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用基辛格最近的话来说，中美若能缓和敌对关系，对整体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性。
5月27日有媒体报道，基辛格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表示，美国和中国必须寻求避免在两国紧张的外交关系中把台湾置于中心地位，美国和中国若能缓和敌对关系，对整体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性。
他特别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不应该耍花招以渐进的方式制造“两个中国”的方案，中国也会因此继续保持直到今日仍在保持的耐心。
按我的理解，基辛格的意思是，中国已经保持了足够的耐心，而美国不要力图用渐进式“切香肠”的方式制造“两个中国”的方案来激怒中国。作为一个接近100岁的国际战略家，这些话可以说是他的切身感受，也是他对中美关系的一种警告。
基辛格最近还发表了一系列观点，包括25号出席英国皇家研究所举办的线上活动，发表了对当今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的看法。
他特别提出，美国应该学会适应新的国际秩序，也因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所构建的国际秩序不再适用于全球稳定，由于当前世界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世界，各国的科技和军事力量也得到了大幅提升，武器装备也先进得多，所以，一旦动手，冲突将变得更加激烈，后果和影响力也会非常巨大。
2019年，我们中心和彭博社联合举办了创新经济论坛，基辛格在会上有40分钟的对话。他在对话中特别指出，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有一些互相踩脚是正常的，但如果把任何全球冲突都和中美联系起来，那将是很危险的。
2019年，我陪同周小川行长和王超会长到美国，参加基辛格中心举办的中美专家内部闭门会。那次会议上，基辛格也指出，如果中美两国走向对抗，将比一战、二战给人类带来更为严重的灾难。
我在开头用这么大的篇幅来介绍基辛格近些年来的重要观点，一个结论就是中美关系不能走向对抗，否则就是人类的灾难，而且这个灾难比一战、二战带给人类的灾难还要严重。所以，他不惜在一切场合呼吁中美关系不能走向新冷战。
我想，基辛格的这些劝诫对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对美国的这些政客能否起作用？他们还是不够尊重这样一个世纪老人，不够尊重这样一些至理名言。
我们面对的不是像基辛格这样清醒的战略家在制定政策，我们面临的是失去理智、失去方向的政客和所谓的美国的战略家在制定对华政策。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有幻想，我们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第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是不愿意选边站队的。
从特朗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开始，其实各个国家都表示了非常明确的共同倾向，即不愿意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队。
拜登把中国视作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布林肯现在说中国是最严重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美国不管是搞“亚太经济框架”，还是搞“四方机制”、美英澳AUKUS机制、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等，推出的东西都是在逼迫一些国家选边站队，逼迫这些国家跟随美国的鼓点起舞，企图在世界性的产业链、供应链、贸易科技中去中国化，全方位地把中国从世界舞台上清除掉。
可以想象，美国的政客真的是异想天开。我们观察到，从一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到目前一系列围堵中国的政策，所有的国家，除了那些铁杆的跟着美国最紧的、但是也不见得能够得到好处的个别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明确表示在中美之间会选边站队。
最近，美国把东盟领导人请到了美国——第一次就只请到了李显龙，第二次请到了东盟八国。在美日印澳会议、在日本召开的会议等国际场合，可以看到所有被他们纳入到成员国的这些国家发出的声音，除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几个国家之外，所有的国家发出的声音都是：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这里最典型的代表，比如李显龙、菲律宾前总统和现总统、越南领导人，大家发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即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特别是李显龙，在5月26日访问日本期间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指出日本应该思考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让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得到处理。李显龙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也表示，东盟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合作的重要核心机制，机会和市场都在中国，各国不能不和中国做生意，并且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
我曾经在中心接待了新加坡的公使吴先生，他一开始就说，你们要理解我们新加坡，我们是一个小国，小国在大国之间很难表态，支持中国就会得罪美国，支持美国就会得罪中国。我跟他说，我们中美之间不管谁的势力大、力量大，要看谁做得正确，谁站在道德道义制高点，谁是为整个人类、为地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谁是霸权主义。我觉得小国不在于小，而在于坚持道德和道义的力量。
新加坡现在一直在表示绝不选边站队，这也代表了一种趋势，即在大国竞争博弈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一种中间力量、一种制衡力量就是这些大多数国家，不选边站队就难以形成像冷战时期的两个阵营。布林肯说要力避进入新冷战，但他所有的手段都是要推进新冷战的形成，而这种新冷战已经失去了原有冷战的那种国际关系的基础。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很清晰的判断。
有些人说，特别是中国有些学者说，“中国怎么弄成这样，这么多国家站在美国一方？”这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
其实纳入美国所有名单的真正死心塌地，就是不跟中国做生意、不跟中国来往，切断和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哪个国家表态了？有几个国家采取实际行动了？而且采取实际行动进行了一些切割，这个切割又要多少年时间？一方面切割，一方面合作，什么时候能够剪断和中国的联系？
整个世界在二战后的76年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全球的经济结构，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是不可能把中国完全排除在世界之外的。美国任何以排除中国为目的的所谓团体，都会以失败告终。
美国在奥巴马、希拉里时期为重返亚太筹备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排挤中国的大的贸易协定，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文本的谈判，2016年进入各个国家的批准程序，如果完成程序，2017年世界上就会诞生两个大的排华的贸易体；如果真正实现了，现在全球的情况又是另外一种景象。但是做到了吗？没有做到，不仅是因为特朗普废除了TPP，还因为TTIP始终就被束之高阁，从未真正形成。
所以，对于美国的任何招数，对于它提出的任何东西，我们不要一看来势汹汹，一看它拉名单，就害怕。我们为什么不看中国的优势，只看到美国的气势汹汹？148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所以我们的底气比它足得多，我们有实质性的进展。
第三，美国政客现在犯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和精神分裂症。
从拜登到布林肯、戴琪、耶伦，一众高官几乎都有“精神分裂症”。
比如拜登，每次和习主席对话都做承诺，但承诺之后，他又马上采取和承诺全然不同的做法，说法也完全变了。一个大国领袖，本应一言九鼎，言而有信，美国的信用何在？
比如布林肯最新的讲话，一方面说要避免和中国进入新冷战，一方面又抹黑中国，说中国是世界秩序最大的威胁，是美国中长期最严重的威胁和对手。一篇讲话都如此严重分裂。
比如耶伦，去年就开始说特朗普加征的高额关税，94%是由美国消费者和美国企业承担，因此要取消高额关税；但是到俄乌冲突的时候，耶伦又跳出来说，中国必须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不制裁的话，美国要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使美国受到重创的东西都没有解决，再制裁什么呢？
再比如戴琪，说要寻求和中国再挂钩，但是做法却又都是和中国进行强力脱钩的做法。
美国现在真的没有成熟的政客，没有言行一致的政客；不是美尼尔氏综合症般忽左忽右，就是精神分裂症般，同样一件事，说全然不同的话、采取全然不一致的行动。所以可以说，美国当下的政坛上已经没有合格的政治家、合格的战略家、合格的国家领导人。
美国的高官和主流智库真的没有给国家出好主意，为什么要把一个本来是有序的世界、二战后有序的规则搞得稀巴烂？为什么要挑起和其他大国势不两立的冷战式的斗争呢？
对于我们的智库专家来说，现在看美国越来越清楚，原来我们是仰视、平视，现在有点俯视——不是看低你，而是看透你、看破你，你实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东西实在走不下去了。
第四，中国既要做好短期应对，更要做好长期的针对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的战略准备。
中国要在短期内积极地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和美国要展开各种有可能的合作。比如现在的气候合作，谢特使就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在创新方面，要拉紧产业链、供应链的链条。
中国既要在这些方面做积极的努力，也要做好应对美国执意断链围堵的战略准备。现在最主要的几项政策——
一是在拉紧产业链、供应链的同时，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为此需要梳理让对手充分忌惮、能够给对手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和压力的优势；作为反制手段，尽可能地阻滞、迟滞对手切断供应链、科技合作链、创新链的举措。
二是中国为了延长战略机遇期，做了适度的挑战和调整，但延长战略机遇期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在你的战略机遇期可能被打断，或者新中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已经取得的成果有可能付诸东流的情况下，谈不上延长；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对对手最不利的形式进行报复性打击。
三是在美西方像制裁俄罗斯一样对中国进行毁灭式制裁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收复台湾，特别是在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方面，一定要把台积电这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抢到中国手里。它们正加快向美国转移，要在美国建立六个厂，我们绝对不能让它转移的目标全部实现。
四是要公开地、合理地、尽一切所能地对俄罗斯进行支援。比如，最近中俄联合空演等等；还可以在贸易方面做得更多一些，使中俄通过“一带一路”和普京提出的欧亚大联盟对接，形成我国的战略纵深带，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能源安全带，以作为今后一个重大的安全屏障。
我们现在就应该及早进行谋划和设计，没有必要忌惮美国说我们什么、西方说我们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拿我们说什么当回事，而是认为哪些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利益。
五是要加大和欧洲的合作。特别是现在，欧洲深受俄乌冲突影响，未来经济上欧元会受到重创，此外，欧洲还会出现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难民危机。在欧洲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可以施以援手，加大中欧之间的合作，使亚欧这两个板块重回历史上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另外，可以加大同各个平台的合作。比如“一带一路”，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因为美国对冲，我们自己也对冲。“一带一路”实际上比美国提出的所有花架子都要更实在得多，我们是有问题要解决，但是不能把这些资产放弃。
比如RCEP，要比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做得更实，供应链拉得更紧。比如金砖国家机制、上合机制、东盟峰会等等，相关工作我们都要做深做细。
至于围绕国际话语权，充分发挥智库媒体的作用，人大重阳研究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但要形成全国的优势、集成优势，争取进一步拓展我们在话语权上自由选择和自由发挥的空间。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总经济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观察者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