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他指出：
“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1]
回顾中国共产党建立逾一百年来的历史，毛泽东指出的这三大法宝的第一法宝——“统一战线”，不仅是革命时期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攻坚克难、推进事业发展前进的一大法宝。
坚持和实行“统一战线”反映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独立、社会解放，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理论创新。
资料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二
百年前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中国共产党为救亡图存、寻找强国之路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年幼的中共一切都是在探索之中，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开展工作。
那时年幼的中共也有两个“法宝”，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二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第一重大举措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国民革命”，即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体的方法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当时，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中共领导完全无法理解，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国民革命”；当共产国际明确指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更遭到了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强烈反对。
在1920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明确指出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是“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不要与之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2]。在中国，就是联合民族民主革命的政党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1922年1月至2月，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铁路工人代表邓培，询问国共两党是否可以合作，以推动中国革命发展。这次大会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认清中国国情，起到了推动作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会上正式通过《“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由此全面开展。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启发和推动下，以及考虑到国内形势的变化，陈独秀的态度发生转变，随后在中共二大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原则和实施计划，在联合国民党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
但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共遭到严重打击。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开始从中国实际出发，为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寻找革命道路，并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武装斗争之路。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中部井冈山，把当地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编入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遂川县城，建立了两县工农兵政府和赤卫队，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斗争。
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打破江西国民党军第一次“进剿”，占领宁冈全县，成立了宁冈县革命委员会。至此，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毛泽东曾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3]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时候，不仅各种反动势力不相信红色政权能够长久地生存，就连当时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了“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问。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4]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或国情，指出了中国革命在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下的特殊道路。
资料图：文汇网
毛泽东指出：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即帝国主义列强的中国代理人不同军阀及白色政权之间的持久性冲突与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毛泽东断言：“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5]
年轻的毛泽东的这番分析和见解可谓石破天惊，他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分析及理论是中国革命的真实依据，揭示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规律。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发现的中国革命的真情况、真问题、真规律。
因为有代表不同利益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各方军阀及其白色政权，以及它们之间不断的冲突和战争，共产党和红色政权就可以在它们冲突所提供的时空中生存、壮大；进一步讲，还可以利用军阀及白色政权之间的矛盾，建立暂时和长期的联盟以求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这篇文章对中国特殊历史条件和国情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探索利用敌对势力矛盾，离间分化对手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出了真正属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的开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其所揭示的中国革命规律中，蕴含了后来成为中国革命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与理论，可以说是统一战线的逻辑精髓。
事实上，后来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就是与国民党地方军阀建立了统一战线。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中央苏区军民先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的胜利，将赣西南、闽西两苏区联成一片。中央苏区发展到包括涉及28个县境、拥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从1928年2月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先后坚持了近7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猛烈冲击了国民党统治。
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资料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幅员和人口如此之大的革命根据地长期坚持斗争，需要大量稳定的经济和财力支持。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革命首先就要有饭吃。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央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20多万人，加上中央和地方政权干部，中央苏区的财政供养人员保守估计近40万，这需要非常巨大的财政保障。
处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包围之中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呢？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在必要情况下联合与团结一切可能联合与团结的力量结成合作或协作关系。当时在中央苏区建立的最重要的统一战线对象就是广东军阀陈济棠。
陈济棠在大革命失败时，曾积极地反共和镇压革命群众。但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和红军利用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军阀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以当时德国重新军事化的契机，把根据地拥有的重要军工物资钨砂通过广东军阀输往海外，为中央苏区获得了最主要的经济与资金来源。
陈济棠（资料图/维基百科）
中国赣南有世界“钨都”之称，当年有大小钨矿上百个。钨砂是生产制造枪械的合金钢的关键材料，在国际上非常抢手。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亲自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方面联络，合作建立钨砂出口渠道。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与广东军阀交易，获得了中央苏区急需的物资和资金。与广东军阀合作出口钨砂成为中央苏区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仅1932年至1933年两年时间获得了近600万银元，成为中央苏区国家银行的最主要保证金来源。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将坚持抗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于1933年11月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央红军与十九路军建立统一战线，使福建也成为了钨砂出口的新渠道，为中央苏区获得了大量资金和物资。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排挤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致使与十九路军的统一战线破裂，中央苏区逐渐断绝了与外界联系的最主要的资金和物资来源。继而中央苏区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成为后来中央苏区失败、最后走上“长征”的一个重要原因。全国解放后，朱德曾十分遗憾地指出，如果当年与福建方面保持统一战线，失败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也就不必“爬雪山、过草地”了。
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中央苏区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时候，与广东军阀的统一战线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中央苏区南部的于都，而选择从于都出发正是因为和广东军阀陈济棠部达成了默契，红军得以从赣南出广东迂回躲过了国民党设置的包围圈。
三
统一战线的破坏导致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而带来中国革命的转机和中国共产党命运的转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10月1日正式发表，史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把中国包括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军队在内的所有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联合成新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
《八一宣言》一发布，立即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侨胞和国民党内诸多派别纷纷响应，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气氛。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进一步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会议决定将建立“工农共和国”口号改为建立“人民共和国”。
瓦窑堡会议旧址（图/新华社)
在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侵华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感召下，一年后，爱国将领发动了“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也在最危难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使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直到新中国建立。
建国后，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友人谈话时说：“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5]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成的，史称“协商建国”。新中国既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经过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协商”出来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建立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开端。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五一口号”（资料图/人民网）
《“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高度赞同和拥护中共民主协商建国的主张。当年郭沫若曾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新政协，是民主协商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权的园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立，有代表爱国统一战线的46个党派、人民团体的662人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三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代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新政协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史称“协商建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的成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产物。
五
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不能离开统一战线；一旦离开统一战线，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巨大的挫折和失败。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左”的错误逐渐发生发展，最终造成了国家的大混乱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倒退，其间爱国统一战线也遭到了巨大破坏。“文革”十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工作陷于停顿，从1966年至1978年全国政协没有召开过全体会议。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对象、内容、形式和作用有所区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历史征程。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是联合海内外一切爱国力量，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为目标的统一战线。海内外一切爱国的，赞同、拥护、支持中国发展的各个阶级、阶层、群体乃至个人，都是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和成员。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统一战线在支持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在使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以统一战线在对外开放中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为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的第一项重大经济体制改革举措，是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四个对外开放经济特区。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吸引海外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海外市场。
深圳罗湖区对比变化（资料图/新华社）
经济特区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广大海外爱国华侨华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在上世纪80、90年代，外来投资和建立“三来一补”企业主要来自海外华人侨胞的资本。1990年代初，广东每年新增侨资企业数在全国的比重高60%以上。海外华人侨胞早期的投资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内地工业化的起飞，有力地支持了海外市场的开拓。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外资企业增长到60多万家，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1490亿美元。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一个封闭经济体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资流入国。
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结构巨大变化。社会结构变化为社会各群体关系、社会和谐与稳定带来新的问题。
社会结构变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面临的最大、最深刻的挑战。这又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工作要有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格局。
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一生重大理论贡献时指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终其一生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原理，二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经济剥削。
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原理，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阶级斗争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争取社会统治和地位，而争取社会统治和地位斗争主要是在旧阶级与新阶级之间展开，旧阶级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地位，新阶级要争得统治和地位。这便是阶级斗争的基本性质与内容。[6]
当代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有意义上的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但社会阶层、群体依然存在，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新的社会分化也随之而来，相应地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新的群体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大新兴群体，民营企业家、城市“白领”和农民工。
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者，是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重要投资和经营主体。
城市“白领”是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的非体力劳动者，是维护和支持市场经济运行和知识创新的重要人力资源。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农民工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劳动者、承担者。
与民营企业家、城市“白领”和农民工三大新社会群体相对应的，还有三个“老”社会群体，它们分别是：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在乡农民。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这三大群体自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毕竟在改革开放前它们就已经存在，在中国社会体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主体地位。
按照马克思所发现和揭示的社会政治发展原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主要矛盾存在于新社会群体与“老”社会群体之间。虽然从法律意义上，中国所有的社会群体的地位是平等的，发展机会也是均等的，但显然事实与法律、经验与规范之间还存在着很大距离。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主要表现为，“老”社会群体在社会体系中已经具有稳固的地位以及利益表达与实现机制，而新兴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并不明确和稳定，其利益表达和实现机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虽然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但都属于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
党在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应发挥新的历史作用，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工作的重心和重点在于协调新、“老”社会群体的差异与矛盾，最大限度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是改革开放中新兴社会群体的利益和愿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画出最大的同心圆，这是未来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课题和任务。
七
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奋斗和探索经历表明：什么时候坚持统一战线，什么时候事业就进步、就胜利；什么时候放弃统一战线，什么时候事业就遭受挫折和失败；什么时候发展统一战线，什么时候事业就获得新的活力。
历史证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前进、不断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
注释：
[1]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2]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第143页。
[3]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4]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为即将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所起草的决议的一部分。
[5]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6]毛泽东：《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4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参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8—3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