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看到，毛泽东是时时刻刻都有着无穷的动力向前进，也是时时刻刻都是恰到好处地走和别人不一样的独属于自己的路。
但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动力，是什么驱使他总是能做到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最后大家都会跟着他走？这一切真的要归结为天降伟人吗？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虽然历史趋势不会改变，但历史的细节是非常迷人的。
1910年的长沙抢米就已经诞生了一个有着极强自我意识的少年，而接下来的细节会更加宏大且细微。这一个个不常被人注意到的细节，构成了一整个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所以我们要从哪里说起呢？不妨就从他和他父亲说起。
1
毛泽东与他的父亲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他父亲关系不好。在他与斯诺的对话里，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从小就有的反抗意识。那为什么他的弟弟们没有自发的反抗意识，他的同辈们没有自发的反抗意识，偏偏他有？
首先他父亲和韶山冲的其他农民就有经济本质上的不同。
在他出生后不久，他父亲毛贻昌就外出当了湘军，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毛贻昌和别人拉开了距离。毛贻昌见过了世面，知道了米粮在当时的中国流转的一整个流程，因此在毛贻昌回家乡后，没有用当兵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耕种土地上去，那是过去的做法。
按照毛泽东的回忆，毛贻昌是这么做的：
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毛贻昌这个富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富农，而是在当时为数不多的通过农产品商业化而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的富农。
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毛贻昌在当时韶山其他农民看来，实在是个异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暴发户。他没有足够的文化积累来解释自己的迅速崛起，在与族人产生纠纷时，“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
他的经济地位足够了，但他的社会地位还没被人认可。
所以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大儿子身上。
但他那个大儿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毛泽东，是个比毛贻昌这样的异类更异类的存在。
毛泽东不是在韶山冲长大的。因为毛贻昌外出当兵，所以他跟着母亲文七妹去了湘乡唐家圫外祖父家，直到九岁才回去。不要看这都是在湖南，湘乡和韶山的风俗和界限是很清晰的。
毛泽东在跟斯诺回忆时提到过：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做一个湘乡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乡的某一区人也很重要。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
毛泽东后来的老师杨昌济在日记里也写得很清楚：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
在湘乡长大的毛泽东，9岁时回到了韶山，口音、习惯其实都和家里格格不入了，而且从小是被舅舅养大的他，和父亲也不会太亲近。
可偏偏毛贻昌还对他寄予希望，想要他按照自己规定好的路子生活。毛贻昌十几岁就结婚当家，于是他给毛泽东也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同样做米粮生意的罗家。
他在家乡一定会不自在。毛贻昌一直骂毛泽东懒，这是恨铁不成钢。毛泽东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期望长大，他在痛苦了很多年后，遇到了饥民把自家米抢走，在那一瞬间他意识到了，他不把大家当自己人，大家也不会把他当自己人。
这样的情绪始终伴随着他，直到他走上革命道路。
他想要什么？没有人知道。按部就班的老路子他不走，标新立异的赚钱路子他也不走，十几岁了还“不务正业”，在世俗的标准看，这就是个混子。
是啊，没有人知道他想要什么。其实他自己也没想明白。
于是他去了东山学堂。
但没想到的是，无论他怎么向前走，精神压抑都始终伴随着他。
这是唯物的，他的出身是与众不同的（这里的与众不同不是说社会谱系上的阶层，而是说他家庭、他个人在他成长环境中和其他人都基本不一样），不管他走到哪里，他身上都始终存在着一个矛盾：
社会身份与经济积累在社会评价体系里是不对等的。
在湘乡东山学堂里，因为他岁数大所以别人看不上他，因为他是韶山人所以别人看不上他，因为他家不是传统地主所以别人看不上他。他说，我精神上感觉十分苦痛。
对比一下他在东山学堂的两个好朋友，萧子升和萧子暲（萧三）。
萧家是很革命的，这兄弟俩的祖父跟过左宗棠，后来当了县令，父亲参加过戊戌变法和武昌起义，是同盟会员，同时还是东山学堂的校董，不仅是兄弟俩和毛泽东的老师，也是陈赓和谭政的老师。
他们家的革命性传统是很强的，但也因此小孩子本身不具备那么大的反抗意识：要反抗的父辈已经反抗过了，我们不需要脱离家庭就能革命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是辛亥革命后，兄弟俩剪去辫子回到家本以为会受到责罚，结果发现父亲早把辫子剪掉了。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了什么？
总结一下：毛泽东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精神上的家庭，也没有精神上的父亲，他只能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去不断寻找更大的世界。
毛泽东极其看重报纸，这是他和外界接触的办法，他对身边的一切感到烦躁不安，他迫切地想去外面的世界。
2
毛泽东与湖南一师
这时他遇到了辛亥革命，于是参军又退伍；又在报纸上看到了许多学校的招生广告，在不断报考不断退学（读过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看到了湖南师范的招生广告。
他先考入的是湖南第四师范，后来四师与一师合并，他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一师的学生。
聊到这，我们必须延宕开来，说一下师范在民国时尤其是在湖南是什么样的存在。这很重要，这个存在本身的特殊性加强了毛泽东后来的人生印记。
湖南这个地方是特殊的，首先它并不是文化昌盛的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湖南本土的进士都算不得多，直到伴随着太平天国起义而带来的湘军崛起。这件事带来的结果还有湖南的士绅力量几乎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壮大了，并且这些士绅们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长沙城的大量工厂和学校就是他们投资的。
这件事本来就已经带给他们极大的自我主动意识了，而接下来的两件事更是强化了这个意识。
第一件事是从1898年到1906年，湖南有4个条约口岸被迫打开，西方的炮艇和廉价工业品在湖南肆意横行，这使得湖南人的自主性不得不加强。第二件事是戊戌变法，谭嗣同、陈宝箴、唐才常等人使得湖南人对政治的诉求也愈发强烈。
在这种直接感受到了现代化冲击的情况下，再加上科举被废成为必然，新式学堂的兴起就成为湖南士绅找新出路的最佳方式。
当湖南本地需要大量新式学堂时，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大量的掌握新知识的老师。
所以给湖南各地培养小学教员这件事就迫在眉睫了。为了吸引很多人才来师范，当时有着两条规定：
一、师范的食宿费全免，但如果提前退学，要自己补足；二、师范生毕业后必须去湖南各地小学任教至少两年。
归根结底这个举措是为了维持湖南士绅阶级的再生产，让他们可以完整过渡到新式教育来，以保证他们对湖南这个地方的统治地位。
我们分析一下，湖南师范的存在是为了给湖南士绅阶级培养现代化再生产，为此湖南省署投入了大量资金，所以招生考试一定不能简单。那么能考上的，肯定读过书。
再加上师范生的社会地位确实是可以让人以为跃迁了的，所以这些人要么是阶级滑落的士人阶级，要么是家里有闲钱的富农地主。
而商人子弟和官宦子弟并不会选择师范，因为师范生毕业后的出路是被框死的：只能教书。这些有金钱有地位的家庭的小孩显然去北京和上海读书甚至留学才是更好的选择。
在《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给出的统计名单里，我们也能得到确认。
毕竟一师的学生来自湖南的各个县，尤其主要来自当时还比较偏远的农业县比如永丰、湘乡和宁乡。主要还是家里不够有钱的人，他们需要师范，也需要这个出路。
毛泽东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他家里有足够的资本，但他是在不停读书不停退学的过程中与父亲闹翻从而失去了由家里提供学费的可能，独自在省城转悠了几年，这才来到一师。
既不是家庭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民，也不是曾经有过士人的家族。
是的，毛泽东即便是在一师，也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他借助一师获得了师范生的社会身份，但他依旧和其它师范生有着本质的不同。
而他这种独特经济结构下的产物，也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经历：他还参过军。
这一点很重要，当时人的心理是好男不当兵，当兵是地位很低的，想要通过师范生的身份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人是很难选择去当兵的。可毛泽东有这个经历。
他还是会觉得格格不入（他确实屡次反对学校的规章制度），他一定会依旧被视作一个异类。他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和别人不一样。
这种特别，也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如果我结论下得再大胆一点，毛泽东的特别存在，引起了一个人的向往。
那个人就是杨昌济。
大家往往更加关注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但在我看来，毛泽东本身也对杨昌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否则杨昌济不可能一边强避桃源作太古一边欲栽大木柱长天，否则杨昌济不可能如此看重毛泽东到直接说如果要救国一定需要毛泽东。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去说什么天纵英才的唯心主义的迷信的话，我们要唯物地思考问题，那就不妨从杨昌济的个人经历入手。
在杨昌济的日记里提到毛泽东时，有一笔是很有趣的：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杨昌济尤其看重毛泽东的农村出身，是因为他们家自己也是农村出身。
3
毛泽东与杨昌济
杨昌济家世代为农，并没有读书人，直到曾祖父时分了家迁去了板仓，这才开始培养家族子弟读书。但毕竟是世代农家出身，读书也没读出什么成果来，顶天了就是个当地的私塾老师。
而杨昌济的母系是不同的，他母系向氏是书香门第，有过进士，有过举人。杨昌济自己也时常怀念母系的荣光，他在日记里就写过：吾考母系之世系，上溯至鲁斋公，又以见君子之泽，源远而流长也。
因此几乎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杨昌济的母系在他们家的话语权是很高的，而这件事也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杨昌济对男女平等极为看重，他不止一次提及到男女平等的基础是经济平等，强调要尊重女性的个人精神力量，这件事也必然对杨开慧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后话了。
我们继续说，出身农家、以曾国藩为榜样的杨昌济，不可避免地对农家子弟产生了亲近。而不仅杨昌济的父亲没有功名，他自己也始终没能考上举人，只能在家读私塾。在当时的家庭环境下，杨昌济内心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从杨昌济当时的一首诗就能看出端倪：余生真草草，桂短折堪怜。孤馈遭穷厄，牢骚损岁年。
人们以折桂比喻科举及第，杨昌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自己没考上。
非要来个比喻，这就好比一家人都是清华北大哈佛剑桥的，但你自己考了几次都是三本……
在这种情况下，杨昌济遇到了一个人。
一个让他精神上获得了重生的人。
一个对湖南历史有着极大影响的人。
谭嗣同。
杨昌济1893年科举再次失败后，不再科考，一个人苦闷地教私塾。然后在1896年他就接触到了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然后接触到了维新变法，加入了南学会。
一个人在没有出路时看到了一条崭新的路，是一定会去试试看的。哪怕失败了，至少他也看到了新的世界。
即便戊戌变法失败了，他也放下了私塾，选择了留日读书，去往更大的世界。而杨昌济在日本时，因为杨守仁的推荐，又去了英国读书。在日本他认识了陈天华、黄兴等人，在英国他认识了章士钊、吴稚晖等人。
杨昌济获得了不同于私塾教师的新的社会身份：留日、留英学生。这个身份在当时的学界还是很吃香的，它意味着杨昌济完成了自身的社会阶级身份跃迁。
杨昌济和当时学界的那些风云人物比如蔡元培（进士）、陈三立（陈宝箴的儿子）、严修（进士）等许多人都不一样，他的出身并没有什么光环，本来就此平凡一生，但在大时代里遇到了维新派，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但杨昌济的这条路是可以想象到的，他是积极地在向某一类人靠拢。
因此当他看到那个同样出身农家并且正在完成社会阶级身份跃迁的学生时，内心有多么欣喜是不用多说的。
因此当他发现那个学生甚至有一些地方和他自己还不太一样，光芒四射，有着用不完的动力，甚至、甚至对社会阶级身份跃迁这种事毫不在意时，内心的复杂可能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但我相信，在某个瞬间当他看到听了自己的话去阅读《仁学》的蔡和森与那个自己无法完全理解的学生毛泽东时，他一定恍惚了，他一定看到了大笔如椽写出《仁学》的谭嗣同的意气风发。而那曾是他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所以有了杨昌济的保驾护航，毛泽东在一师尽管做了许多“出格”的事情，但屡次被杨昌济保护了下来。即便是毛泽东把校长张干给赶走了，杨昌济和毛泽东的表兄（也是一师老师）王季范都还在力保这个学生。在这里头，也一定有着杨昌济个人的精神寄托。
所以在毛泽东与杨昌济故事的最后，我们发现，杨昌济成为了毛泽东社会学意义上的精神父亲，杨昌济帮助这个学生完成了阶级身份跃迁的最后一环。
在杨昌济去世后，北京大学发表启事，毛泽东作为杨昌济的学生代表，与蔡元培、章士钊、杨度、黎锦熙、陈衡恪、陶孟和、熊崇煦等许多对普通学生来说需要仰望的人并列在名单里。
这意味着在杨昌济生前就已经默认的事情，这个学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他的社会积累，包括人脉，包括地位，这是他能为这个异常喜欢的学生做的最后的事了。
但毛泽东终究是毛泽东，是那个不愿接受别人安排好路的毛泽东。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从来就没在意过这件事。
他不要。
他不要什么社会身份跃迁，他要的是：没有它，对我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