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怎么都想不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同志关系，起源于那个火热的夏天。
1919年夏天，出身于湖南衡山县士绅家族的罗荣桓，到长沙协均中学读书。他的年龄偏大，在协均中学鹤立鸡群，但年龄大意味着明事理，顺其自然得到中学创办者的赏识。
柳直荀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和毛泽东、何叔衡的关系非常好，而且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和杨昌济是同学，于是柳直荀和杨开慧属于两家世交。
多年后，柳直荀和李淑一结婚，便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撮合的。
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淑一里》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里面的“柳”，就是柳直荀。
18岁的罗荣桓，成为柳直荀极其欣赏的学生，相当于在罗荣恒和毛泽东之间，连起一道微不可见的命运线。
柳直荀做为革命者，经常给学生推荐革命进步书籍，讲一些革命救国的道理。罗荣桓在课余时间，也接触到进步的革命知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实人”罗荣桓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对现实不满意，以至于长沙街头有什么游行活动，总有一个戴眼镜的学生，热血沸腾的喊着口号。
已经成为热血青年的罗荣桓，自然在声讨张敬尧的队伍里，并且参加了学界的总罢课。而发动总罢课推动“驱张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正是毛泽东。
站在台上演讲的毛泽东意气风发，站在台下喊口号的罗荣桓默默无闻。
毛泽东也不知道，台下有个小迷弟，将是用一生时间陪他走到最后的人。
罗荣桓做为经常游行的“不法学生”，于1923年被驱逐出长沙，被迫到北京和青岛学习多年。这几年时间，罗荣桓见识了世面，也看清楚日本等列强，在中国是何等骄横跋扈。
罗荣桓甚至有机会不用考试，直接凭一纸介绍信入读黄埔军校，但他从来没有参军的准备，便放弃读黄埔军校的机会，于1927年4月考入武汉中山大学。
当时正是举国白色恐怖的时候，蒋介石为了向欧美纳投名状，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而罗荣桓却在这种危急时刻，申请加入共产党。
大时代扑面而来，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被裹挟着走向未知的前方。
入党入学是罗荣桓的多年夙愿，但革命处于最低潮期，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根本容不得罗荣桓静心读书，赶紧参加革命工作吧你。
7月份，罗荣便被湖北省委派到通城县，做农民运动的工作。
他和通城的革命干部一起，利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成功拉起千余人的农民自卫军，有几百条枪，总指挥是王武扬，参谋长是刘继宋，而罗荣桓出任党代表。
新成立的自卫军战斗力太差，武器装备也不行，更重要的是，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都是新手，基本不会打仗。
这样的部队长期驻扎在通城地区，迟早要被国军剿灭的，想保留革命军队的火种，必须挂靠在党组织的主力部队下面。
“我和余洒度是黄埔二期同学，他现在是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长，驻扎在江西修水，离通城不远，我们去投奔余洒度吧。”
大家商量之后觉得，余洒度是共产党员，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是党的部队，挂靠在那里挺靠谱。
1927年8月底，农民自卫军开赴江西修水，被改编为师部特务连，罗荣桓继续出任党代表。
余洒度的部队，来源于卢德铭的第二方面军指挥部警卫团。聪明的你肯定想到了，这支部队就是秋收起义的主力。
所以在几天后，扛着一把大刀的党代表罗荣桓，便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小迷弟终于站在偶像的麾下，从此不离不弃，再也没有分开过。
有些影视作品喜欢以结果倒推起点，感觉罗荣桓是新中国的元帅，就以为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关系，从秋收起义时就特别亲密。
罗荣桓在“三湾改编”之后，继续出任连队党代表。虽然成为秋收起义的元老，但毛泽东刚认识罗荣桓，关系不可能太近。
再加上红军创建初期，急需能指挥打仗的军事干部，所以即便毛泽东特别重视政治工作，但在干部识别提拔方面，更偏向于军事干部。
比如林彪是黄埔四期生，正规军校毕业，上井冈山后经过无数次实战锻炼，进步非常快，便迅速得到毛泽东的赏识。
相比林彪的快速升迁，罗荣桓的进步可谓缓慢。1929年3月林彪都做到第一纵队司令了，罗荣桓才升为第三纵队麾下的支队党代表。
我们现在看来，不到两年时间从连级升为团级，罗荣桓的速度很快了，还要怎么样啊。
可不要忘了，那是红军猛烈发展的时期，部队数量翻十倍，连级升为团级，属于正常水平，只要没有叛变留下来的干部，基本都升级了，完全体现不出赏识罗荣桓的意思。
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我们说过很多次了，讨论主题包括前委和军委的领导问题、军队的民主问题等等。
毛泽东反对极端民主化，要求建立根据地，而且军队必须听党的命令。
结果毛泽东是绝对的少数派，几乎没什么人支持他，大家把毛泽东喷了一顿，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回忆过，离开红四军的时候，颇有些丧家之犬的意思。
他在会后给毛泽东写信，鼓励他站出来，和军队的不良风气作斗争。毛泽东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给林彪回了一封八千字的长信。
他没有在事后写信，而是在会议上直接站起来，说出自己的观点，举手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闷葫芦似的罗荣桓，居然在“举世皆敌”的环境下，旗帜鲜明的支持自己，特别感慨：
不过毛泽东没有给罗荣桓写长信，毕竟是秋收起义出来的，支持自己是分内之事，另外在红军的初创时期，党代表在军队的影响力有限，罗荣桓的分量……不如林彪。
10月的时候，陈毅去了一趟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事。周恩来听完陈毅的汇报，明确要求，毛泽东应该做红四军的前委书记。
11月23日，陈毅把中央指示带回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3天后，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决定整训部队，并且召开红四军的九大。
于是毛泽东调了几个党代表，用半个多月的时间，一起走访地方和部队，进行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
而罗荣桓便是陪同毛泽东的党代表之一，向毛泽东提了一系列问题，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又参与起草了3万字的决议草案。
经过近身观察，毛泽东发现罗荣桓的表现非常好，能力也特别强，不禁有些后悔：
随后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也就是“古田会议”，毛泽东正式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原则，新发现的优秀人才罗荣桓，也被选为前委委员，以团党代表进入红四军的领导核心。
1930年1月，离“古田会议”结束也就大半个月，罗荣桓被越级提拔为纵队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合称为大罗、小罗。
再过几个月，罗荣桓升为红四军政委，和林彪组成军政领导班子。
那个不受重视的连党代表，就此成为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迫到后方“养病”，其实就是被边缘化了。
贺子珍回忆道，当时没人敢同毛泽东说话，没人敢来看毛泽东。
毛泽东自己也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既然中央苏区的创始人被边缘化了，那些和他亲近的人，纷纷被调离关键部门。
福建省委书记罗明，被扣了“罗明路线”的帽子，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也被批判调动。
而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被调为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说起来都是政治部主任，但远离主力部队的罗荣桓，其实是被贬谪了。
谁让你是秋收起义的人马，谁让你们不能和林彭一样领兵打仗，在一边呆着去吧。
但就是这样的日子，罗荣桓也没说一句软话，没说一句毛泽东的不是，每天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然后和邻居邓小平绕池塘遛弯散步。
对于因自己而起又因自己而落的罗荣桓，闲居的毛泽东深深记在心里。
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重回领导层，随后便把罗荣桓调回红一军团，做政治部副主任。
之所以做副主任，是因为主任有人做了，不能直接换人。
到了抗战开始，林彪聂荣臻执掌115师，罗荣桓是政治部主任，排名第四位。
刚打完平型关战役，聂荣臻便分兵创建五台山根据地，林彪又在1938年3月被阎锡山的哨兵击伤，到底谁来接替115师的军事主官，是个问题。
毛泽东收到林彪受伤的消息，当天夜里就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暂由你兼代。”而同一时期，朱德和彭德怀代表八路军总部发来命令，决定陈光代理师长职务。
经过一番交流，还是朱老总的意见占了上风，陈光做了115师的师长，罗荣桓做师政委。
虽然毛泽东的命令没能奏效，但他偏爱罗荣桓的意思，已经表露无疑。可见从此时起，罗荣桓已经成为他最信任的人。
倒不是说罗荣桓用站队的方式，就能跟着毛泽东崛起。毛泽东做为古今中外领袖中的顶流，想得到他的赏识提拔，绝不是站队就能完成的。
事实上，罗荣桓做为唯一的政工元帅，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最强能力是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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