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如果是真诚的，那它就会有种大义凛然、不容置疑的气势–我在文革中见过红卫兵小将在批判爱因斯坦时就是这种气势。应对这种真诚而又大义凛然的无知的方法，苏格拉底在说理前先假设自己“无知”;庄子干脆直接无语，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邓小平说他的方法是“不争论”，让实践回答。我则直接说“我错了”，意思是我说对错没有用，历史会告诉大家正确的结论。
可问题是，当人后来发现错了时，自己已经老了–比如“文革”中的蒯大富，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急着出国的人，已经没有改正错误的力气和时间了…真理本质是实践的，所以，我常说:“手是说话的，嘴是吃饭的。”我还说:会跳水的浪花小,会游泳的水声小，会打拳的动作小,会办事的说话少。
在人生的跑道上，只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往往可以成为赢家。人生是循环，当人生回转时，最后一名就成了第一名，陈景润就是这样。前者是形式逻辑中的冠军，后者则是辩证逻辑中的冠军。与夹在中间的“追星族”不同的只是，前两种人赢的是胆识而不是力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