跳出了重重包围……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史称“懋功会师”。此时，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最磨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谁知一场“党内分裂”的危机却正在逼近……
会师后，在“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这个问题上，党内出现了重大分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的意见是“北上”，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的意见是“南下”。在“两河口会议”中，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方案，却又心存不甘，从中作梗。
后来，张国焘竟在卓木碉一个喇嘛庙的会议上宣布“另立中央”，并叫嚣着要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与“本本主义”的博古不同，张国焘是个极其强硬的实力派：他是党的元老级人物，资历比毛泽东深，地位比毛泽东高，实力更比毛泽东强。连后来的开国上将许世友都说：“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最后，红军被一分为二，毛泽东带领一支队伍北上，张国焘带领另一支队伍南下……之后，由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却遭到了刘湘、薛岳共20多万大军的猛烈围攻，南下以失败告终。
与张国焘的这一次博弈，确实是毛泽东极其吃力和磨难的经历，连他自己都将这段时间称为“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但最终还是胜出。
……
1935年，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了毛泽东一生之中的分水岭，在“遵义会议”中他取代了博古，重新获得了红军的指挥权；在“懋功会师”之后，他又在与张国焘的博弈中胜出。
自此之后，再也无人可撼动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人地位。
为什么历史没有选择博古、张国焘成为领导人？是巧合吗？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1935年时的毛泽东，而不是1935年之前的毛泽东成为领导人？是巧合吗？
那么，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人成为领导人？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答案也许有千万个，但本文仅从三个维度进行探讨：能力能不能匹配、对组织是否足够忠诚、班子是否团结得好。
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回归那段岁月，对比一下毛泽东、博古和张国焘三人在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三人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进而发现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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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的经历。
在湖南师范读书时，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与好友蔡和森经常讨论国家大事，有一次却因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
久乱的中国，究竟应该振之以猛，还是应该予以生路？
二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于是只好找到老师杨昌济，让他答疑解惑。杨昌济耐心听完来龙去脉之后，并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却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介师范生、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已，你们在救国救民之路上，做过哪些实事？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又谈得上深刻的了解吗？”
也许连青年毛泽东自己都想不到，老师的这句话对他之后的人生起到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正是老师的这次教诲，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实践，只是在书本上找答案，是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也许，老师的这次教诲，以及青年毛泽东的这次深切感悟，就是后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著名论断的雏形。
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实践和调查，并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关于农村调查》等关于社会调查的文章。
当然，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求学时期是1921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并未成立。假设共产党已经成立了，彼时的青年毛泽东就能立即成为领导人吗？显然不能！
不得不说，彼时尚在湖南师范读书的毛泽东、蔡和森也缺乏社会实践，看问题有些“本本主义”。
再来看看“遵义会议”上另一个主角–博古的经历：
博古原名秦邦宪，在入党前一年，他一直从事写作与编辑工作，在家乡江苏无锡编辑《无锡评论》。
1925年10月，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一年依然从事写作与编辑工作，编辑《无锡评论》。
1926年，博古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毕业后留校工作。
1930年，博古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
1931年4月，博古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
1934年1月，博古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负责人。
1931年9月–1935年1月，博古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
年仅24岁就能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样的年轻记录，恐怕在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打破了吧？凡事都有两面性，年轻一方面意味着“年少得志”，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缺乏社会阅历”。
如今，我们一提起博古就会想到“纸上谈兵”、“本本主义”等词语，但不要忽略一个事实：他刚刚执掌中共时毕竟只有24岁，“遵义会议”召开时他也年仅28岁。
在20多岁如此年轻的年龄，谁有足够的能力执掌中共？谁可以在危难时刻稳住大局？
没有任何人！包括20多岁时的博古，也包括20多岁在湖南师范求学时期的青年毛泽东。
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们敬仰他、爱戴他，但不能像“拜神”一样盲目崇拜。
共产党人是信奉“无神论”的，毛主席也不是“神”，更不是“一路开挂”，说他在20余岁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稳住大局，这反而更符合人的成长规律，更能显示出伟大领袖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
前文说道，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衡量成为一个组织、一个团队领导人的标准：能力能不能匹配、对组织是否足够忠诚、班子是否团结得好。
显然，“遵义会议”时年仅28岁的博古至少有一个条件不符合要求：能力不能匹配！
不管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之时，还是在“湘江战役”之时，博古和李德都进行了错误的指挥，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事实证明，1935年的“遵义会议”之中，历史并没有选择博古继续成为红军的领导人，这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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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博古，张国焘的能力则是足够强，有足够的社会实践。
张国焘出身于江西萍乡的官绅世家，父亲是为官的，同时经营钱庄，张家生活富足，家世显赫。张国焘是家中长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
用现在的话说，张国焘既是“官二代”又是“富二代”，自一出生开始就有着非常强烈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比身边人都要高出一个头。相比而言，毛泽东出生在封闭的韶山冲，一开始只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石三伢子”。
青年时期的张国焘“少年得志”，甚至可以说是“一路飙升”。相比起来，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还真的远不及张国焘。
1919年，年仅22岁的张国焘在“五四运动”时成了北大的学生领袖，从那时开始就走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而彼时的毛泽东还在北大图书馆当着不起眼的管理员。
1920年，年仅23岁的张国焘就成为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3位发起人之一，他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指导工人运动；而彼时的毛泽东刚回到湖南，当教员。
1921年，年仅24岁的张国焘成为了建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并担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同一个会上，毛泽东只是记录员。
1922年，年仅25岁的张国焘就代表中共前往苏联，成为了中共惟一一个见过列宁的人；而这时候的毛泽东，仅仅只是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3年，年仅26岁的张国焘就代表中共，领导发动了京汉铁路大罢工；这一年，已经30岁的毛泽东第一次从湖南调往中央工作。
1927年，年仅30岁的张国焘就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这一年选择离开大城市，到农村去钻山沟。
1928年，年仅31岁的张国焘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在井冈山打游击。
1935年，年仅38岁的张国焘就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人；毛泽东则刚刚通过遵义会议进入红军领导层；
……
据老一辈人回忆，张国焘确实有很强的能力并会耍政客手腕，非常擅长组织“工人运动”，再加上资格老，曾获得不少人尊重，且长期在党内居于高位。
他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可他对组织的忠诚度呢？
1949年解放后，公安部门在清查旧北京警察局敌伪档案时，意外的发现了张国焘当年叛变的文字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