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过去五年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日益严峻。在外部挑战急剧增多的背景下，有关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讨论再次兴起。很多人不无忧虑的思考：中国还有多大的战略空间？又应如何为自己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
本文分析，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把握“战略时间差”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能够做到以更小的代价获得博弈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战略安全与战略机遇期紧密相连，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战略机遇，得益于技术革命、权力转移和西方战略失误三个因素，但在新形势下，中国尤其需要主动通过把握和运用“战略时间差”，来塑造战略机遇。
本文讨论的“战略时间差”， 就是讨论对时间的运用以及在战略安全中正确把握时间中的空间，从而抢占战略博弈的优势地位并谋取新的战略安全。时间在战争中常常得到重视，例如《孙子兵法》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意思就是说，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先做到不被敌人战胜，然后再捕捉时机战胜敌人。孙子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时间。
“时间差”在国际战略博弈上具有重要意义，用好“时间差”，一方面可以回避对手的锋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己方有机会做好进攻准备。在战略决策上巧妙地利用“时间差”，使在这个时间上所作出的决策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引发的是具有战略性的结果。这样的“时间差”，我们称之为“战略时间差”。
“口水战”并不能使国家在战略博弈中获得优势和取得胜利，只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已；同样，直接对抗也不可能获得战略博弈优势，而且也不是战略博弈的正常状态。《孙子兵法》强调：“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把握“战略时间差”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能够做到以更小的代价获得博弈的优势地位。这种情况古今中外案例众多。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旷日持久的诸侯争霸战争以及欧洲历史上的希波战争中，有不少运用“战略时间差”的成功案例，取得了事半功倍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战国时期，齐威王以善于纳谏用能和励志图强而名载史册，经桂陵、马陵两役大败魏军，开始称雄于诸侯。而魏国在桂陵之战中被打败，十年后恢复了元气，开始对外进攻。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了一次诸侯盟会，但韩、齐两国没有赴会，于是魏惠王下令围攻韩国南梁。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策略就是把握“战略时间差”。此策略是田忌提出的，他认为，在韩魏两国之兵都没有疲敝的情况下，齐国援助韩国，就等于是代韩国受魏国军队的攻击。齐国应该暗中答应救助韩国，让韩国奋力作战。等到双方进入消耗战阶段，韩国支撑不住的时候，齐国再出手援助也不迟。韩国果然在获得齐国承诺的情况下与魏国展开了激战，结果五战五败。于是齐国对魏国宣战并出兵，魏国战败，从此走向衰落。
这个博弈步骤是：魏国攻打韩国的南梁——韩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暗中答应援助韩国，刺激韩与魏拼搏，但齐国却迟迟不出兵——韩魏酣战以后，双方都已疲敝——齐国出兵援救韩国，魏国战败。博弈中，齐国在微观时间意义上精准地使用了“战略时间差”，既援助了韩国并使其因此感激齐国，也彻底削弱了魏国，魏国名将庞涓被射死，魏太子申被俘， 而齐国也在宏观时间意义上使用了“战略时间差”，使齐国重新称雄于诸侯，开启了称霸东方的时代。
公元前308—前307年，秦国攻打韩国宜阳，周赧王非常担心紧靠周的秦国因此独大，这对周来说是绝对不安全的。因此，周君问计于赵累。赵累同样运用了“战略时间差”博弈，其步骤是：首先，秦国攻打韩国宜阳，东周担心秦国独大而不安全。其次，楚国是秦国的最大对手，周君劝楚将景翠援助宜阳——到这一步骤，博弈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从秦韩两国博弈转化为秦楚韩三国博弈，目标还是宜阳。再次，楚将景翠出兵援助宜阳引发了新的博弈：秦国大为惊恐，害怕景翠趁秦军疲惫进行袭击，赶紧把煮枣献给景翠；韩国也因此重谢楚将景翠；东周感激楚将景翠。最后，博弈的结局是，“景翠得城于秦，受宝于韩，而德东周”。
在整个博弈框架中，时间虽然延续了大约一年，但从事件本身来看，是微观时间的博弈。最初只是秦韩在宜阳问题上的博弈，但博弈对象的敏感性极高，使得东周、楚国也都进入博弈过程。由于东周依然是诸侯之上的“天子”，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微弱的影响力，同时也想继续维持自己微弱的影响。东周看似处于博弈之外，但秦一旦强大，东周的地缘环境将变得更加恶劣。赵累没有劝周君直接干预秦国，相反由于东周式微，赵累劝周君纵容秦国攻打宜阳，同时又劝楚将景翠出兵宜阳，实乃让景翠虚晃一招以化解秦国的势头，从而减轻东周所面临的强秦的压力。因此，景翠出兵援助宜阳这件事就成为东周借助的重要“二传手”，使东周成功地对秦国打了一个“战略时间差”。
伊阙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93年，这场战争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所以众多文献如《史记》《资治通鉴》《战国策》 都有记载。伊阙之战为秦军扫平了东进之路，使得秦国在随后的战争中势如破竹。
伊阙之战后，秦国为打开东进中原通道，由大将白起率秦军在伊阙各个歼灭韩国、魏国及西周联军，并打算乘胜追击直取西周。西周虽小但具有象征意义，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过，西周毕竟已经国弱势衰，所以想借用赵国的力量来平衡秦国，因为赵国在魏国北边，而且与秦国搭界，最有可能对秦国造成压力，更重要的是赵国在历经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后，国势强盛。然而，有人对赵国权臣奉阳君李兑建议，不要让秦国攻打西周，而是让秦国继续攻打魏国。理由是，劝说秦国继续攻魏，一方面，赵国可以为西周解除秦国的进攻威胁；另一方面，魏国则会因担心无法对抗秦国的进攻而求救于赵国，希望通过赵国来与秦国讲和，这样，赵国的“国际地位”将骤然提高。如果秦魏两国不讲和而再次开战，这不正是最初的打算吗？这样既保全了西周，又使秦、魏开战，赵国就可以坐山观虎斗。
这里的博弈内容和步骤是：第一步，秦国攻打西周，西周求救于赵国。第二步，西周把赵国邀请进入博弈目标，赵国却劝秦国不要攻打西周而是继续攻打魏国。赵国博弈的目标有二：一是秦魏继续战争，二是魏国请求赵国斡旋以求秦魏讲和。于是进入博弈的新阶段。第三步，秦魏继续战争（前提是秦国军队尚未休整好，且两国还处于战争状态，秦国也担心赵国为西周而发起武力“干涉”，这样，赵国就因解救西周而获得了“国际声望”。这里其实是秦—西周—赵国之间的三方博弈，魏国只是三方博弈的牺牲品）。第四步，在秦魏继续战争的情况下，魏国请求赵国斡旋以求秦魏讲和。这步博弈中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赵国斡旋成功，实现了秦魏讲和；另一个是秦魏无法达成讲和而继续开战。前者，赵国直接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即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后者，赵国达到了为西周解围而让秦魏开战的目标。
这是一个宏观时间意义上的博弈，从上面对复杂博弈的分析来看，作为旁观者，赵国的心态是，赵国与秦国、魏国皆为邻居，秦国、魏国强大对赵国不利。因此，当西周来求赵国，赵国的目的是既要保全西周又要树立赵国的威望。所以，赵国设置的最高目标是：用秦魏复战（继伊阙之战）来保全西周和削弱秦魏两国；同时树立赵国威望。若不然，即便秦魏议和，因赵国暂时置身事外而仍然作为议和的斡旋者，这同样可以保全西周且树立赵国威望。在这一博弈中，赵国成功运用“战略时间差”，利用秦国的“伤”势和魏国的“颓”势来延续自己的国势。应该说，赵国没有费一兵一卒就完全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希波战争之后，波斯从雅典败退，雅典人为安置自己的人准备重建城市和城墙。然而，拉栖代梦人得知后不愿意雅典或任何其他城邦建筑城墙，因为拉栖代梦人已经对雅典感到恐惧了。雅典人就此派一个使团去拉栖代梦。
具体步骤是，第一步，雅典政治家、军事将领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请求以最快的速度派他去，但要等城墙建筑到一定的高度能够防御的时候才出发。第二步，不是立即谒见斯巴达政府当局，而是利用各种借口拖延时间。第三步，拉栖代梦人听说雅典修筑城墙已经达到一定高度，泰米斯托克利对他们说：那是谣言。他建议拉栖代梦人应当派人去雅典证实。与此同时，泰米斯托克利秘密派人带信回雅典，要求雅典尽可能留住拉栖代梦人的使者，但不要公开拘禁他们，直到他自己一行人回到雅典。第四步，泰米斯托克利的同僚到了斯巴达，告诉泰米斯托克利城墙已经修好。第五步，泰米斯托克利才对拉栖代梦人说出了实情。
在这个宏观时间的博弈中也有微观时间意义上的博弈，泰米斯托克利用一个“拖”字，直到雅典成功修筑了城墙，才向拉栖代梦人明确表达了雅典想法：城市应当有一道墙，这无论是对于雅典还是希腊联邦都是有利的；如果不能让同盟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拆除城墙的话，那么雅典现在所采取的步骤就是正确的。出于对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卓越表现的好感，拉栖代梦人也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
（二）近代西方大国的崛起进程中“战略时间差”的运用
近代西方大国的崛起进程虽然都以权力政治学为基础，强调硬实力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它们也同样会注重软实力的运用，包括对“战略时间差”的运用，从而减少战略消耗以实现自己的大国成长。这里以英国和美国为例来分析战略时间差的运用与大国成长之间的关系。
一般都认为英国的崛起是由于工业革命，但如果简单地从工业革命来理解英国的大国成长进程是非常肤浅的。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制造业的发展，但如果没有国际贸易，英国商品不能走出去，那么工业革命就会在英国引发更严重的过剩危机。例如，钢铁产业畸形发展便是如此。由于蒸汽机的出现，火车、轨道等对钢铁的需求骤增，于是大量的资金被投入钢铁产业领域，“大量资本之所以被吸引过来，可能多半不是因为人们进行了理性的盈亏计算，而是因为技术革命具有浪漫的魅力，铁路当时就是技术革命的一个奇妙的象征，它足以让平时循规蹈矩的人摇身变成梦想家”， 结果，经济危机首先就是因钢铁产业的泡沫破裂而引发的。然而，在英国最重要的棉纺业中，并没有出现诸如钢铁产业的泡沫破裂现象。这要归功于土地贵族与工业资本家之间智慧性妥协的博弈。
其博弈的步骤是：第一步，18世纪70年代，英国棉纺织业高速发展。第二步，继续保护土地贵族的利益，避免引发土地贵族对工业资本的对抗。第三步，1831年议会改革，在先进制造业之下推行关税保护，“谦卑”地认为本国工业产业依然“幼稚”。第四步，1846年，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资本迅速对外扩张。
很显然，这是一个宏观时间意义上的博弈。在半个多世纪的产业发展中，英国不仅考虑了内部社会的稳定问题（如第二步）——若像钢铁产业那样急于求成，那么很可能引发不同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且也考虑了在英国资本对外扩张中的持久竞争力问题（如第三步）——先夯实基础，再谋求对外扩张。正因为如此，英国才从废除《谷物法》以后获得了对外资本扩张的巨大收益，“1840年初，英国所积累的海外放款量可能有1。6亿英镑，19世纪50年代初增至约2。5亿英镑，可是在1855—1870年间英国海外投资量平均每年有2900万英镑，故而到1873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存量累积已达10亿英镑。” 不难看出，大英帝国在产业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所利用的“战略时间差”，才是它成为19世纪世界霸权国的最直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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