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哥按：这篇文章讲历史的部分我大都赞同，但是讲当下的困境部分我不大赞同，最不赞同的就是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太大，这还是认识问题。
说说当下。
当下经济困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疫情，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房地产目前形势很差，这对经济拖累比较大。
房地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TA是居民消费最直接参与经济内循环的渠道。
居民买房是大宗消费行为，这种大宗消费行为通过开发商这个渠道分散流入上下游100多个行业，目前开发商很困难，居民大宗消费在开发商这个环节就出现肠梗阻，直接导致100多个行业不景气。
所以，只要我们能实现房地产软着陆，不是让房价再次暴涨，而是让居民有基本的房产消费，打通房地产环节的肠梗阻，上下游100多个行业才能实现基本的复苏。
疫情现在让大家有点疲惫不堪的感觉。
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代价大不大，肯定很大，但是放开代价更大，至少欧美国家都普遍出现劳动者参与率连年下跌的问题，这个很要命。
防疫毫无疑问会长期化持久化。
长期抗战有几个特点，以抗战为例，前期大家热血沸腾，到了相持阶段大家就有点疲惫不堪，过了这个阶段大家适应了，慢慢就好了。
防疫也是如此，现在大概是最难熬的阶段，只要我们能逐步适应常态化核酸检测，然后国家将防疫流程再优化，坚决遏制地方防疫层层加码的问题，未来就会越来越流畅，大家也就慢慢适应了。
说了问题，还是谈点希望。
希望有两个方面，一个在外，一个在内。
外部环境进入一个比烂的阶段。
美国因为通胀高烧不退，目前进入加息周期，其实本质美国目前还是比较严重的负利率（美联储利率减去通胀指数），在加息周期影响下，美元汇率一路走高，美元很强劲，但是美国内部很糟，所以强劲的美元未必能给美国带来多少资金（因为负利率）。
然后除美元之外所有国家主权货币的汇率都在跌。英镑跌了18%，欧元跌了20%，日元跌了28%，人民币大概跌了8%。除美元之外，人民币是最强的，但是美国国内通胀比我们大得多。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欧盟、日本很多优质资产慢慢就要变成白菜价，未来我们就有很多捡钱包的机会，类似的案例看苏联。
1930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苏联快速完成工业化，很多工业设备、人才都是趁着西方萧条的机会，苏联捡钱包的成果。
内部呢，我们产业升级速度很快。
我们的芯片一年一个变化，今年上半年就削减了280亿颗美国芯片进口，我们的汽车发展更快，今年肯定干掉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明年也有很大希望干掉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汽车产业是产业链最复杂，带动就业最强的产业，日本汽车业可以直接带动500万人就业，间接带动1500万人就业，如果我们干掉德国、日本，对于中国而言，就能直接间接增加几千万人口就业，同时还可以每年节约几百亿美元的汽车进口。
所以呢，现在谁要说有办法可以立竿见影让经济马上复苏那是胡扯。治大国如烹小鲜，现在不比过去，哪有一蹶而就的灵丹妙策？
但是只要我们能稳住就是胜利，以时间换空间，外部与内部都有机会。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作者：温伯陵
最近，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论坛发表的文章流出，引起全网的议论。
任正非在文章里说：“未来十年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全球经济会持续衰退，全世界的经济在三到五年内都不可能好转，加上疫情影响，全球应该没有一个地区是亮点。”
虽然任正非每年都说困难时期到了，但今年的用词格外严肃，再加上半年来大家对经济衰退的感受，这篇文章就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危机真的来了。
这是个老掉牙的词，别说美国大萧条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了，就从改革开放算起，我国也经历过至少4次经济危机。
但有个问题是，现在35岁以下的人，要么没有真正经历过经济危机，要么因为年纪小，对经济危机的感受不深。
那我们今天的文章，就来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经济危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是怎么解决的。
1 第一次经济危机
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在经历20余年的敌视后，开始走向缓和。
在国际关系上，中国从“美苏夹缝中求生存”向“联美抗苏”转型；而在经济上，经周总理提出、毛主席同意的“四三方案”开始上马。
关于“四三方案”，我们在《中国工业三十年》里说过，即投资43亿美元，引进欧美国家的轻工业体系，包括化纤、石化、化肥等26个项目，从1972年开始兴建，最迟到1983年建成投产，改变了我国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
后来中国经济腾飞，“四三方案”是有大功的。但任何事都有利有弊——“四三方案”改变了中国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却也消耗了大量的财政积累。
1974年，引进项目的计划仅仅执行了2年，中国就背上100亿人民币的财政赤字，而那时候全国财政收入也只有800亿。
沉重的财政压力，成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解决的问题，留给了继任的华主席。
新领导人执政，本应该以静为主，让引进的轻工业项目安稳落地，然而新领导人求治心切，推出更大规模的“八二方案”。
原计划投资65亿美元继续引进项目，到1978年的时候，经过报项目和下指标，投资计划扩大到了180亿美元。
同年，政府各部门就和外国签订了22个项目的合同，价值78亿美元，其中一半是年底最后10天签订的。
第二年，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访问欧洲时，各国都对中国的投资感兴趣。法国总统说：“听说你们要搞大项目，我们很愿意做贡献，给我们10个项目行不行？”联邦德国的州长说：“如果需要贷款的话，我们随时可以提供50亿美元。”
看起来前景很美好，但问题是，中国政府制定了庞大的引进计划，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
以1978年为例，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78亿美元，财政收入1100亿左右，而赤字已经攀升到近300亿。
所以“八二方案”的引进计划，注定是失败的，当时的人称之为“洋跃进”。研究中国的费正清也看得很明白，评价说中国的目标不切实际，签订的合同肯定要取消，上马的项目肯定要烂尾。
总而言之，后续的配套措施跟不上，已经花了的钱就白花了，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
而且，由于建国以来的“高积累低消费”，导致城市和农村的生活都很苦。
1978年12月以后，政府开始提供大量的福利和补贴，包括给职工发放奖金、改善职工住房环境、提高农产品收购价、贫困地区免税等等。这些福利补贴发下去，让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加恶化。
政府没钱了，但该管的事情还得管。那时的财政制度是，中央政府向全国统一收税，然后再向各级分配资金，现在中央政府没钱了，那么向各级分配资金的时候，自然是捉襟见肘。
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四三方案”引进的轻工项目，人民公社可以购买化肥和拖拉机了，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程度，也增加了人民公社的生产成本。
但根据统购统销的原则，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极低，这么一来一去，公社搞农业基本就没什么利润，甚至要赔本。
中央财政没钱，地方公社没钱，这就是教科书上说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解决这次经济危机，便有了我们熟悉的改革开放。
因为当时几乎全部国民资产，都归国有和集体所有，那么，当国家负担不起全部国民资产的时候，国家就把负担不起的那部分，分割到体制外，让他们自谋生路。
于是小岗村农民私下包产到户以后，经过几年的争论，国家正式发文承认，允许农民承包土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不用和以前一样，低价卖给国家了。
于是就有了没工作的千万回城知青，在大街小巷摆摊做小买卖。
于是就有了城市市民开店做个体户，只要不违法犯法，给国家交税，卖什么东西国家都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