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从秦始皇以来，中国就是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国家。
但大一统和中央集权都是概念性的东西，要支撑起这样的顶层建筑，必须有一些配套措施，而这些配套措施主要有四种：
地理方面的统一和集权、意识形态方面的统一和集权、经济方面的统一和集权、地方人才向中央流通的渠道。
因为要保证地理上的统一集权，大气候上便有了百代皆行秦政法，郡县制在海内铺开，中央任免地方官吏、郡县无条件服从中央。
而在小气候上便要削藩，汉朝的推恩令、明朝的杀功臣废藩王、我国的五马进京都是此例。
因为要保证意识形态上的统一集权，便有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南宋的理学和八股文，把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中央的手里。
现在则是党组织才有马列主义的解释权，体制外的野狐禅们根本不能插手。
因为要保证地方人才向中央流通，便有了汉朝的举孝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直到隋唐确立了科举制。
那些地方上的人才，都能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中央，然后经中央分配到各个岗位任职，至此中国的顶尖人才几乎都向中央汇聚。唐太宗李世民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就很能说明问题。
现在的科举制，已经演变成考公了。
这三个配套措施，基本上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即便遇到军阀割据的乱世，中国始终是向统一和集权方向走的。
可唯独经济方面的统一集权，两千年来始终没有形成共识，那些执政者们一直在纠结，到底用哪种方式完成经济方面的统一集权。
可以说，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主线就是经济方面的矛盾。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种经济模式。
首先出现的是商鞅版本。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耕战，也就是把主要经济活动放到农业里，然后用战争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