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927年6月，上面这首诗里的“夏明翰“被中央安排到湖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一个月后，汪精卫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之后他到湖南，开始准备和领导秋收起义。
所以秋收起义的最初目标是打长沙，一共分了三路，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第二路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大家满怀信心要拿下长沙。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三路起义军，三路受挫，连长沙城的边都没摸到，就已经遭受严重损失，全师5000多人也就剩1500多人了。
面对困境，毛泽东不顾中央要求力排众议，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长沙，不给正磨刀霍霍的国民党“送人头”，而是退到一个国民党统治较薄弱的地方，保存力量，再图发展。
192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明确提出了保存农民武装可行的两条路：一是上山；二是投入军队中去。
八七会议两天后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时，再次提出“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我在看书的时候发现，其实早在1927年1月，毛泽东为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湖南衡山考察，当地一位妇女干部张琼，就向他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她的表兄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追捕，曾经上井冈山躲避了几个月，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还有土匪盘踞，是那些土匪庇护了他。
到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准备按中央原定策略打长沙前，毛泽东曾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问大家：“如果起义失败了，我们该去哪儿？”
当时起义军第二团团长王兴亚说：“如果失败了，就去井冈山，那里高山大岭，险要得很，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连绵好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呢！我的两个老庚就是那里的头领！”
2
这也容易理解，对一个士兵而言，队伍打了败仗，现在要上山，还有没有未来和前途啊？
9月20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发表演讲，讲出了“小石头砸烂大水缸”的经典段子。
毛泽东用缓慢而充满力量的语气说：“我们现在只有1000多个人，而国民党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不过，我们现在就是一块坚硬的小石子，蒋介石是一口大水缸。不管水缸再大，只要我们团结得紧、打得勇，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就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让他漏水。我们现在有工人、农民和士兵，一共有三根手指头，而蒋介石就是个兵，难道三根手指头的打不过一根手指头吗？”
这次讲话，史称“文家市转兵”，它代表着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伟大战略的开始。
但毛泽东不知道的是，当时有一对刚十岁出头的表兄弟正爬在学校的围墙上看热闹，亲耳聆听了毛泽东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并因此而改变了整个人生的命运。
在过去的人生中，这两兄弟从没见过上千人武装力量如此宏大的场面，更没见过一个面对众人能如此激情讲话的人。
这对表兄弟的母亲是堂姐妹，表哥14岁，表弟12岁，他们都是湖南浏阳文家市本地人，是在里仁学校就读的学生，也是同班同学。
表哥名叫杨世峻（后改名杨勇），曾在长征期间参加了金沙江、大渡河、土城、娄山关、四渡赤水等战争。
建国后，杨勇在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等职。
表弟名叫胡耀邦，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后来，他有个更为知名的身份，那就是在八十年代曾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多年后，在表兄弟俩功成名就之时，二人还能非常清晰的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并多次给身边人讲“小石子砸烂大水缸”的故事。
3
秋收起义失利和文家市转兵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面说过，其实起义前，大家还是充满信心的，没想到一打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
特别是革命军的战斗失利以后，大家才真正感受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老百姓其实都在观望。
在文章的前面，我之所以会提到夏明翰，是因为他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曾经发现了这个真相。
1927年9月，为了调查秋收起义失利的原因，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调查，夏明翰对任弼时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相反，红军取得若干胜利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
这个在我们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包括毛泽东在内，当时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想明白。
以为只要你是革命的、正义的，你振臂一呼，老百姓就会跟着你走。
比如，自北伐军以武力驱逐湖南军阀以来，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当地农会会员就激增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
所以，当时的毛泽东曾乐观地预言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直到，从秋收起义之后的失利，才让他真正开始去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也因此发现了一个历史和人性深处的秘密。
1928年初，夏明翰被党调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于叛徒的出卖，同年3月18日他不幸在武汉被敌人逮捕。3月20日清晨，他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敌执行官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
于是，夏明翰写下了本文开篇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然后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今后将会对此有更深刻的体会。
4
夏明翰牺牲的1928年，毛泽东和他所率领的部队，已经成功在井冈山上安了家。他开始有时间，深入地总结和思考，这段时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1928年11月，他给中央写了一份内容详实的报告，在报告里他谈到的现象，和夏明翰曾经向任弼时谈到的情况如出一辙：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这和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火热情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云泥之别。
这还是革命性比较强的农民群众，至于中间派的表现则更为直接。
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
1925年，毛泽东曾经思考过另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他得出的结论是：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说白了，你要革命，你首先得弄清楚你要革的对象是谁，靠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他据此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毛选》几卷的开篇之作。
当时的党中央认为，要靠工人。因为苏联已经打了一个样了嘛。
对此，当时中央的负责人表示：开玩笑呢吧，一边玩儿去。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毛泽东专门跑去搞了一次调研，其成果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认为，革命是要靠人才能完成的，你想要借助谁的力量，就要代表谁的利益。
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贫雇农，就像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用“大数据”分析出的：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
他们人数最多，革命的意愿最强烈，他们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里那个“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写道：“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北伐战争期间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可以说，北伐战争之所以进展那么顺利，和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是分不开的。
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上记载：“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故此次我军长驱而北,不两月已克武汉,进兵豫赣,扑灭吴佩孚军阀,得助于农民群众者,实为至多。
发现这一点的毛泽东异常兴奋，从此后，他将所有的经历，全部用在了对这个的研究和宣传上。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对前途很担忧，特地去武汉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
中国有四万万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就被那些地主老财欺压，受尽了苦难，他们就是遍地的干柴，只要把火星子丢上去，那就是熊熊烈火。
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其他高层还认识不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共产国际的“代言人”马林通过观察后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虽然穷，但几乎都是小有产者。内地人同外界的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联系。……因此，农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也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
“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大概就是“没啥用“。
党内对农民运动真正高度重视的，除了毛泽东，也就彭湃等寥寥几人。
所以，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才会坚决地申请到地方去工作，到群众中去。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思想需要掌握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
但就是在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这段历程中，毛泽东发现了另一个关于历史和人性的惊天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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