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
我说，持这些说法的人，应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付出的巨大牺牲，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程。
在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张作霖违背国际公约到苏联驻华使馆中抓捕共产党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杀得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启汉、萧楚女、李大钊、熊雄、邓培、陈延年、赵世炎、张太雷、夏明翰、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等领导人遇害。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指导全国的革命斗争，多少革命者，特别是革命领袖前仆后继地牺牲。
举个例子：朱德的前妻贺治华和他分手后，同党内一个叫何家兴的人结合。两人都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可他们吓破了胆，想去德国。其实，他们不想干革命了，想脱党，中国共产党也不会阻拦的。可是，他们为了两张到德国的护照和3000美元的奖金，就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给出卖了。
按说他们当了叛徒，找个地方藏起来，别人也不一定知道。可是他们不但不躲藏，还带巡捕上门抓捕、现场指认罗亦农。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跟着巡捕一起练习德语口语，以便将来适应德国的生活。
你看看，共产党人的信仰在叛徒眼中变得多么廉价！
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被捕后，正在苏联的瞿秋白指示中共中央营救，提出三条措施：一是武装劫狱；二是通过关系把人弄出来；三是花钱买通敌人把人救出来。瞿秋白说了，无论需要多少钱，他都可以去想办法筹集。可是，根本来不及营救，罗亦农被捕没几天就被杀害了。
敌人抓捕罗亦农的时候，还有一个重大险情。当时，罗亦农正在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回忆说，幸亏谈话早结束了五六分钟，他从后门先出来了。等他走到前门时，那里有我们的一个暗哨，给他使眼色让他赶紧走。这时候，军警已经从前门冲进去了，正在抓人。邓小平赶紧走了。如果没有1928年的那五六分钟，我们1978年到哪里去找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毛泽东也遇到过这种九死一生的事情。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当天，毛泽东在赶往起义军驻地的路上被民团给抓走了，要押解到县里去。在路上，毛泽东给了押解他的团丁两个大洋。团丁使个眼色，你跑吧！毛泽东赶紧跑，团丁们在后面追。毛泽东跑到一个水塘边的密草丛里隐蔽起来，这才没被抓住。
后来，他在延安跟斯诺回忆说：“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团丁们最后走了，毛泽东才躲过一劫。
我觉得，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都是幸存者啊。这些伟大的领袖，他们的意志同我们今天出家门进校门、出校门进机关门的人不一样，他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毛泽东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是毛泽东的亲身经历，是有着切肤之痛、切身感受的话。
我们再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起义时全军约5000人，20天之后还剩多少？还剩不足1000人。
我们常说，我们党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可历史不是这样的，我们党是从失败走向胜利的。秋收起义原定的目标是打长沙，别说打长沙，当时连已经攻占的浏阳县城都守不住，只有上山。毛泽东说了四个字，“逼上梁山”，上井冈山是被迫的。
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毛泽东组织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全军不足1000人，就一个团的兵力，就这么点人还成立教导队，办学校，要大家好好学习，说你们将来都是人才，将来要干大事。
我说，毛泽东从最初就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拉开了距离。中国历史上有哪个农民起义军办过学校？陈胜、吴广办过学校吗？黄巢办学校了吗？李自成办学校了吗？都没有。农民起义军不办学校，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杀到哪儿，可毛泽东硬是在这不足1000人的小部队里办起了学校。
毛澤東在紅軍大學。
我们国防大学，今天叫“将军的摇篮”，培养军队高级指挥员，它的前身是抗日军政大学，再往前是红军大学，追到最初的根上，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当时的教导队队长吕赤，就是我们这所大学诞生时最早的领导。
1936 年6 月1 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成立。1937 年，校址迁至延安，改名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吕赤，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他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牺牲太早，别说照片，连手绘的形象都没留下来。吕赤是因为副队长陈伯钧的手枪走火牺牲的。
为什么会出这种事儿？因为条件太简陋了，没有武器。陈伯钧缴获了一把勃朗宁手枪。由于缺少保养，手枪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开了。吕赤和陈伯钧关系很好，就开玩笑说什么破枪，就是块废铁，扔了算了。
陈伯钧（上图）不服气，吭哧吭哧擦了一周，终于把枪给擦出来了。有一天吕赤从外面回来，陈伯钧想卖弄一下，说队长你看，我把废铁擦出来了，拿着手枪一晃荡，枪响了，正好打中吕赤。
杀人偿命啊，士兵把陈伯钧扭送到毛泽东那里，吵着让他为队长偿命。毛泽东没有马上下结论，他先安抚了大家的情绪，又和大家商量，说陈伯钧不能杀，因为他是人才。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起义部队就那点儿人，主要成分是湖南的农军、浏阳的学生、安源的矿工，军事素质都很差，全靠有限的几个黄埔生来带。陈伯钧毕业于黄埔六期，再把他杀了，一天损失两个黄埔生，损失太大了。
毛泽东提议，不枪毙，改为打手板，打100下手板。毛泽东的警卫员负责执行，陈士榘和士兵委员会监督。打了20下后，陈伯钧的手就被打肿了，血肉模糊。陈士榘看不下去了，提议说一下顶五下，就此打住吧。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眼光没错，陈伯钧后来成为开国上将。
那时候，红军不仅缺武器、缺人才，还有人怀疑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到底还能混多长时间。我们就这点儿人，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在几个穷山沟里，我们还能折腾多长时间？
看看毛泽东的回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意啊，这话可不是在1949年说的，而是在1930年说的。如果说1949年已经是烈火燎原，那1930年的共产党人就只是几点火星。
一个人的抱负，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体现。今天有人会说，你别跟我谈理想，别跟我谈信仰，我一无权二无钱，别跟我扯这个，等我将来有权了有钱了，我一定有抱负。我说，这不是白扯吗？
理想、信仰、志向、抱负，与金钱、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看毛泽东，当大家都觉得革命不行了的时候，他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有句话说，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少数人因相信而看见。什么叫信仰？我个人觉得，信仰不是多数人的问题，是少数人的问题，是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者的问题。你是领导者，你信不信？你是领导，你不信谁信？
毛泽东就是“因相信而看见”的“关键少数”。我们看看他在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所说的话。
毛泽东说，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再看红军长征。长征多么壮观啊！蒋介石讲，红军今日已成“流寇”，管红军长征叫“流寇西窜”。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流寇能成大事者。李自成是流寇，石达开也是流寇，他们最后都失败了。
所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既然也成了“流寇”，那么失败是早晚的事情。我们的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出发时8.6万余人，整整一年以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损失了十分之九。蒋介石说，“共匪”遭到惨重的失败。
那毛泽东怎么说？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我们细品一下毛泽东的话，它宣示了一种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决定了一个团队到底是攻击还是防御。你看共产党人在这种绝境中的精神状态。
美国人托夫勒写的《第三次浪潮》和《权力的转移》，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风靡中国大地。他总结和概括了人类文明有史以来的三种力量形态：暴力，金钱，知识。我说，他还忘了一种力量形态，还有第四种力量形态，这就是信仰。
共产党人的力量来自信仰，这种来自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力量，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要为民族谋复兴。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追求。
没有初心和使命、没有信仰，哪里会有力量？共产党人的力量，很大一部分不是表现在物质上的，而是表现在精神层面的。
全民族抗战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都快顶不住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愿意出面调停。
蒋介石跟陶德曼说，我绝对不能跟日本人谈。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在那里呢，他们是绝对不会投降的。我要是跟日本人谈了，我的合法地位就没了。所以他们绝不投降，我也不能投降。
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投降，这就是来自信仰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中国共产党人如虎添翼。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曾不被看好，没人看好我们，都觉得我们不行，但最后我们照样夺取全国胜利。
这背后的精神力量，就叫作共产党人的信仰。正是因为有了信仰这种看不见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各种难以想象的苦难中忘我奋斗，最终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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