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50年代，就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东方沙俄鏖战于克里米亚之际，以洪秀全杨秀清为代表的太平天国与大清帝国也开启了一场南北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者，并非是英法或者沙俄，而是获取了日不落帝国控制权的文官集团。
同样，大清帝国也与太平天国在战争中迎来了双输，新崛起的汉族官僚集团成为了最终的赢家，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他们一步步夺取了封建制度巅峰的大清政权。
亚欧大陆的两侧，全球GDP最大的两个国家，在战火中萃取“新阶层”并非偶然，在遥远的美洲新大陆，引领下一场百年未有大变局的美国，其资本集团也在南北战争中应运而生。
这背后，是工业革命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极大的提升了生产力，也深刻改变了政府这个暴力集团的收入方式，进而不断的推动体制的变化。
在过去，政府向农民收取农税，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为了保证足额收取，就不得不建立起庞大的征收体系，并承担数倍于农税本身的征收成本。
在收税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征税利益集团，导致政府需要养活的“税吏”越来越多，不断趴在农民身上吸血，最终古代王朝在一次次农民与官僚体制的内卷中不断的毁灭与重生，也算是另一个维度的历史周期律。
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人类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工商税逐步取代了农业税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游戏规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工商税的征收成本不足农业税的十分之一，而且还有着不断增长的预期，巨大的优势推动着西方的封建制解体，在无形的手的引导下，高效廉洁的文官政府逐渐将追逐稳定的皇权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