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时候用“封邦建国”制度，把周天子的宗亲和功臣封到各地建国，一方面用武装殖民的方式开拓周朝疆土，另一方面占据山河形胜之地拱卫周天子。
按照周朝“封邦建国”的理论，诸侯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国君的，土地产出的经济作物也是国君的，所以诸侯国君的都城，就是一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既然诸侯国君垄断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那么很自然的便垄断了教育权力。
他们把有知识的人收拢到宫里，委任官职并且子孙世袭罔替，于是有知识的人世代有知识，有政经权力的人世代接受教育。
官即师，师即官，官职和知识永远在小圈子里流通，和底层庶民没有任何关系，周朝就这样过了几百年。
以“周平王东迁”为起点，中国进入绵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乱世。
各诸侯国相互攻伐兼并，无数诸侯国消散在历史长河，那些垄断官职和知识的贵族们也失去依附的对象，逐渐流落民间，要么隐居山林教授弟子，要么凭借专业知识到处投简历找工作。
至此“官师不分”的制度解体，中国历史上，教育第一次向底层庶民敞开大门，底层庶民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力，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随着教育的不断下沉，知识在民间传播的越来越广，最终用两百年的时间，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转折，中国大地上不断出现各类知识的集大成者，后世称之为诸子百家。
据冯友兰的考证，儒家出自教授礼乐的人、侠客出自军队高手、方士出自医卜算命的人、法家出自诸侯国的政治家，那些集大成者便是孔子、墨子、商鞅、老子等等。
诸子百家们成名之后，又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教授给众多弟子们。
因为孔子的教育宗旨是有教无类，再加上儒家成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于是孔子便被称为至圣先师。
可以说，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群星闪耀时代，是教育向底层庶民下沉直接造成的。
两千年后，教育再次向底层人民下沉，是毛泽东一手推动的。
早在1942年4月，毛泽东就在纪念儿童节的活动上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9年后的国庆节前夕，毛泽东接见参加国庆节的安徽代表团。
安徽代表团的成员有个孩子叫马毛姐，她在渡江战役时参加了突击队，不惧枪林弹雨六次横渡长江，帮助突击队运送了三批解放军战士过江，是全国闻名的渡江英雄。
这次参加代表团进京，毛泽东亲自见了马毛姐，还送了她一个笔记本，扉页上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八个字：
这两次题词，都在不久后闻名全国，代表了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新青年的期望。
不过这两次题词仍然是人文关怀的色彩，1957年在苏联的演讲，则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新青年的政治期盼。
1957年11月，他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准备和赫鲁晓夫一起努力，消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问题。
那次大会开的不错，毛泽东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
会议期间，他到莫斯科大学的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然后做了那段著名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段话中国人都知道，但后面的一些话，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现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我们在像你们这么大时是什么也不懂的，哪里知道有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时只知道个拿破仑。你们现在的知识可比我们那个时候多，你们已经知道谁是马克思，谁是恩格斯、赫鲁晓夫等等。”
“人是没有不死的。有哪一个两千年前生的人活到现在？人不断地诞生和死亡，一代传一代，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说，归根结底还是你们要负担起这个担子，不是靠我，因为我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
最后毛泽东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哪有万岁的？我计划再活十年，争取十五年就行了。
做这次演讲的时候，毛泽东对未来充满乐观，对新中国的新青年们寄予了政治上的厚望——我们老了，事业需要你们来继承。
而要培养新中国的青少年，必须让教育下沉，尽可能的让中国青少年都接受教育，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读书，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
1952年6月11日，北京市委向华北局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上学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来说，是相当重的，而且中学的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没有助学金。
尤其关键的一点是，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们待遇不一致，要么是学校之间的伙食费和津贴费标准不一样，要么是学校之内有大灶和小灶的区别。
之所以有这些不同，根本原因是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待遇不一样、干部之间的级别和待遇又不一样。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随后周总理就视察了北京101中学，号召那些干部子弟和劳动人民子弟一起学习，不要搞特殊化，并且告诫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变成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
经过这次整顿，全国各地的干部子弟学校逐渐平民化，不管在里面学生来自什么家庭，起码待遇方面落差不大了。
而且有了毛泽东的教育公平政策，很多针对中小学生的物资，价格也控制在劳动人民子弟能承受的范围内。
有当事人回忆起六十年代读书的时候，说学校食堂门口的牛奶价格是鲜奶每瓶一毛五，酸奶每瓶两毛，白糖四分一包，豆浆三分一碗，糖浆五分一碗，不要票不要证，每个学生都能买。
当时城市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是40块，如果愿意给孩子喝牛奶和豆浆，还是负担得起的。
据当时的数据统计，1953年的小学毕业生是293万，初中招生数是82万，初中毕业生是40万，高中招生数是16万，这份数据的背后是中小学的数量不够，大量学生毕业后没有学校招收。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师资力量不够，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资金不够。
为了普及教育，让中国的孩子们都能上学，毛泽东在1957年做出决定，要打破中小学由国家包下来的政策，鼓励街道、厂矿、公社自主办学，如果华侨想办学，也允许私人办学。
仅仅过了五年时间，毛泽东就推翻自己的“接管私立中小学”的决定，把教育的权力下放到基层。
他不觉得推翻自己的决定有什么丢脸，也不认为国家一定要包办一切，只要是实事求是的、有利于人民的，他随时可以调整。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基本和大跃进是同步的，于是他借助动员起来的人民力量，在村镇上普及教育。
有了毛泽东的号召动员，街道和公社从微薄的财政中挤出资金，一座座中小学校拔地而起，让中国的青少年们有了读书求学的地方。
至于师资力量，毛泽东也做了指示：“农村的老师不够，就从城市调人，城乡的师资要均衡一些。”
后来随着一批又一批的知青下乡，农村便有了充沛的文化劳动力，相当一部分知青填补了农村师资力量的缺失，把城市的文化转移到农村。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小学的入学人数达到3300万，初中的入学人数是300万，高中的入学人数超过百万，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整整翻了5到10倍。
再过十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已经培养出6285万高中毕业生、1.85亿初中毕业生、720万中专毕业生、各类专门人才411万，共计超过2.6亿人。
而这些接受过基本教育的青少年，成年以后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他们做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力，才是中国后四十年腾飞的基石。
此外，那些成年的中国人不适合整日读书，毛泽东便推动了扫盲运动。
城市办起扫盲夜校、工厂有车间学校、妇女有炕头学习小组、农村有冬学和地头学习小组，甚至军队战士都要在训练之余学生字，在全国热烈的学习氛围中，截至1953年城市扫盲100万人，农村扫盲308万人。
到了1958年，全国2200万人脱离文盲，其中160万人达到初中毕业水平，全国四分之一的县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而要达到毛泽东在苏联演讲的期望，教育还需要讲一些政治。
同样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号召，否则的话，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无产阶级价值观，还是会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红色江山有改变颜色的危险。
其一是在课堂上增加政治课，让学生们有基本的政治观点，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将来要为谁服务。
其二是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即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
因为劳动人民不学习知识，就不能武装自己的头脑，保护自己的利益，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就容易脱离实际，说些“把空闲房子租出去”之类不着四六的话。
于是毛泽东起草文件，要求有条件的学校一律办工厂或农场，在学习之余进行生产，让学生们见一见庄稼是怎么长的、工厂是怎样运作的、商品交换是怎么完成的。
半工半读是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后，师生到附近的工厂和农场去，和工人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既能让师生们接受工农的实际锻炼，也能通过交流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素质。
如果学校实在办不了工厂农场，附近也没有相关单位，毛泽东建议师生们“劳动一段、学习一段”，即初高中学生毕业后，到工厂、农村、商店、连队工作一段时间，有了工作经验再回去读书。
这种学习—工作—学习的模式，其实符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哲学观。
经过多年的工作教育，学生们便有了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真正的工农工作经验，身体上和思想上，都有了无产阶级的属性。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能抵制颜色革命，并且在国际环境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走过来，毛泽东培养的青年学生们功不可没。
最底层的庶民百姓只有接受教育，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了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基数，才有群星脱颖而出闪耀世间的概率。
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现代中国各行业的领军人物，都符合这个规律。
不同的是，诸子百家是天下动荡的客观结果，新中国大力推广教育下沉，是毛泽东主观努力的结果。
孔子有儒家集大成者和有教无类的双重身份，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创始人和推广教育的双重身份，称一声“教员”并不为过。
“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毛泽东做为教员最伟大的理想。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46周年，2022年的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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