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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和周详介绍。
不过，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住处留存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达一万余种，近十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
毛泽东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很少去关注的书。
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的“大路货”。他喜欢阅读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诸如，红军长征刚到陕北，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为驳斥所谓“莫斯科控制中国”的传言，毛泽东引用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作品的描述说：“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
威尔斯的作品，那个年代阅读的人本就不多，一路风云征战的毛泽东读之用之，殊为难得。
还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20世纪20年代经鲁迅推荐，渐为人知。这是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毛泽东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
毛泽东的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的。他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历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缘由不言自明。
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是，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
他1940年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党内阅读马列著作的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
1949年，他推荐十二本马列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1963年，他推荐三十本马列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
关于读哲学。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哲学？根据他的有关论述，原因有四：
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这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
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
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毛泽东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第四，毛泽东是理论家，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哲学，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中外学者的书；
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等这些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等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关于读历史。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也就难以正确地走向未来。
毛泽东的一些名言，更直接道出他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
因此，读历史其实是个大概念。毛泽东读史，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作品。
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毛泽东对古代文学作品，诸如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这使他拥有罕见的文史素养。
青年时代，毛泽东自觉地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思想受到不小影响。
他1959年5月15日会见智利外宾时回忆说，青年时代，“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十分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在当时，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19世纪以来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
毛泽东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他也主要是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趋势》等。
从延安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毛泽东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从西学思想中独立出来。
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就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
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他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所作的笔记，毛泽东就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
到晚年，毛泽东也时常读西学。他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等等。
比较起来，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