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红：严济慈的百年科学人生 |2019-03-17

严济慈先生（1901.1.23－199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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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8年，严济慈任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长，李佩是贝满中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郭永怀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和研究生。彼时，他们在北平皇城毗邻而居。

1939年夏，郭永怀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参加“中英庚款留学考试”，物理科目由严济慈先生命题。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李佩随即以探亲名义从美国回国；3月20日，在她和严济慈、曾昭抡等在香港登上第一艘开往天津塘沽的海轮，同船北上；11月，严济慈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1950年9月，李佩启程回美国；1956年10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郭永怀携夫人李佩和女儿郭芹回国，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工作。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创立，严济慈和郭永怀兼任教授；1961年，李佩任科大英语教师；“文革十年”结束，南迁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灾难深重；1978年，77岁的严济慈承接青黄，在北京领导创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并任院长，邀请李佩担任英语教研室主任，成就了她后半生的事业。

由此，我对严济慈先生的经历产生了深厚兴趣。借助于金涛对严济慈先生的访谈录（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与研究》1995年第4期）、以及《严济慈：法兰西情书——爱国爱家爱人》（解放军出版社），我开始追溯他的百年人生，其间，我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认知，几度被颠覆。

例如，教科书上讲，1930年代初，日本侵华，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在1935年振臂高呼“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生发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救亡运动”。

而基本上是同一时期，严济慈眼中的北平是另一番景象。1931年，31岁的他留法归国，选择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我对北平印象非常好，很安静，又有这样的规模……我是第一次到北京，觉得这里是可以安定下来做工作的地方。”北平八年，是他一生中安心做研究的重要阶段。

这令我想起2002年8月，在清华大学采访86岁林家翘教授时，他说：“我回清华的梦想，是帮助清华恢复到1930年代的辉煌。”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惊讶地发现，老先生近百年的人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教育和科学事业启蒙、生根、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一个中国浙江乡下贫寒农家的子弟，到南京高等师范学院的天才学生、法国巴黎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从归国后一名筚路蓝缕的实验物理学家，到新中国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创建者、领导人，让我们追随严先生的脚步，探索中国现代教育和科学的百年历程。

青年时代的严济慈在法国

1901年1月23日，严济慈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县横店下湖严村一户贫寒农家。家里五个孩子，他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因父母想要儿子，他的二姐出生后两个月左右，被送给人家作童养媳。

生活艰难，他的姐姐、妹妹、弟弟连私塾也没有上过，但父母看他聪明好学，仍节衣缩食供他读书。“我七岁时进家族严家祠堂蒙馆，第一位启蒙老师是叔祖父严惟纶先生；九、十岁时，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会打算盘。”一次，父亲到杭州做生意，在书摊上买了一本翻译自日文的《笔算数学》。从未学过数学的他，也找不到老师可求教，就自己一道一道题反复理解，弄懂每个定理，从此对数学有了深厚兴趣。

12岁时，严济慈进东阳县立宏道小学插班。学校离家30里地，他是住校生，自己做饭吃。1914年，13岁的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东阳中学。

东阳中学开办于1913年，时任校长程品文（1885-1961）毕业于浙江省两级师范学校。在东阳中学四年，严济慈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他对各门功课都有兴趣，成绩优秀，数学方面更为突出。“一些令大家头疼的难题，我很容易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到了三四年级，有的难题老题解答不了，也拿来找我解答。历史、地理这些科目，最难的就是年代、人口、面积等数字，我也记得一清二楚。”

中学的英文老师傅东华（1893-1971）先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傅东华，浙江金华人，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曾译长篇小说《失乐园》、《奥德赛》、《堂吉诃德》、《红字》、《飘》等。傅东华1912年毕业于南洋公学中学部，次年进入中华书局当译员，可能是因反袁世凯而遭通缉，逃到东阳中学教书。他思想活跃，英文好，上课采用《泰西五十轶事》、《莎士比亚故事集》作课本，鼓励学生读书英文原著。“受傅先生影响，我订阅了上海出版的英文版《密勒氏评论报》、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月刊》和《英语周刊》，并在傅先生的鼓励下用英文投稿。”严济慈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傅东华也特别喜爱严济慈这个学生，为他取字“慕光”，意谓希望他追求光明和真理。

1917年，严济慈以全校第一名成绩毕业，年底回家继续到私塾读书。1918年夏天，他从家里出发，走了两天的路，然后乘舢板船，沿钱塘江而下到杭州，报考了两所大学。考试揭榜，他以全省第一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同时考上了南京海河工程学校正科生；南京高等师范复试，他再次名列第一，并选择了这所食宿免费的师范学院。

尽管如此，“叔祖父卖掉祖产，为我筹措川资，同窗好友也解囊相助”，他才如愿上了大学。

南京高等师范学制四年，校长是郭秉文，教务长是陶行知。严济慈第一年选商业专修科，第二年转入工业专修科，第三年改学数理化学科。在他转入数理化学科的1920年，东南大学成立，与南京高等师范合在一起，一所大学两个牌子，1923年毕业时，他获得南京高等师范文凭，同时成为东南大学第一届、也是唯一一位毕业生。

1917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校门 

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院，云集一批中国最早一批自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其中三位数学家何鲁、熊庆来、胡刚复，对严济慈一生产生深刻影响。

何鲁（1894-1973）是四川广安人，1912年春成为北京方家胡同“留法俭学会”预备学堂首批学生，年底赴法国里昂大学勤工俭学。1919年获得科学硕士学位之际，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何鲁走上“教育救国”之路，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

何鲁1915年所作数学笔记《微积分学理解》。 刘贤摄

“何先生讲课所用的教材实际是法国中学的课本，但学生反映听不懂，反对他，罢课，最后只有两个人听他的课，其中一个就是我。”在《严济慈先生访谈录》中，他回忆说。法国中学的教育程度，在欧美国家中是最高的，有力学课、宇宙课等高难度的课程，这引发了很多学生抵制何鲁的课。既然这样，何鲁先生对严济慈说：“我们不要上了吧，有什么问题到我家来找我。”

在南京高师一年后，1920年，何鲁转到上海中法通商惠工学校。这所学校是法国人办的，位于上海法租界，每位教授有一幢洋房，何鲁是唯一的中国教授。何鲁当时刚结婚，1920-1922年三年暑假期间，和夫人到北京度假时，便邀请严济慈从南京到上海住在家里，让家中佣人照料其生活，还给他零花钱。

在何鲁家，严济慈认识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1888-1979）先生。王云五曾在中国公学（校址在吴淞口）教过何鲁的英文。王云五听何鲁介绍严济慈的情况后，邀请严济慈编写初中算术的教科书。大学还没毕业，他编写的《初中算术》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何鲁离开南京高师时，向学校推荐了留法数学家熊庆来（1893-1969），并向熊庆来推荐了严济慈。

 熊庆来留学法国时的照片 来源：巜父亲熊庆来》

熊庆来出生于云南省乡镇勒县息宰村，年长何鲁1岁。1913年考取云南省官费留学生，赴比利时学矿业，第二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转赴法国，1920年获蒙彼利埃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0年底回国。1921年11月，应东南大学校长之聘，任数学系教授兼主任。

南京高师读书时，勤奋好学的严济慈还结识了物理教授胡刚复（1892-1966），并因此破例成为中国最早的“赛先生”——中国科学社会员。之所以说是破例，是因为当时规定，未出国留学的人员加入中国科学社只能称为“仲会员”。

胡刚复，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09年，考取首批庚款留美学生，进入哈佛大学物理系。 1915年-1916年，与其兄胡明复等参与创办中国科学社。 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而后回国。

严济慈大学毕业后，以何鲁、熊庆来和胡刚复等人的资助下，赴法国留学；在留学前举行的婚仪式上，何鲁和胡刚复是介绍人。下文的内容会详细讲到。

张宗英出生书香门第，父亲是教育家张绎墨（鹤龄），曾在南京两江师范任教。1919年，严济慈从乡下到南京读书时，张宗英是南京第一女子师范读书，任学生评议会会长，也是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曾领导同学驱赶保守落后的校长。1920年中学毕业后，张宗英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在北京参加过李大钊、瞿秋白等组织的政治活动；但在北京不到一年，1921年夏，她又回到南京，准备报考刚刚成立的东南大学，慕名找严济慈补习功课，两人因此相识。后来，张宗英父母约严济慈在梅庵正式见面。

1923年8月8日，严济慈准备赴法国留学前，和张宗英女士订下百年之约。“订婚仪式是在南京秦淮河一家餐馆举行，请了两桌客人，介绍人是何鲁先生、胡刚复先生，张之高教授代表我的父辈，有20多位知名教授出席。”严济慈在金涛整理的访谈中说道。

1923年10月12日，张宗英送严济慈到上海登上赴法国邮轮，依依惜别。此别四年，1927年11月11日，严济慈获博士学位归来，两人在上海结婚。

严济慈1919年入南京高师时，正值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回国任教，包括何鲁、胡刚复、竺可桢、熊庆来等耳濡目染，他也期望有深造机会，可是，没有官费，这位贫寒农家的子弟怎么出洋？

当何鲁对他说：“毕业了，出国去吧！”他沉默不语。

“伯乐”指点江山：

“千里马”为钱愁：“我正和家父商量筹钱，那两本书的稿酬不足以赴法国船资和在法国的房租生活。家父说一时凑不齐，缓一年再去也可。”

何鲁听罢，对严济慈说道：“你先回去吧，明日这时再来。”

第二天，严济慈如约而至，正在伏案工作的何鲁对他说：“那边几方大洋是熊先生、胡先生和我们夫妇送你去法国的路费，不要讲什么感谢的话了，去了学有所成，日后报效国家，先生们的心足矣。”

1923年11月，严济慈抵达法国，先入巴黎郊区一所中学补习法文半年；1924年夏，他到巴黎大学直接报名参加数学考试。

国内的师长、亲人继续寄钱资助他。从他在巴黎写给未婚妻张宗英的信，可以略见一斑。

1924年5月11信：“真卿吾爱：电汇一千五百佛朗已于六日收到，胡师刚复寄来汇票，亦于今日与第九号惠书（四月十五付邮）同时收到，计八百五十九佛朗，想吾日前之焦急，当可知吾今日之快慰也。”

1924年6月11信：“……本月五日，接胡刚复师挂号函，寄十五金镑，系四月二十三付邮，封面虽书‘经西伯利亚’字样而仍海行者。汇票外围一厚纸，而未附一言……细审之，则此厚纸片，似故为保护汇票而设，恺尔时胡师适患疟故未作书耶？此十五金镑不识由何来，若由胡师出，则胡师超过预许，吾日内堂即复函也。”

  “（六月七日）饭后往朱君处借钱，一登门彼即告知我今日彼接何师函，前电汇千五百方系何师寄我者，当即如数交我。惟何师未一言与我，我日内拟往函，并告以胡师之十五金镑，前熊师来款千佛郎，吾亦曾告之。”

  一周后， 6月18日，他接到何鲁于4月30日写的信：

对于恩师的帮助，严济慈深为感动。在当天给未婚妻的信中，他写道：“吾对着何师的信，不知道流了几多眼泪，我要回何师的信，我要回何师的信，深恨我的脑筋不清楚，不能把我要讲的话显出来，只是混沌的一团情感罢了。我决计明白告诉他胡熊两师的来款，使他亦或安心一点……”

巴黎大学一年分夏秋两季考试。先通过笔试，再通过实验室课考试，数学则是应用题，最后以庄严的面试答辩通过，一门课才算考试结束。通过数学考试后，在1924年7月27日的信中，他以喜悦的心情向未婚妻报告成绩：

“吾已以第一等考得普通算学文凭矣！此为吾在法首试，即得捷报，卿亦必为以快。”

1925年7月，在巴黎大学的夏季考试中，严济慈拿下得三门主课文凭，其中普通物理名列第二，获得巴黎大学硕士文凭。一年之内完成三门主课获得硕士学位，巴黎大学史无前例，他一举成名。

夏尔·法布里（Maurice Paul Auguste Charles Fabry，1867.6－1945.9）教授是法国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也是严济慈普通物理口试的主考官。因在普通物理考试中获第二名，严济慈信心倍增。从巴黎大学毕业后，他致信法63岁的布里教授：“我很荣幸通过了您主持的普通物理考试。我还要很高兴地告诉您，这次我同时还考取了数学分析和理论力学两张文凭。我想向您请教，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几天后，教授回信约请他在索邦大学办公室会面。

1925年7月29日下午，两人会面。在问了严济慈几个问题后，法布里教授对他说：“中国的大学很不错啊，你就到我的实验室来工作吧。”就这样，在巴黎大学理学院法布里教授的实验室，严济慈开始了物理学研究。

星光交汇 1927年回国邮轮上徐悲鸿为严济慈所绘素描像，并为之题字。

1925年8月，在巴黎大学理学院夏尔·法布里教授的实验室，严济慈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研究工作。

法布里教授给的研究题目是《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早在1880年，法国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和兄长雅克·居里，共同发现了晶体压电效应。石英（水晶片）在加压后两面即可产生正电和负电，这就是晶体受电生电的压电现象；皮埃尔·居里进一步发现，在一定面积的水晶片上加诸一定压力，产生的电量是一个常数；反之，如果在水晶片的两面通电，水晶会缩短以改变其厚薄，这就是晶体压电效应的反现象。在1927年之前，居里、伦琴等科学家测到晶体压电效应现象的正系数。根据居里老师李普曼的观点，正现象和反现象应该是客观存在，两个系数应该相等，但在当时，晶体压电效应的反现象只是理论预测，尚未取得实验数据。1906年，皮埃尔·居里因车祸去世，之后，居里夫人接替丈夫在巴黎大学的教授职位，成为巴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

严济慈的研究课题，就是从实验方法上测量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数据。法布里教授为他提供了一切方便的研究条件：他在任何时候自由进入实验室，甚至可以在夜间做实验；实验所须的化学药品、感光材料，填一张申报单，即可获得。

经过反复实验，严济慈发现：用机械手段测量晶体通电后体积变化行不通，决定用单色光作为“尺子”，从而揭开了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的秘密。他说：“我的博士论文比夏尔．法布里教授指定的题目有些发展，包括三部分内容，即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还有石英在电场下的伸缩和石英在电场中光学性质上的改变。论文题目是《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

根据相关规定，法国国家科学博士论文，必须在公开答辩前一个月交给大学，由巴黎大学印一百本交给相关教授审查。严济慈不知道自己的论文是否能通过审查，心里焦急，但仍耐心等，每天到实验室工作。一天，法布里教授找到他，问：“你的论文是否急于发表？可否等一两个星期？”

他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当然可以……“教授离开后，他问实验室的同事后方明白：法布尔教授新近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决定在首次出席的院士例会上，宣读严济慈的博士论文。

当法布里教授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的消息发表时，巴黎各大报纸刊登了法布里教授和严济慈的照片，新闻记者还采访了他，实验室的同事向他祝贺，他们说：“我们的老师是以你的工作开始他的院士生涯。”

1927年6月18日，在巴黎大学的一间大礼堂，严济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法布里教授对他说：“你获得博士学位，我很高兴，但我也很惭愧，因为我不能给你任命……”

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法国政府规定，荣获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人将同时获得高等职务的任命，但这一规定只限于法国公民。

但严济慈没有遗憾，他归心似箭，中国有亲人师长，还有等待四年的未婚妻。

1928年，严济慈张宗英夫妇和长子

在回国的船上，严济慈再结善缘：他认识了画家徐悲鸿（1895-1953）和教育家李石曾（1881-1973）。

“有一天在甲板上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见他约30岁左右，是个斯斯文的中国人，就很高兴地问：‘您怎么认识我？’他回答道：‘您的相片登在巴黎晨报上，所有在法国的中国人都兴奋极了！然后又告诉我，他叫徐悲鸿’。”

在船上，徐悲鸿为严济慈画了一幅像。之后几十年，这幅画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两人也成为至交。后来，徐悲鸿又给他画了两幅画，一幅是马，另一幅是喜鹊登梅，是1935年严济慈当选法国物理学会理事时赠送的。

李石曾在西贡上船，住头等舱，船上有回国的约五十位中国留学生，他约见了徐悲鸿和严济慈。严济慈将自己的论文和刊登论文新闻的巴黎报纸送给他，李石曾高兴地称赞了一番。当时，他们都未曾料到，三年后的1931年，严济慈将成为李石曾创办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

1927年8月，严济慈回到上海；11月11日，他和张宗英在上海举行了婚礼，证婚人为李石曾、郑洪年。

回国一年间，严济慈在四所大学当教授：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中国公学（校长何鲁）、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为交通部前副部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这四所学校分别位于上海和南京，而严济慈担任大学一年级至四年级的物理和数学，每周课时27小时，就这样每两周往返于上海和南京。

严济慈当时的薪资为每个月880大洋，他曾开玩笑说是这辈子工资最多的时候。但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10月，严济慈只教了一年书，还清了留学时欠的债，他选择再次出国。

“我再次去法国，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时局很不稳定；另一方面，我认为在20年代末期，中国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开头。中国最有发展的是地质，但那时地质主要是调查工作，生物学多是采集标本。我第二次出去，是要使自己更充实，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

严济慈、张宗英在法国留影

1928年11月，严济慈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甲种补助金资助，将出生不久的长子严又光托付给岳父母，携夫人同往法国。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简称中基会）1924年9月在北京一所亲王府内成立，以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赔款所组织，旨在发展中国科学事业。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用于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这是美国政府退还中国的第二笔庚子赔款，1908年的第一笔退款用于创建“清华学堂”及培训留学预备生。

严济慈成为“中基会”首批甲种补助金的四位获得者之一。在临行前的欢送会上，他说：“我这次是代替我的儿子出去的，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了根，到了我的儿子这一辈，中国科学水平提高了，他们就用不着出国。”他将自己第二次赴法国做研究视为“博士后”。

在巴黎大学附近，严济慈夫妇租了一套公寓。他先在巴黎大学法布里物理实验室做研究，1929年来到到居里夫人实验室。居里夫人当时买了一架新显微光度计，他帮助安装好后，就利用这台仪器做了干涉现象的测量。这一年，严济慈将在法国留学的郑大章推荐到居里夫人作博士研究生。1930年8月，他到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戈登(Cotton)实验室，这里拥有世界最大的电磁铁。

1937年初，严济慈全家摄于北平（右边女孩为房东的女儿）

1930月12月，严济慈夫妇从巴黎回到北平，先后被任命为北平研究所所长和镭学研究所所长，负责这两个新建研究所的筹办。

1927年，北伐成功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蔡元培在南京成立中央研究院，李石曾在北平成立北平研究院、中法大学。北平研究院办公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和福禄居，当时蒋介石北平行辕在中南海居仁堂。

1931至1938年，严济慈定居北平皇城弓玄胡同，每天步行到东皇城根42号的北平物理研究所，这里曾经是李石曾读书的地方，四合院内盖有一座三层小楼，每层16个房间、分属物理、化学、镭学、药学四个研究所，每个所人员不到10人，均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研究员，院内的平房是他们的宿舍。

北平八年，是严济慈一生中安心做科学研究的重要阶段，他每天晚上和星期天都在研究所工作。

在这段时期，严济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他在实验室条件下对臭氧吸收光谱的研究、臭氧对紫外线吸收系数测定，震动国际物理学家，测定的系数被学界称为“严济慈系数”。自1930年代起，世界气象学家一直利用该系数作为探测高空臭氧层厚度变化的依据，直至1960年代才改用新方法。

根据严济慈的自述，从1925年到1938年，他一共发表了53篇论文，除两篇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其余的都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的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1938年之后，他就没有发表过一篇科学研究论文，因为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一个人最能干、最好的时间是30岁前后，绝不应该压制年轻人。”这是严济慈后来经常说的一句话。

在研究的同时，严济慈悉心栽培年轻人才，他的助手钟盛标、钱临照、陆学善、顾功叙、吕大元等，都是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带着他们做研究，教他们外语和专业知识，到他们能独立做研究时，就将他们送到欧洲去留学。

整个30年代，北平各大学物理系考选出国留学生。为了平衡各大学之间的利益，不在大学教书的严济慈命题了大多数的考试。他回忆说：”据我忆及，经我命题主考录取的一批留学生有，中英庚款考试录取者是钱临照、李国鼎、朱应洗、余瑞璜、彭桓武、王大珩、郭永怀、钱伟长、傅承义；中美庚款考试录取者有龚祖同、顾功叙、吴学蔺、方声恒；中法庚款考试录取者有钱三强 (1936年)等。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

1932年，严济慈参与创建了中国物理学会。1935年1月18日，法国物理学会通过全体会议投票，选举严济慈为法国物理学会1935、1936、1937年度理事。

1936年8月，23岁的钱三强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系主任吴有训教授将他推荐给北平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任助理研究员，月薪80大元，另兼所内无薪酬图书管理员；1937春，在严济慈鼓励下，钱三强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公费留法考试，被录取为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研究生。

1930年代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  钟盛标、严济慈、陆学善、钱临照（从右至左）合影

1937年5月，严济慈启程第三次赴法国，他有几项任务：一是出席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一是参加法布里教授的退休庆祝会，三是作为李石曾的助手参加国际文化合作会议；四是将钱三强引荐到巴黎大学。

严济慈到巴黎一个星期后，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保护各国古代文物议案的讨论中，他走上讲坛发言：

9月，严济慈带领钱三强来到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将他介绍给实验室新主任、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居里。

几个会议结束后，他筹划回国日程，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朋友们劝告他留下，把家眷接到法国。“但我一想，国家处在生死存亡关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虽然不能拿起刀枪，但我有自己的岗位，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抗战效力。”

在巴黎期间，中共负责人吴玉章（1878-1966）来法国宣传中国抗战，经李石曾介绍，严济慈帮助吴玉章联系上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朗之万教授，多次陪吴玉章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公共集会。

严济慈的言行给他和尚在北平的家人带来危险，他临时决定不在上海而是香港上岸，经越南到了昆明。当时熊庆来已从清华大学到云南大学做校长。经过考察，严济慈决定将北平研究院搬迁到云南。而他在北平的家已受日本特务的监视，在清华大学张子高的帮助下，张宗英带着父母和五个孩子，从北平、天津到香港，与他相会，再辗转到了昆明。

从北平到昆明，研究所搬迁过程仪器、书籍多有丢失，无法做研究。当时，应军政部兵工署要求，严济慈带领研究所职工为生产战时仪器，几年中，为前线制造了500架1500倍的显微镜、1000多具无线电报机稳定波频的水晶振荡器、300多套军用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供我国和盟国英国驻印度军队使用，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制光学仪器。他说：“我们因此也培养了一批光学仪器和精密仪器制造的骨干，抗战胜利后，这批人到了东北、西安、上海、北京，成为当地办光学研究所的骨干。”

1945年，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向两位科学家严济慈和林可胜（1897-1969）授予勋章。1945年6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严济慈作为访问教授赴美国考察访问。1946年2月回北平后，着手北平研究院和恢复和重建；1948年3月，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担任中国犒赏会理事长、北平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

1948年9月，从北平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之后到了昆明，与尚滞留昆明的夫人张宗英和3个儿子团聚。

1949年9月，科学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合影。前排左一为：曾昭抡；第三排左三为严济慈 

1948年11月29日，国共平津战役打响，国内局势风云际变。南京民国政府紧急出台“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抢救人员包括各大专院校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国内外有学术杰出贡献者并自愿南来者等，严济慈、钱三强榜上有名。

在解放区，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一场周密安排的护送在上海、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北上的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

1948年12月，北京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先后乘飞机离开北平；但包括清华大学教授钱三强在内的学者，谢绝离开。而已在南方昆明的严济慈，却辗转到香港，再北上。

1949年5月6日，在北平，严济慈应邀出席全国民主青联第一次代表大学，在会上做了《青年与科学》的报告；随后，参与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筹委会工作并任秘书长；7月，他被科代会推荐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1949年9月初，郭沫若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看望严济慈，畅谈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前景，并请他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很犹豫，他还想在科研一线工作。他对郭沫若说：“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因此我希望您另觅人选，我也不擅长这方面的工作……”

郭沫若回答：“你的话是对的。要说不擅长此道，我又休学又是当院长的角色呢？不过倘我们的工作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那么我们的工作还是值得的，甚至不亚于我们对科学的贡献，岂非更大的好事？”并暗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党和人民对您的信任。”

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49岁的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长期从事科研组织工作。

1952年至1954年秋，严济慈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带领一批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在白山黑水间开创共和国的科学事业。1955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8年春，中科院力学所“三巨头”——所长钱学森、副所长郭永怀、党委书记杨刚毅——在北京万寿山开会，钱学森提出：虽然所里刚回国的专家实力非常强，但不能只靠他们，必须创办一所学校培养学生，他们随即向郭沫若院长提出成立星际航行学院。

5月3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聂荣臻副总理呈递了创立一所新型理工科大学的报告，目的是改变过去的教育方式，将教育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利用科学院的科研力量，培养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人才，并建议由郭沫若院长、黄松龄副部长，以及吴有训、严济慈、杜润生、赵守功等7人组成筹备委员会。5月21日，聂荣臻指示同意，并请中央批准；6月2日，邓小平总书记指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所大学。

1958年 9月20日，在北京玉泉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郭沫若校长提出“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严济慈、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等兼任科大教授；1961年，严济慈出任科大副校长，同年出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校务。

严济慈在科大礼堂的讲课，空前盛况，传为一时美谈。

严济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课  

“文革”十年，严济慈基本上待在家里，在凄风苦雨、前途未卜的日子里，他写了一本高等教育参考书《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他也经历了痛失师友亲人之难。

1966年2月，胡刚复因病在天津去世；1969年2月3日深夜，“资产阶段反动学术权威”熊庆来在中关村家里去世，终年76岁。接到熊庆来先生儿子熊秉群的电话，他在一个小时内从城里赶到中关村，在先生遗体前默默哭泣；1973年9月13日，80岁的何鲁在北京家中的书房写作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

1971年9月7日，70岁的严济慈遭受致命打击：二儿子严双光在成都飞机制造厂（132厂）被造反派毒打致死，张宗英日夜恸哭。他不仅强忍痛悲痛安慰老妻、寡媳，还要抚育儿子身后的一对孤儿。

家国堪忧，他的头发很快变白。

1979年4.2-5.18 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讲学。

1977年7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严济慈副校长在开幕式上鼓舞士气，赞扬科大在困难时间做得很好，比其他名校还好，给苦难深重的科大师生以极大安慰。

此后，他积极投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二次创业之中，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筹建小组主任，领导一班人在北京玉泉路科大旧址创建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

1978年3月1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严济慈出任院长，为被“文革”耽误的学子创造机会，开辟留学新通途；7月，他邀请中科大前英语教师、60岁的李佩出任研究生院英语教研室主任；邀请外籍教师；1979年春，他邀请华裔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先生，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讲学。

李佩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先生的夫人，1956年，郭永怀李佩带着5岁的女儿郭芹，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祖国北京，郭永怀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李佩1961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英文教师；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基地回北京，因飞机失事逝世；1969年底，仍然受到审查的李佩随中国科学院从北京到合肥，直到1978年4月才返回北京。

严济慈邀请60岁的李佩任英语教研室主任。李佩说自己不是教授，怎么可以？

 “为什么不行？”严济慈反问。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正式建交；10月，中科院外语教研社的美国外教Mary Van de Water对李佩说：学生们的专业都很强，英语水平也不错，为什么不让他们试试申请自费留学？如果能被美国大学录取为博士，很容易得到资助。

在研究生院的支持下，李佩和Mary协同努力，一年之内，100多位研究生院的学生漂洋过海，赴美国留学。消息传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纷纷效仿，一条崭新的自费留学的道路被开辟出来。

1979年4月2-5月18日，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邀请，李政道教授在系统讲授了“统计力学”、“粒子物理和场论”两门课。授课过程中，他发现部分学生素质很好、中国派遣留学有困难等情况，向严济慈建议：

1980年2月，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学第二任校长；同年7月，他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大第一副校长李昌，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第二次中科大工作会议，确定高水平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培养目标；1983年11月，他上书邓小平总理，要求将中科大列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十所大学之一，邓小平同意。

1985年4月，84岁的严济慈不再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实际领导职务，转任大学的名誉校长；1988年5月，他为大学创建三十周年题词：“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这应该也是他一生求学、研究、培育人才、创建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的写照，也是他对未来中国科学和高等教育的期许。

1991年8月30日，在北京法国驻华使馆，严济慈被法国总统授予“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1991年12月，90岁的严济慈从北京到合肥，冒雪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验收大会。他说：中国科大是我的掌上明珠。

1992年，国家在“八五”计划纲要中提出要“努力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91岁的严济慈致信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万里委员长，陈述理由，要求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列入国家“八五”期间重点支持校，获得批准。

1996年11月2日，严济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92年海内外物理工作者联谊会上江泽民、杨尚昆与严济慈交谈

1910年代，严济慈在东阳学读书，英文老师傅东华为少年天才的他取字“慕光”，意为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他喜欢如此喜欢这个“字”，1923年10月-1927年8月留学法国的四年中，他给未婚妻张宗英写信的落款均为“慕光”；从巴黎大学做物理学研究生开始，“光学”是他的主要领域；他的六个儿子均以“光”赋名：又光、双光、（三子夭折）四光武光、陆光；从大学的课堂和大学的创建者、领导人，他用智慧之光照亮几代中国科学人才。百年回首，他一生为光。

（2019年2月25日23点 第三稿）

 参考资料：

1.  金 涛：严济慈先生访谈录  中国科学院内部刊《院史资料与研究》1995年第4期

作者单位：金 涛（科学普及出版社，北京，100081)；修改版：(中国科技史料China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第 20 卷第3期 Vo1.20 No.3 1999）

2.  严武光严陆光：严济慈与中国科学界《中关村回忆》http://www.cas.cn/zt/kjzt/zgchy/；

http://www.cas.cn/zt/kjzt/zgchy/dybf/201111/P020111115398873164828.pdf

3. 《中国院士笔迹录  严济慈：法兰西情书——爱国爱家爱人》解放军出版社

4.【“五一口号”·记忆（25）】北上北上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8/0423/c85037-29944427.html

5. 张  沪：教育家张宗麟的坎坷一生 http://www.yhcqw.com/28/402.html

6. 《亲历者的记忆》试读： 杨奇——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秘密北上https://book.douban.com/reading/10707396/

7.  《风雨同舟——接送民主群英收税官离港北上参加政协始末》《风雨同舟》 2004年第10-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