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几周前，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公布，同比增长4.8%，环比增长1.3%。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社会零售总额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3%，尤其是在3月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3.5%。在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4月甚至5月份，居民消费恐怕会继续下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外贸顺差，据海关总署统计，一季度中国外贸顺差是近7600亿元，比去年同期扩大近7倍。
在中国第一季度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另一面则是美国第一季度的贸易逆差暴涨，初步数据显示美国第一季度贸逆差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00亿美元左右，尤其是3月份美国贸易逆差达到了1253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大幅增长的贸易逆差造成了第一季度GDP环比下降0.4%，折合年率下降1.4%，这也是过去几天媒体上频频出现的数字。当然，如果用同比数字来看美国第一季度经济比去年同期增长是3.6%，并没有大部分新闻标题表现出来的那么夸张。
国内第一季度经济增幅看起来很不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没有感觉到有这样高的增长。而且，由于4月开始，国内疫情复发，许多地方经济活动暂时中断，更是让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防疫和第二季度经济表现上去。
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般包括消费、投资和外贸。居民消费在年初没有大规模疫情的时候已然落后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在3、4月份疫情爆发以后，消费在没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维持在过去的水平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就。
外贸原本是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个经济方向。但是疫情的爆发造成国内东南地区物流体系暂时停止运转，对于国内的进出口货运和进出口企业的未来订单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打击，有不少企业反映出口订单外流到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对手那里。
宏观政策已经对此作出应对，4月2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要“全力扩大国内需求”。而内需中的投资和消费都在政治局的会议公告中被提及，其中提到消费的表述是：“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其余整段话都是在讨论加强投资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还是基础建设投资。
最近几则其他的新闻也佐证了这一点。从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要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到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从5月开始到2023年3月底，国内煤炭进口实施零关税政策，以鼓励煤炭进口。这一系列政策信号都在显示未来几个季度国内宏观经济的重点在于基建投资项目的落地以及提供一个更好的企业投资环境。
那么中国还有哪些基建方向可以发力呢？
刚刚发布的“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份文件给出了一个方向。中国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镇化已经达到65%左右，14亿人口中大约还有4亿多依然生活在农村。在县以下 的行政区划中，还有着乡、镇、村三级组织。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就是要将农业人口从乡、镇、村吸引到县城居住。而与之相关的基建投资方向，则是包括县城一级的住房、交通、水电、网络等固定基础设施建设。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城市化进程，国内青年人口的城市化比例已经达到70%，高于常驻人口的城市化比例。而大家都知道现在留在农村里的人口很大一部分都是老人和孩子，劳动技能水平不高，收入也有限。
将大量这样的农村人口吸引到县城居住，显然对于县一级行政区域建立能够自我“造血”的经济产业将会造成不小的挑战。但是，从行政成本和提供社会服务的成本来说，实施以县城为中心的农村人口城镇化，可以大幅度降低为这部分农村人口提供水、电、医疗等等各项服务的成本。
行政成本减少和农村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当然是这一次基建投资的理想目标，但是投资的资金从哪里来？
以往国内在推动城市化基建投资的时候，各地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财政作为杠杆来筹集资金，而土地财政最终的买单者自然就是房地产市场上的购房居民。但是国内居民家庭的债务负担在过去几年内上涨幅度很大。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中国居民家庭债务负担从2015年底占GDP的38.9%增长到2021年第三季度的61.6%，增幅在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仅次于中国香港。房贷就是居民家庭债务负担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城市居民家庭作为土地财政的最终买单者，本身已经债务负担高企，再叠加上疫情冲击下收入增长放缓的影响，继续支持土地财政的潜力恐怕已经非常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几亿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该怎么办？
由于这一部分农民的收入处于国内比较低的水平，如果仍然要走土地财政的路径，那么国内几年前启动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就是一个将农村土地货币化，为这部分农村人口提供原始资本，为县城城镇化提供启动资金的主要渠道。
根据农业部的数据，目前已完成为两亿农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15亿亩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5%以上）的工作。这么大规模的土地确权后便可以实现更便捷的流转，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也便于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
在农村土地财政之外，扩大地方债发行就成为筹集政府基建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而当前债务扩张策略上最大的阻碍还是美国加息。一组简单的数据变化就能说明问题：
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1.63%，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2.81%，中美两国国债的利差是1.18%。到了4月19日的时候，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2.93%，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2.85%，中美国债利差是-0.08%，发生罕见的倒挂。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从4月19号开始由6.39跌到一周以后的6.68附近，跌幅接近5%。
这其中原因也很简单，美国正处于加息周期，5月初开始，在加息同时也要开始缩表。而中国为了刺激受到疫情影响的经济正处于货币宽松周期，两者同时发力，人民币汇率下跌也是正常的市场现象，对比欧元、日元最近的跌幅，人民币已经是坚持到最后一个下跌的主要经济体货币了。
基建投资从决策层的政策出台到具体项目正式开始建设，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短期内金融市场的变化则就是键盘上敲下几个指令的时间，所以未来几个月人民币贬值和热钱流出是目前国内将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金融风险。
另一个重要风险则是，在保证GDP增长的同时，基建投资能否实现带动就业恢复和居民收入增长这个重任。
年初国内经济学界对于基建投资的粗略测算显示大概每2000亿人民币的新增基建投资大概可以带动约0.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2021年中国GDP是114万亿人民币，百分之0.1就是约114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现在基建投资转化成GDP增长的效率稍高于55%。
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基建投资多年，高回报的项目大多已经完成建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内基建水平的飞速提高，建设施工上大量采用高性能的机械设备和科技手段，反而对于就业的拉动不如以前。凭借国内现有的财政实力和项目储备，一两年内凭借着基建投资拉动是可以达到GDP增长目标，但是这中间的损耗和效率方面的问题也不能完全忽视。
那么，基建之外还有哪些政策可以用来保障经济发展呢？
首先还是防疫。我之前的文章提到过几个防疫措施，比如加强疫苗接种来降低重症和死亡率，比如建设大量的方舱来增加医疗资源供给和减少挤兑。如果未来核酸检测要常态化，那么培训一大批可以操作核酸检验的工作人员也是需要考虑的一环，这样可以解放一批正规培训过的医生和护士，以便其他医疗服务仍然可以得到保障。
在这些措施之外，对于那些由于疫情被迫停业和被隔离的企业员工提供一些类似于失业保险的社会保障也是值得考虑的。目前已经有商业保险提供隔离险，前几天有新闻报道北京朝阳区为辖区内服务业企业提供商业隔离险，但是很多地方的财政已经很难支持地方政府出面购买这样的商业保险，因此更适合由中央财政推进统一的防疫封控隔离保险，来对被迫集中隔离或者在家隔离的居民提供经济补偿。而那些由于政府规定为了防疫被迫停业的企业员工，则应该可以申请领取类似的封控保险或者失业保险。这样低收入阶层居民可以多少获得一些最基本的经济补助和生活援助。
其次就是关于产业监管政策制定过程的制度化和透明化。这一条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也反复提过，像去年的环保和减碳造成的电力短缺以及游戏产业的版号发放问题。这些监管政策或许背后都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考量，但是政策出台过程和实施过程往往打了大批企业一个措手不及，影响到了企业正常安排生产计划和进行商业投资。
最后，关键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能需要闭环管理和流程改造来保证运行不被疫情打断。比如国内几个港口的运转。每一个环节如码头货物装卸环节、检验和清关环节、卡车进出货场和装卸环节、以及各环节之间的防疫环境消杀等等问题都值得制定一个完善的方案，尽量避免几百条货轮拥堵在港口之外的情况再次发生，保障国内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被动摇。
最新的政治局会议公报里明确提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困难，也为解决困难提出了宏观指导方针。国内疫情发生前，经济发展的主力已经是第三产业。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第三产业解决的就业人口占所有就业人口的47.7%，远超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从2015每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都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速。但是2020年第三产业的增幅是1.9%，低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2021年第三产业增幅是8.2%，与第二产业增幅相当。今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幅是4%，再次低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疫情面前，针对第三产业的经济支持力度应该更大一些，希望有关部门在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可以更多的考虑服务业面临的困难来对症下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