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举，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目前已经是大势所趋，且势不可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一路跌倒撞撞、险象环生的。也可以判断，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一定充满了艰难险阻。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所面临的困难。过去有，现在也有，未来也一定会有。但是不能现在有困难，未来也有困难，我们就裹足不前，消极堕落。
就像长征，强渡了大渡河，后边还有大雪山，接着还会有沼泽地。既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又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明知道解决了这个困难，后边还有更大的困难，但还是勇敢地向前。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最近很火的一首儿歌《孤勇者》就是写长征中的红军。
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军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谁说剃光头的算个英雄……
当前，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毒教材，又比如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还比如河南村镇银行案，以及郑州等地出现的烂尾楼问题。
这些事情大不大，当然大了，因为群众利益无小事。谁也不想吃烧烤的时候，遭遇无妄之灾，谁也不想让自己孩子看问题教科书，谁也不想摊上取款困难和烂尾楼。
尤其是烂尾楼，每一户都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命运。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买一套房需要两三代人勒紧裤腰带，可能还要背负几十万上百万的贷款。
房子一旦烂尾，无异于毁灭了他们的所有，包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一旦摊上烂尾楼，如果不能尽快妥善解决，后果不堪设想，已经有人选择了轻生。
面对烂尾楼，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合法手段积极维权；另一方面，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信心，相信党和国家会尽快妥善处理。
对于当事人之外的吃瓜群众，我们一方面要密切关注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不盲目乐观，更不能灰心沮丧。
唐山烧烤案可以说是震惊全国， 我们觉得那帮流氓黑社会下手太狠了，但从案情本身（其他问题另案讨论），也只能算个伤害案，可能还只是轻伤。
大家的高度关注推动了案件的调查和社会的进步。第一，轻伤不轻（很重），法律修改提上日程；第二，有警察渎职，出警不及时还撒谎；第三，涉赌涉黑。
但是从宏观的角度，社会治理本身就是全世界的难题，唐山案的爆发也不能否认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也不能否认中国治安环境越来越好的事实。
先列数据。国家统计局有历年的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数据表明，最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几年，杀人、伤害、抢劫、拐卖、盗窃等案件大幅度下降。
我们先说杀人案。很不幸，虽然现在社会治安好多了，但是2020年的杀人刑事案依然高达7157起，也就是平均每天20起。
但是如果放眼10年前，2010年杀人案高达13410起，平均每天37起；再往前倒10年（2000年）这个数字是28429起，平均每天78起！
再看伤害案，2010年高达惊人的174990起，也就是平均每天479起；但是2020年已经下降到了79662起，平均每天218起，为十年前的45.6%。
抢劫案也大幅度下降。2002年发生了354926起，2010年下降为237258起，2020年下降为11303起，仅为2002年的3%。
列完了数据蛋总谈一下自己的亲身感受。上世纪90年代，农村打架斗殴伤害杀人甚至灭门，都非常常见，小作坊小煤矿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我们县发生了一起鞭炮厂爆炸，几十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大伙娘小伙子瞬间就没了。
大概在1999年，我们乡某村发生了一起灭门案，一家四口半夜被人锤杀，然后尸体连房子一起化为灰烬。
我有一位小学女同学长得挺漂亮，就坐我后座，可命运多舛，十几岁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瘦弱的身体要照顾爸爸和两个弟弟，因为他爸爸被人剜去了双眼。
我们乡还有一起离奇的案件，一个新婚之后没多久，刚开店踏上美好生活征途的哥们儿，一天跟乡里税务所的税务员发生了口角。
晚上一帮哥们一起吃饭，哥们义气上来了咽不下一口气，一帮人连夜上门找税务员茬子，结果人多手杂把人打死了，问题是还找错了门打错人了……
本世纪初合肥的治安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一个同学刚买了一部诺基亚，晚上一出校门就在黄山路就被人给劫走了（2003年）。
蛋总亲历的盗窃案都列举不完，丢自行车的次数已经多到记不清，钱包口袋也被割过也很多次，也几次被入室盗窃过。
2005年的某一天，我弟跟他同事半夜在合肥街头一个大排档撸串，结果突然冲过来一帮持刀的地痞流氓，不容分说见人就砍，现场一片狼藉。
我弟弟算机灵的，跑得快，不过还是挂彩了，头上和胳膊上被开了口子，鲜血直流。他同事就惨了，跟腱被砍断了，自费住了很多天的院，问题是不了了之。
当时网络不太发达，大家也没有手机，街头也没有监控，社会治安很乱，各种暴力犯罪案件多如牛毛，现在治安已经好多了。
所以唐山烧烤案大家要关注，因为我们对安全感提出了更好的要求，对警察的素质也提高了标准，对黑恶势力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但是问题归问题，关注归关注，不能否认我们国家社会治安的进步，也不能否认公安部门的贡献和付出。
还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让各种消息尤其是坏消息传播得更快。一个社会事件，很可能在几分钟内就传遍全国。
纵向对比过了，我们再来横向对比一下。比如美国，枪击案已经习以为常，抢劫案也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更是家常便饭。
必须得认识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乌克兰目前依然是战火纷飞。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每天都有60-100人死于战争。
有人肯定不服气，跟乌克兰比太low了。你还真别不服气，乌克兰还比赢了，因为美国每天100多人死于枪击案，比乌克兰战争死得还多。
也正因为如此，新的生意门类诞生了，一个是学生防弹背包，一个是学校教室采购的防枪击安全屋。所以呢？所以美国还是强大。
我们要求彻查唐山烧烤案，我们希望绝对安全，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一些恶性案件有时候难以完全避免，我们只能努力去降低发生的概率。
说完了唐山案，再说毒教材。大家关注毒教材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不能容忍别有用心的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我相信国家一定会注意到这件事，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处理。如果没处理，说明火候还没到，说明国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这点事也不算什么。1988年，崇拜西方文明、否定中华民族、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竟公然在中央台播放。
这个节目把王震给气到了，他愤怒地说：这片子看了就火大，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 我们党一顿臭骂，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伤心地说：将来我去见毛主席，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我懂了！
他拍案而起：《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把中华民族污蔑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我坚决反对这个，我要求向中央报告！
而在2012年前后，互联网上更是乌烟瘴气。谁要是敢公开表达爱党或者爱国，在网上可能会被喷死。
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郭敬明，一个是刘嘉玲，一个是赵雅芝，一个是贵州前副省长陈鸣明（现任任贵州省慈善联合会会长）。
郭敬明，是一位80后作家。2012年他发了一条个人感悟，表达自己的爱国立场，结果被骂了几万条，差点被骂成了网民中的“先烈”。
刘嘉玲，2013年7月28日，发布了一张在天安门的留影照片，并配文字：“48年，我终于来到了这里！东方红，我心中的太阳！”随后遭到了恶毒的语言攻击。
赵雅芝，2015年1月8日，发了一则微博：“每次路过天安门都会深深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结果也惹祸上身，惨遭围攻。
类似的还有很多，王宝强在毛泽东诞辰日发表了一则纪念微博，结果也被骂成了翔。王宝强最后没顶住压力，把微博给删了。
2013年，时任贵州省副省长的陈鸣明，转发了一则《瞭望》发布的消息：美国佛州发生枪击案7人死亡，结果没想到这下他戳了某些人的肺管子。
一来二去，陈鸣明回了一句：“一些不爱国者为败类、人渣，应该赶紧去美国，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再次被卷入舆论的暴风中心。
陈鸣明后来发表《有话好好说，从我做起》的长文予以回应，称“个别言语欠妥，有话好好说，从我做起。”
公知横行也就算了，当时的官媒也令人吃惊。刘嘉玲被围攻之后，人民日报微博竟然发表评论，说她应该谨言慎行……
这就是几年前的网络舆论环境，意识形态领域被渗透成了筛子，各路公知占据了网络话语权，段子满天飞，谣言四处传，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网络暴力肆虐。
但是随着网络治理的全面铺开，随着广大网民的一起努力进步，也随着两面人鲁炜等人的落马，网络风气逐渐好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重新占领了舆论阵地。
大家对毒教材的强烈不满，正反映了网民的三观，捍卫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已经成了广大网民的自发和自觉行为，对夹带私货者，已经形成了人人喊打的局面。
再说河南村镇银行案。这个案件，我认为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5万以下的储户全额兑付，这也给了五万以上的大额储户吃了定心丸。
这个案件涉案金额高达400亿，的确触目惊心。但这是涉案金额，不是最终损失，毕竟有的转化成了固定资产，有一部分还能追回。
但无论如何，这案件损失惨重，教训惨痛。其实国家监管部门早在2021年1月就叫停了互联网存款和异地存款，这几家村镇银行依然违规吸储。
而这期间，各种互联网平台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帮助这些村镇银行绕过国家监管，通过银行自研的小程序，把储户的钱导入到了不入账的平台。
这个案件还正在查，但是案情非常复杂，因为涉及腐败，甚至是塌方性腐败。有一个细节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村镇银行案的幕后主使吕弈的出逃。
今年2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蔡鄂生因受贿被逮捕，吕奕作为关联人物被通知协助调查。
在蔡鄂生被逮捕的同一时间，2022年2月10日，河南新财富集团注销。而吕奕，则在协助调查被释放后，然后竟然去了美国。
这么重要一个人物竟然能够出逃，简直是另一个丁义珍。大家都知道，丁义珍出逃了，祁同伟就安全了，高育良也就安全了。
不过这种安全也只是暂时的，丁义珍最后客死他乡，祁同伟开枪自杀，高育良吊儿郎当入狱，个人全部财产被没收。
再说烂尾楼。烂尾楼的事情，其实还好处理。很多房地产公司出现问题，根源在于资金链断裂，只要想办法盘活，大部分楼盘还有得救。
比如恒大，名义上负债1.97万亿，但也要看债务构成。其中欠了供应商9626亿，未交付住房2157亿，包括国内债、美元债在内的金融机构贷款5117亿元。
这意味着啥呢？这意味着只要完成在建项目卖出去，其中供应商的9626亿和2157亿就会降下去。也就是还剩下5000亿金融负债（有息负债）。
当然恒大也不是一无所有，还有土地储备。2020年末，恒大土储总规划建筑面积2.31亿平方米，土地储备原值为人民币4901亿元。
虽然说金融负债有利息，但是土地也会升值。因此恒大并没有死透，只要让资金流动起来，恒大这些资产就能盘活。
说完恒大，再说云南的例子。根据云南日报的消息，截至今年6月13日，全省334个烂尾楼已基本盘活322个，总化解率为96.41%，除了极少数项目，月底可基本实现存量清零。
作为烂尾重灾区的河南也行动了起来。7月19日，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郑州市地产集团将联手河南资产成立地产纾困基金。
这个基金将通过资产处置、资源整合、重组顾问等方式，参与问题楼盘盘活、困难房企救助等解围纾困工作等。
7月18日，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发文，透露平顶山市就烂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提出坚持做到“一楼一策一专班”，“坚决在9月底完成化解任务。
烂尾楼的出现，跟房地产泡沫有关系，也跟国家的宏观调控有关系，加上疫情导致的经济降速，导致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紧张，只要不是资金恶意抽逃，还是能渡过难关的。
但这再次提醒我们，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也千万不要低估中央房住不炒的决心。有人认为，一场金融危机在所难免，这就纯属另一种形式的中国崩溃论了。
说到金融，新中国历史上最悲观的时刻应该在1998年左右，外有亚洲金融危机，内有国有企业大批亏损，数千万工人面临下岗，国字头银行大批呆坏账。
我们来说当年的下岗潮。对于国企职工，一般都把单位当做自己的家。而下岗，意味着被当做负担给无情抛弃了，那种迷茫和绝望恐怕我们难以理解。
1996年我国大约有国有单位职工1.1亿人，到2002年已经下降到不足7000万了。也就是国有单位职工减少将近4000万。
下岗在当时也是无奈之举。1998年亏损国企比重达47.4%，总亏损1960亿元，让中央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当年中央财政收入是9875.95亿元）。
再说银行的呆坏账。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33%，其中四大国有银行在1997年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8.66%。
到了1998年9月,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上升到31.38％。2001年初，农行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惊人的39.8%。
那时候，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很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也十分悲观。我我们班一位老师跟我们聊起了国内形势，语气十分沉重，班里鸦雀无声，气氛沉闷。
在各个城市，也都是十分混乱，动不动就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堵路拉横幅，那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社会的风雨飘摇。
除了这些绝望，还有1988年的价格闯关失败，1989年的社会动荡，1994年的通货膨胀，九十年代的外交三大耻辱，以及军队经商和走私……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绝望，但最终这些问题都得以解决，最终我们顺利从绝望中走出 ，因此要相信
跟那时候比，我们的国力要强盛了许多，经济结构也调整的差不多了，更加合理健康可持续，我们手里也有了更多资源去应对国内外危机。
因此，相比过去那些绝望，当前这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而且也是暂时的。随着疫情企稳，我们伟大复兴前进的步伐，会一如既往的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