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一篇文章，叫：
《对当前台湾问题最新局势的几点思考》。
在此文中，我主要给出一个判断：
台湾问题需要主动出手才能解决。
既然是主动出手，武力解决肯定是重点考虑的手段。
而主动解决也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但是现在有许多人的心情非常急迫，他们的急迫导致了一种说法的产生——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肯定早就决定开战拿下台湾了。
这种话听起来很爽，但实际上是把他老人家看低了。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与军事家的毛泽东，怎么可能是一个莽撞的人。
不过这种说法带给我们一个思考：
如果毛主席还在，会怎样解决台湾问题？
当然，老人家已经去世多年，本文也就只能进行推测，但是推测也需要有合理依据，不然就成了胡说八道了。
为此，我们需要从毛泽东做过的重大决策中理出思维脉络，找到影响其判断的主要因素，从而形成决策模型，再将这个模型应用于当前时空的台湾问题。
这样才能成为合理的推测过程。
要理出毛泽东的思维脉络，最直接的当然是先看他在世时是打算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
台湾问题，是因为内战中战败的蒋介石集团占据台湾才出现的。作为内战遗留问题，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当然是打过去。
早在渡江战役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就电令粟裕开始研究夺取台湾的方案，并将第9兵团派驻在上海周边进行渡海整训。
而美国政府判断当时的全球局势，出于对蒋介石集团的极度失望，同时希望通过示好，避免新中国全面倒向苏联，在1950年1月5日，由杜鲁门总统出面发表声明，公开表态将不再卷入中国的内战。
于是当时出现了解放台湾的一个绝佳历史窗口。党中央抓紧进行攻台准备，决定拿出60~70亿斤粮食作为军费，再预算3亿美元购买武器装备。
粟裕等人则提出了一个宏伟的“东西夹击，海空并举”立体化攻台作战计划：
准备以2000多艘战船渡海，同时以2.5万人的跳伞部队实施敌后突击，为此在已有的150多架各种型号飞机之外，需要再从苏联采购200多架战机。
攻台部队不断部署到东南沿海，至1950年6月，总数已达16个军50万人的参战部队严阵以待，只等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立即跨海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但是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彻底打乱了国际局势，也打乱了中国的部署。
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基隆、高雄两港，对台湾海峡实施全面封锁。
美国这一举动使我们解放台湾的战役不得不推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之后，中央立即开始重新准备解放台湾。
而美国此时已彻底改变对中国统一的态度，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武装国民党军队，施压蒋介石要求其对标朝韩与两德，正式分裂中国。
在当时的背景下，避免两岸分裂的优先级已高于解放台湾。毛泽东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发动了金门炮战。
金门炮战最早从1954年9月3日开始，一直延续到1979年1月1日。
这场历史上绝无仅有延续20多年的炮战，实际上是对全世界进行宣示：
就在1958年规模最大的八二三炮战期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从菲律宾、太平洋甚至地中海急调军舰支援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上兵力集结，表明了阻止中国统一的明确态度。在这样的强力介入下，以我军当时实力，完全没有能力突破，使得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成为泡影。
基于这样的现实，党中央毛泽东将统一台湾的方针调整为和平谈判，实际上就是希望争取台湾的国民党高层，以图和平统一。
两岸之间通过密使进行了多次接触。毛泽东也给出了和平统一的具体方案“一纲四目”。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接触是1975年春节之后，蒋介石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向中共传递信息：
接到消息后，因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都已经很差了，于是准备安排邓小平作为代表前往。但是，蒋介石在当年4月5日病死，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重病中召见有关人员说了一番话：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吧！我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
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可以看出，他对未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带有深深的遗憾，不得不交给下一代。
回顾毛泽东在世时试图解决台湾问题的整个过程，可以得出一个判断：
他并不是一个唯武力制胜论者，武力与和平对他而言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首先，如果毛泽东崇尚武力，并非完全没有拿下台湾的可能。
虽然以我军当时实力无法突破美军对台湾海峡的封锁，但是如果憋足劲发展海空军力，并且向苏联求援，经过一定时间的充分准备，当有一战的把握。
金日成无视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的现实，执意发动朝鲜统一战争，就是基于这种思路。
但毛泽东显然不是一个豁出去一切砸锅卖铁的赌徒，他的习惯是在重大决策之前充分进行权衡与计算。
他一生之中最冒险的动武决策——抗美援朝，最终下定决心也是因为他认定：
而以当时的条件，非要以武力拿下台湾，明显是一件损害极大的事：
一是为打台湾而使劲提升武力值，肯定会拖累历尽劫难的中国的恢复进程，背上沉重的包袱；
毛泽东不愿意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而是选择进行和平统一的尝试。
再者，是战是和，结合他在几次重大事件中做出的不同选择，可以理出清晰的脉络，并且获得一个理性的决策模型。
我们对比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抗美援朝、中印战争、港澳问题做出的战或和的决策，就可以发现他在决策中考量的是三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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