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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对蒋介石来说注定是痛彻心扉的一年。这一年刚刚开始，蒋介石的厄运就来了。
就在1949年的元旦时，蒋介石主动发表了“求和”文告，提出要以保留国民政府现行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五项内容作为和谈条件：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
“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仅仅看这语言，还以为他挺正儿八经、为民着想。可你若了解这个长期以来高高在上、目中无人、骄横跋扈的“蒋委员长”形象，就一定会发出感叹：
啥玩意儿？这个天天把“娘希匹”挂在嘴边的蒋委员长，居然求饶了？
这些冠冕堂皇的语言，无非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求饶就是求饶，还搞这么个花里胡哨的说法？这倒像是鲁迅短篇小说《孔乙己》里的一个段子，有人说看见孔乙己偷书，孔乙己非要玩狡辩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蒋介石心里苦啊，其实他并不是在1949年元旦时，才突然发现国民党军事实力不济。早在1948年11月14日，毛主席就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写道：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
“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关于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的此消彼长，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蒋介石心里跟明镜似的，只是嘴上不愿承认罢了。那段时间的蒋介石真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连他都求饶了，那国民党的上上下下还不乱套了，还不在精神层面遭受重大打击：
连“老大”都认怂了，那战争还打个锤子？
只是，当战争打到了1949年元旦时，蒋介石连嘴硬的资本都没有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像是抽掉了蒋介石的脊椎，把他变成了“软体动物”，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溃败只是早晚的事。
到了1949年元旦，“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虽然仍在进行中，但人人都已经知道战争的结局–
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的“陈官庄战役”中，国民党杜聿明集团30万部队被包围得严严实实，毛主席还于1948年12月17日发布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到了1949年元旦这一天，四面八方的解放军华野纵队正等着这只“瓮中之鳖”投降呢！
在平津战场上，国民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1949年元旦时，被分割包围的傅作义集团还在负隅顽抗。在之后的“天津战役”中，傅作义梦想能坚守3个月的天津，却被解放军只用了29个小时就攻陷了。
顺道说一下，在1949年春节时，毛主席还下令稳操胜券的解放军部队全面停火，供应北平市民必要的生活物资，顺道让蒋介石过年时别那么“闹心”。
可是，蒋介石怎么可能不闹心？
俗话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蒋介石现在还不如王小二，国民党的崩溃速度不能以年来计算，简直是“一天不如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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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不甘心啊，实在想不通啊！一时之间，郁闷、压抑、愤懑、狂躁、焦虑……各种负面情绪一齐涌上蒋介石的心头，真是难受！
若放在几年前，蒋介石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居然还有主动找毛泽东“求和”的那一天？1945年的“重庆谈判”时，他那副颐气指使、唯我独尊的形象荡然无存，没想到自己真的成了毛泽东口中一戳就破的“纸老虎”？
若是再往前翻一翻老黄历，在十多年前的“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多次命令国民党军队“围剿”位于井冈山的红军，那时的他又是何等的横行霸道、威风八面？
还记得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曾对比过国共两党的实力，斥责博古、李德的做法是“叫花子和龙王爷比宝”。可现在呢？
现在，如果仔细对比国共两党的实力，那确实也是“叫花子和龙王爷比宝”，可角色却互换了，蒋介石自己倒成“叫花子”了！
蒋介石倒是想继续与解放军斗一斗，可是有心无力，他这个“叫花子”实在拿不出“宝”了！
纵然蒋介石内心有一万个不甘心、不愿意，他也不得不接受现实。更何况，至于共产党是否接受“求和”，还不是他说了算，主动权并不在他这里。
事实上，毛主席对事态的发展早有预测：战争打到了这一步，肯定会有一些中间派人士被蒋介石的虚假言辞所蒙蔽，对革命的信念产生动摇，对现实产生迷惘，并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
于是，就在蒋介石“求和”公告的前两天–1948年12月30日，毛主席就在党内打了预防针，他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1949年1月4日，毛主席又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里面对蒋介石的“求和”言辞进行了驳斥，指出蒋介石是虚假的求和–
“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就这样，蒋介石唯一的“遮羞布”，也被毛主席的此篇评论扯掉了。
1月14日，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实现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一项便是“惩办战争罪犯”。当然，至于战争罪犯到底是谁，此项声明里并未指名道姓，这让蒋介石嗅到了一丝“可乘之机”。
一计不成，蒋介石又生一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