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二战爆发前的众生相,或许也会给你判断今后的局势以一些启示。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已经进行7年,但对于欧洲来说,才刚刚走到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上(注:抗战有14年和8年两种说法,区别就在于以“七七事变”还是“九·一八事变”为起点,2017年教育部发文指出,抗日战争实际打了14年,此后的教科书均以14年为准)。
奥地利人和德国人都属于日耳曼民族,面对纳粹德国的攻势,奥地利人非但没有奋起抵抗,反而纷纷涌上街头,欢迎德军接他们回家。
原本希特勒的想法是,让奥地利成为德国的卫星国,但当他亲眼看到奥地利人的热情,感觉盛情难却,便决定将奥地利并入德国。
他站在维亚纳的英雄广场发表演说:“我们不是暴君,而是解放者。”
随后德军镇压了反对派,逮捕7000多名奥地利的异见人士,并把他们关押在维也纳西北部的集中营里。
对于希特勒的扩张行为,不论是英国、法国、意大利,还是苏联和美国,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静默,并未出手阻止。
半年后,受到各国默许和纵容的希特勒,把扩张目标对准捷克斯洛伐克。
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有300万德意志人。根据“民族自治”的原则,这些德意志人有权利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也可以保护同胞的名义,迎接流落国外的游子回归祖国。
面对德国的领土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无奈,便向英法寻求帮助。
因为签订的外交条约规定,如果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爆发战争,英法必须按照约定,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抵御德国。
法国总理达拉第和内阁成员商议一整天,都没有想出对策,便请英国首相张伯伦出面调解。张伯伦给希特勒发电报,要求见面商议,争取和平解决。
希特勒保证,苏台德地区是他对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同意,把苏台德地区转让给德国,以求希特勒能息事宁人。
9月29日,德国领袖希特勒、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在慕尼黑召开首脑会议,正式签订协议,把苏台德地区转让给德国,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首脑人物,却没有资格出席会议,只能等待四大强国的裁决。
他们签订的文件被称为《慕尼黑协定》,代表“绥靖政策”的顶峰。
推动《慕尼黑协定》的张伯伦,毫不怀疑这份文件的有效性,刚飞回伦敦,张伯伦便向迎接他的人们说,我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听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迎接永久和平的到来。
所有人都期望的和平并没有到来,迎接他们的只有战火和杀戮、飞机和坦克、诡诈和牺牲、卫国和投降。
世界大战的记忆,深深刻在那一代人的骨子里,也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这篇文章不准备聊“二战”的具体事件,而是把目光放在“二战”爆发的前夕,看看那些人为什么做出后人难以理解的抉择,那些国家到底有怎样的诉求和苦衷。
明白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就知道了“二战”的前因后果。
当他签订《慕尼黑协定》飞回伦敦,向人们宣扬和平的时候,他是真的相信,自己给英国带回了和平,那些欢呼的人们也相信,未来是和平的世界。
因为绥靖与和平,不是张伯伦的个人选择,而是英国人民的共识。
“一战”结束以后,英国做为统治世界百年的日不落帝国,国力严重下滑。
在经济方面,英国的煤产量从1913年的2.87亿吨,减少到1918年的2.27亿吨。生铁产量从1千万吨减少到908万吨,造船业的总吨位从120万吨,跌落到77.2万吨。
在金融方面,“一战”前英国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战后欠了美国50亿美元,沦为债务国,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转移到纽约。
除此之外,1914年的英国货币流通量是3300万英镑,为了应付战争的巨额开销,1920年的货币流通量便暴增到3.5亿英镑。
货币暴增但生产力下滑,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于是1920年的英国物价是1914年的225%。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更是让英国经济雪上加霜。
由于农业减产,英国成为其他国家的剩余粮食倾销地,而工人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1930年英国失业人数已占工人总数的16.8%,1932年更是达到25.5%。
在人口方面,英国在“一战”中损失93万人,占男性壮丁的50%,以至于一度出现女多男少的人口环境。
“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我们讨厌战争,我们需要和平。”
时间进入1936年,英国的一家社会机构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100%的英国人不愿意参加战争。
这说明英国的反战民意,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任何政党和政治家想要执政,都必须向“反战与和平”靠拢,否则就得不到选票。
于是“一战”的创伤产生了反战民意,民意通过选票影响了政府,政府顺应民意,最终出现避战求和的绥靖政策。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谓天意,其实就是民意。
即便受“一战”影响,英国的国力下滑严重,但美国和苏联尚未成长起来,法国和德国在欧洲互相制衡,英国依然是世界帝国。
国家和个人一样,站在食物链最顶端以后,唯一的诉求便是固化,什么都不需要改变,维持现状即可。因为一旦发生任何改变,对他们来说,都有跌落顶端的风险。
所以“一战”和“二战”期间的英国,对内镇压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维持英伦三岛和殖民地的经济内循环健康运转,对外推行绥靖政策,避免爆发战争改变现状。
即便战争一定会爆发,也要尽量祸水东引,让布尔什维克和纳粹打起来,英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明白这样的时代背景,是不是可以理解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了?
很多人都以为,英国首相就是国家的操盘手,一举一动都能改变国家的走向,其实张伯伦也只是时代的囚徒罢了。
在长达四年的“一战”中,法国动员了795万名青年男性参战,但战死131万、伤427万、其中150万人落下终生残疾,相当于整整一代法国青年都葬送在“一战”的炮火里。
巨大的人口牺牲,也让法国爆发“反战与和平”的社会潮流,他们厌恶流血的战争,渴望永久的和平,为了这样的诉求,法国人甚至进行自我催眠:
“相信普遍的繁荣、社会正义、人类平等的和平时期,即将开始。”
爵士音乐充斥在大街小巷,电影院和剧院里座无虚席,咖啡馆里坐满高谈阔论的市民,巴黎街道的高档珠宝店里,摆放着闪耀的珠宝和钻石,前来购物的人们车水马龙。
战争犹如一场短暂的激情,结束之后便是无尽的空虚,法国人为了弥补空虚而肆意放纵,像是末日狂欢。
自从拿破仑时代起,法国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一战”时期依然如此,直到1926年,法国的工业人口才第一次超过农业人口。这样的经济比例,完全不匹配法国的国际地位。
就在这些占国民经济一半的工业里,工厂的机械设备平均使用年限,已经达到25年,可以说大半个法国都是老工业基地,需要进行大规模改造升级,才能重新焕发生机。
1931年,受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影响,法国有118家银行破产,大量企业工厂倒闭,迎来真正的大萧条,此后一年时间,法国的工业产量下降70%
到了签订《慕尼黑协定》的1938年,法国工业倒退回1911年的水平,生产总值只有德国的37%。
这样的经济水平,让法国强硬起来对抗德国,确实有难度。
30年代后期的法国,每月只能生产坦克19辆,导致服役坦克只有200多辆,还是做为步兵的辅助工具使用,而德国用强劲的工业生产大量坦克,已经做为主力兵种使用,在谋划闪电战了。
法国每月生产飞机50—70架,同时期的德国能生产1000架,仅仅是数量上的对比,法国也被虐的体无完肤,失去制空权是很正常的。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法国基本没有实力独自迎战德国,只能在军事上寄希望于马奇诺防线,阻挡德国的兵锋,在外交上寄希望于绥靖政策,拖延战争爆发的时间,能苟一日是一日。
所以法国总理达拉第签订《慕尼黑协定》回到巴黎,还担心因为抛弃盟国,导致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结果却和张伯伦一样,刚下飞机便受到法国人民的夹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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