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与民族团结，是近代中国在受列强侵略欺侮条件下的人民革命的首要任务，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
同时，也是评价执政党和领袖人物所作贡献的主要依据。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在近代面临的多次中国被列强分裂的危机中，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集中表现在建国前后围绕夺取政权与维护主权、反对分裂问题上的三次决策与斗争。
今天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几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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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1945年中共武装进军东北，冲破雅尔塔英美苏秘密协定，避免了第二个“外蒙古”或苏记黄俄“满洲国”的出现。
人们知道“二战”胜利前夕，美英苏三国召开的雅尔塔秘密会议，实际上是美苏划分战后世界势力范围的会议。
美国拿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和苏联做交易，把中国的外蒙古和东北中长铁路和旅大港为筹码，换取苏联出兵，以减轻自己的牺牲，求得太平洋战场的提前胜利。
这件事蒋介石得知后很不高兴。美国在中日战争开始时保持中立，坐山观虎斗。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需要中国抗日时，封中国为中美英苏四大同盟国（G4），蒋介石也成为四大首脑之一。
现在抗战胜利了，还要把中国领土割让出去，如何向国人交待。但在美苏交易中，蒋介石也无可奈何。
派宋子义、王世杰、蒋经国等与苏联谈判，获得斯大林三项保证：
1、苏军解放东北后，确保东北行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
2、不干涉新疆内部事务；
3、不援助中共。
这三项保证对蒋介石来说，倒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他上台以后威胁他的政权与地位的，一是日本、二是共产党。
现在日本投降了，只要苏联不支持中共，共产党还能存在吗？这就去掉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心病。这样，虽然让出了主权，但可以确保其政权了（即主权换政权）。
当时的中共，还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党。对外蒙独立问题虽然插不上手，但对东北问题，是有资格去接受日本投降的。
因为“九一八”事件后，蒋介石令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退出东北后，是共产党的武装在东北坚持斗争的。尽管当时中共并不知道苏军解放东北后要交给国民党政府，但收复东北是中共“七大”就确定的方针。
于是，在落实三项保证中就必然出现中共的决策与苏联进军东北的纠纷，会发生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的矛盾，进而影响美国与苏联在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贯彻落实。说到底阻力就在中共。
国共重庆谈判就在这背景下召开的。
重庆谈判，名为国共谈判，实际是三国四方的美蒋苏三方对中共一方的引诱与施压。
8月14日，南京政府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同一天，蒋介石就致电毛泽东，邀其到重庆谈判。接着，苏联也敦促中共通过国共谈判实现战后“和平建国”。希望中共效仿法共，走议会道路。
毛泽东深知蒋介石其人，经过十天考虑才答应亲临重庆谈判。美国政府特派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张治中乘专机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其规格可谓高矣！
众所周知，苏联劝导中共走法共道路，就是“交枪”“当官”的议会道路。国共谈判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交出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而这两条，也是毛泽东决不退让的原则立场。
当时，“和平建国”的呼声很高，经过八年抗战，谁愿意再打内战呢？但怎样理解“和平建国”，立场不同，认识各异。一些民主党派也劝说毛泽东交出武装，放弃根据地，有的批评毛泽东是“封建割据”思想。压力很大。
毛泽东深知战后国共矛盾是关系着国家民族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问题。如果按照蒋介石的道路走下去，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与主权。
他明确地对民主党派领导人说，中共要是交了枪，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同样也没有民主党派的地位。毛泽东在重庆43天，主要时间用来同国民党高层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交流看法，听取意见。后经双方作出妥协让步，毛泽东将南方新四军各根据地撤退到北方，蒋介石允许中共拥有一定武装和根据地，从而达成“双十和平协定”。
然而，协定归协定，行动归行动。其实，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国帮助下，用飞机、军舰运兵到沿海和东北，与中共武装展开了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特别在争夺东北的斗争中，美、苏、国、共四方矛盾得到充分暴露。
毛泽东则利用矛盾，一箭双雕，明抗美蒋，暗拒苏联，激活了一盘起死回生的棋。
谁都知道：兵贵神速。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共武装出现在东北。
尽管按中苏条约，苏联“不援助中共”，要将东北行政权交与国民党，但总不能禁止中国人进入中国自己的东北领土。当时苏军高层对中共出兵东北缺乏思想准备，而基层更不知有国共之争，并于8月31日与我抗日联军一起占领了山海关。
当时，美苏之间有“苏军不入关、美军不登陆”的默契。但上述行动，立即被美蒋认为是苏联违约支持中共抢占东北。
于是美军从9月13日开始，在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登陆，大规模为国民党运送军队。接着，三国四方的矛盾立即激化，美蒋苏战略计划完全破产乱套。
惟中共乱中有谋，巧妙地处理了同苏联的关系，一方面铁路线大中城市由苏军交予国民党去接管，一方面将进入东北的部队去占领苏联红军占领不到的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
既让苏联按中苏条约去贯彻执行，同时也作了苏联撤出东北后，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应对国民党挑起内战的战场准备。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重庆谈判中如果按照美苏对中共的要求去做，而毛泽东也不顾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只顾目前“和平”去“当官”，无原则地妥协退让，像蒋介石那样“让主权保政权”，那么，战后的中国东北，就自然地成为美苏争霸的前哨阵地和冷战的牺牲品。
美蒋可以利用东北围剿华北的中共武装力量；苏联则利用其在东北特权，培植亲苏势力，伺机成为苏记“满洲国”，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高瞻远瞩，以战略的先机，堵死了潜在的东北再成为“满洲国”的可能性。
如今有人拿抗日战争时期“蒋委员长”的合法身份，用来贬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实在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不是别有用心，也是无知。
如何评价领袖人物，怎样看伟人的贡献，首先就看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黎阳同志称中共争取东北的斗争是“毛泽东时代的序幕”。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既不是从毛泽东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开始，也不是从开国领导人算起，而是从毛泽东能担负起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责任与实际贡献开始的。
这是对毛泽东历史贡献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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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再次避免了中国南北分裂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