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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刘伯承的恩怨和无奈|2022-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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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陵说:    

把三件事串联起来,就是刘伯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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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和毛泽东交集,始于宁都会议。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远东局的名义,一手提拔爱徒王明进入政治局,主导中国革命近4年。

此后,王明调兵遣将,选派各路人马进入革命根据地,一来推行极端政策向苏联邀宠,二来夺取中国本土革命家的权力。

在苏联和王明的庇护下,张国焘执掌鄂豫皖苏区的大权,掀起腥风血雨,夏曦去洪湖苏区欺负贺龙,而奔赴中央苏区的,则是项英、王稼祥和任弼时。

项英到中央苏区以后,随即撤销红一方面总前委,同时成立苏区中央局,由人在上海的周恩来书记,身在苏区的项英做代理书记。

于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权,从前委书记毛泽东,转移到苏区中央局的项英,毛泽东只能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身份,参与军事行动。

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的总政委职位,到底是没保住。

同年11月份,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革军委成立,任命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直接指挥部队作战。同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部,总政委毛泽东被迫下岗,成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离开军事岗位,明显被边缘化了。

不过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有不可替代的地方。

12月份周恩来进入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于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便请毛泽东协助工作,这也给他重新出任总政委埋下伏笔。

正如周恩来给中央局的电报说:

“泽东的经验和长处,还需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豫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纠正或解决。”

总体意思就是,用人要用其长处,不要一棍子打死。

于是在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的时候,沉寂一年的毛泽东,被重新任命为总政委,在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工作。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没有以后的纠葛了。

但我们之前说,王明派来的人夺权只是第一步,彻底该换路线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步。(周恩来同志不是王明的人)

路线和政策,才是他们最大的分歧。

毛泽东主张积极防御,新来的人主张积极进攻,毛泽东主张用游击战,新来的人要求用正规战,这种南辕北辙的路线政策,让他们的工作分歧越来越大。

要彻底解决问题,便有了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

项英等人批评毛泽东,积极防御是消极怠工,完全脱离共产国际规定的路线,而且不服从领导,组织观念不强。

毛泽东站起来反驳,但是没人支持他的意见,显得势单力孤。

经过几天的会议批判,项英等人的意见占上风,并且认为毛泽东认识错误不够,不能继续做总政委了。

周恩来想维护毛泽东,说要么我负责战争权责,泽东留在前方相助。要么泽东负责战争权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最后项英等人没有赶尽杀绝,听了周恩来的第一个建议,让毛泽东到后方养病,随时到前方相助。

这就是周恩来,从来不走极端,团结至上,做事留一线。

毛泽东走的时候和周恩来说,服从组织决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不过他从来没有收到电召,过了三年鬼都不上门的日子。

至此,临时中央暂时取得决定性胜利。

写了这么长的宁都会议,这些事和刘伯承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刘伯承是1932年1月进入苏区的,因为以前做过川军的军长,又在苏联伏龙芝军校学习过,满脑子都是正规作战,怎么都看不起苏区的游击战。

所以在宁都会议的博弈中,不论是身份或者战术,刘伯承都不可避免地站在临时中央一边,在会议上批判毛泽东,投票让他下岗养病。

做为土洋斗争的胜利者之一,又是懂正规战术的军人,刘伯承便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用旧经验和苏联知识,谋划红军的战役战术。
而刘伯承最闪光的地方也在这里。

他明明是正规战和游击战博弈的胜利者,却不像其他书生似的,守着苏联的成功经验不放,一条路走到黑。

刘伯承谋划红军战役的时候,发现红军的战术素养太差,武器装备更差,根本不能打正规战,除了游击战以外没别的办法。

仔细想想,好像……毛泽东是正确的?

于是刘伯承放下成见,开始研究游击战术,到1934年初就写出《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游击队穿过敌封锁线到其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论文。

看标题就知道,刘伯承是踏踏实实的研究了游击战,而且造诣相当不错,短短两年时间,已经从正规战军人转型成游击大师。

不知不觉间,刘伯承走到毛泽东的路线上,那么也就不再反对毛泽东了。这个时间点,比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要早一年。

一定要给刘伯承打标签的话,应该是实事求是。

之前不懂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便不做违心的吹捧,宁愿随大流投票让他养病,可一旦明白了毛泽东和游击战术,那就是真心实意的服气。

就像他经过两年思考才决定入党一样:

“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不太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没有私敌,只要和他的思想道路一致,以前的问题都可以既往不咎。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出山主持大局,和中央纵队司令刘伯承合作愉快,一起部署了强渡金沙江、大渡河的战斗,还促成刘伯承和小叶丹结拜,甚至在抗战开始的时候,让刘伯承空降到129师做师长。

此后几十年,刘伯承和毛泽东的关系,虽然不像林彪一样亲近,但整体来说,革命战友关系保持的不错。

只谈公事不谈私情,足够了。

刘伯承和毛泽东缓和容易,和彭德怀缓和就难了。

宁都会议前后,刘伯承写了不少批评游击战术的文章,让中央苏区的干部们非常不爽,彭德怀就吐槽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呵,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后来因为某些传言,刘伯承吐槽彭德怀:“红军本来就存在游击主义么,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

以彭德怀的牛脾气,这能忍?

所以此后几十年,他们两人在战争中能保持合作关系,但是遇到关键问题,难免互相吐槽。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宁都会议的土洋、战术之争,把刘伯承、彭德怀、毛泽东连在一起,有些事已经在这里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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