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指井冈山时代的贺家，贺子珍一家。
昨天的文章还需要补充这么一段。毛泽东见了袁文才之后，虽然聊得比较顺利，但后面双方能迅速增强信任，主要还是因为贺家。所以今天写这个文字作为补充。
贺子珍的父亲名叫贺焕文，原是永新当地的一位乡绅。他早年曾捐官当过一个县长，因为人老实而不能适应官场，遭排挤后回到老家当了个师爷。
这位贺焕文虽然当官不行，但子女教育得非常好。尤其是贺敏学、贺子珍与贺怡，都是中共早期骨干。
毛泽东与袁文才相识之初，贺敏学起到非常重要作用。
贺敏学生来顽皮好动，读书不太灵光，却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武术一类的闲书饶有兴趣，有时还舞弄些棍棒拳脚，经常打抱不平。
武术改变了贺敏学。在一次见义勇为事件之后，他惹上了是非，不得已离家避祸。另一方面，武术让他与袁文才和王佐结缘。
贺敏学是在永新县的禾川中学念书的，他在上学之余跟当地的武师学起了功夫。当时袁文才也在禾川中学念书，而且善于“惩恶扬善”。贺敏学由于不安于学习，且江湖气很足，被袁文才误认为是需要“惩治”的对象。
于是袁文才与贺敏学约架比武，被贺敏学揍了；前后约了好几次，被揍服气了。于是不打不相识，袁文才和贺敏学就成了好兄弟。随后两人的命运路线便出现了分叉。
袁文才因为不堪被地主老财们欺辱，投奔了井冈山绿林，后又接受政府招安，最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贺敏学继续念书，考上了南昌军官子弟学校；并参加了北伐战争，他凭借一腔热血给北伐军指路，协助赶跑了盘踞在江西的大军阀孙传芳。
北伐军攻下永新后，贺敏学当选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商民部部长，并担任中共永新秘密支部组织的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贺子珍、贺怡分别担任县党部妇女部正、副部长。他们兄妹一起被称为“永新三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右派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贺敏学深感在国民党内没有前途。这时候，贺敏学在南昌结识了老乡欧阳洛。
这位欧阳洛也是非常之人，就读于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与方志敏等共产党骨干交往密切，并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1926年7月中共永新县支部成立时，欧阳洛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他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打倒豪绅地主”的斗争。在欧阳洛的领导下，广大农民站起来当家作主，经济生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农民协会威望空前。
贺敏学就是在欧阳洛的影响下，于1927年3月由国民党转为共产党。当时是国民党清党前夜，右派比较猖獗。那个时候转党，在个人层面上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在思想层面上需要崇高的家国情怀。
贺敏学入党后第一天开会，发现胞妹贺子珍和贺怡也在场。她们也是在欧阳洛的影响下，先于贺敏学加入了共产党（而后再被党指派加入国民党）。
不过欧阳洛并没有在永新进一步发展。南昌起义即将爆发前夕，欧阳洛根据组织的指示到南昌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后，欧阳洛在长三角地区辗转了一段时间，1930年在武昌地区因叛徒告密被捕，唱着国际歌牺牲。如果他没有去南昌，而是留在当地辅佐毛泽东，那肯定是另一个结局。
贺敏学在永新搞革命被捕，但他并不认命，趁监狱放风的机会与其他被捕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成立了狱中党支部。
贺子珍联系到井冈山的袁文才部，让其前来营救狱中的同志们。
7月18日，袁文才带领农军首先攻开监狱南门，莲花、安福的农军也攻开西门、北门；与此同时贺敏学带领同志们发动狱中暴动，里应外合之下把狱卒打得人仰马翻。随后几方人马汇聚一起，攻占永新，赢得了暴动胜利。
客观来说，永新暴动早于南昌起义（暴动）。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到：“暴动起于永新”。但是因为永新暴动，贺家遭到残酷的牺牲和报复。贺敏学和贺子珍的小弟和小妹惨遭毒手。
永新暴动持续了半个月之久，虽然贺敏学所率领的农民部队骁勇善战，势头十足，且多次粉碎敌方军队计划，但敌众我寡，终难长久。贺敏学意识到：部队必须要转移了。
贺敏学与贺子珍兄妹一起去了井冈山，在袁文才的地盘（茅坪）安顿下来，帮助袁文才训练队伍。昔日同窗好友，终于汇聚于井冈山。
当时的袁文才虽然也是共产党员，但他的队伍是绿林军和农民军的混合体；普遍文化素质较低，本能地信奉“劫富济贫”思想；个人恩怨分明，但也极容易感情用事。比如永新暴动不久，王佐下山找自己的敌人报仇，却遭遇埋伏而损失惨重，差点连累贺敏学与贺子珍。
贺敏学尝试着向他们传输共产主义思想，但收获不大。而且贺敏学也没有毛泽东那种化繁为简、用深入浅出的办法解释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贺敏学也没有游击战思想。
但是在贺敏学的帮助下，面对官兵围剿，袁文才也勉强能应付。但贺敏学知道，如此这般下去也不是办法。他在和袁、王二人长谈，叮嘱贺子珍一切小心之后，潜行下山了，试图寻找组织支援。
当他得知湖南秋收起义之后，便决定前去寻找起义部队，不料刚入湖南境内，便遭遇敌人阻截，无功而返。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入罗霄山脉，接到宋任穷送来的江西省委的信之后决定去井冈山，找袁文才和王佐。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到永新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贺敏学得知消息之后欣喜万分，赶快告知了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并初步做了袁文才的思想工作。在毛泽东和袁文才之间，贺敏学充当润滑剂，提高了沟通效率。
从思想上来说，贺敏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员，并无袁文才身上的绿林气息，和毛泽东比较合拍。
从感情上来说，贺敏学和袁文才意气相投，是生死之交。他和袁文才沟通起来比较容易，说服工作就比较顺畅。
毛泽东改造袁文才和王佐队伍的过程中，贺敏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贺敏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方说黄洋界保卫战，敌人疯狂进攻。危急之下，贺敏学从小井的一个仓库里找到三发炮弹，然后对它们进行修复、点火发射。
结果，三发炮弹只打响了一发。
但就是这一发炮弹，让敌军误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山了，连夜撤退；让红军赢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中写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所谓“炮声”就是指贺敏学发射的那一发炮弹。
客观来说，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贺家功不可没。贺敏学和贺子珍兄妹俩，是毛泽东的得力臂膀。
实际上不仅是井冈山，整个红军时代，贺敏学的表现都很不错。1933年，贺敏学便因军功而成了23军参谋长。这是相当高的一个级别。在他的带领下23军成为赣南战线最有力的主力军，为第4次反围剿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按照正常情况，作为毛泽东的大舅哥，这个级别要是到了建国后，至少是上将级别。然而贺敏学不仅没有沾到光，反而最终成了无冕将军。因为博古在苏区整毛泽东，把贺敏学也顺便整了。他不仅丢了军职，还坐了监狱，甚至差点丢了脑袋。对此毛泽东很难受，表示自己连累了贺家兄妹。
后来又因为博古的原因，贺敏学没能参加长征，再次差点丢了命。经过一系列打击之后，贺敏学一方面低调做人，另一方面继续踏实做事情。
1949年渡江战役，27军80师228团于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的泥汊和狄港渡江，成为最早渡江的部队。这支部队就是贺敏学指挥的。
但是等到1956年授衔时，贺敏学已经转业搞城市建设去了。
对于一个信奉“枪杆子出政权”、并且打了一辈子仗的军人来说，没能获得最后的军衔认定，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贺敏学的第一站是上海，他白天布衣布鞋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上海街头，到施工现场亲测数据，晚上去上海市图书馆内恶补建筑工程知识，也算是累并快乐着。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贺敏学与建筑工程人员的努力下，中苏友好大厦拔地而起。
当贺敏学打算在上海滩大展手脚时，组织又让他去建设西安。某次陈毅副总理去西安视察，询问贺敏学同志在哪里，结果随行人员无人知晓。经过一番找寻，发现贺敏学正在工地上同工人们一起搬砖。
西安也不是贺敏学的终点，随后他又转战福建，为福州、厦门、三明的基建工程发光发热。
贺敏学一辈子的轨迹非常明晰：前半生打仗（搞革命），后半生搬砖（搞建设），完整诠释了那个时代共产党员应有的模样。
——搞革命不贪功，搞建设不贪污；能做到这两点的，真不多。这里强调一下，我补充这篇文字，只为说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