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个分裂的时代。
说到民国时代的女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影视剧里的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方面是旧上海三十年代的名媛小姐们风情万种，轻歌曼舞，一方面是更多的中国妇女还裹着小脚，大字不识一个，完全处于没有任何权利的状态。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抗日名将张灵甫杀妻事件，仅仅因为对妻子有所怀疑，便开枪直接将其杀死。但他却没有抵命，在黄埔同学会的联名求情下，委员长对他特赦，仅仅服刑一年，就到战场上戴罪立功去了。一个女性的一条生命，只值一年徒刑。
还有更著名的图片，便是南京大屠杀中，一位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自己的孩子，被日军斩首的一瞬间。孩子已经死了，她还把孩子紧紧的抱在怀里，斩首的一瞬间，她长大了嘴巴，那是惊恐的表情。
还有没能留下更多资料的农村妇女，在1940年到1942年的华北大饥荒中，不得不眼瞅着自己的孩子饿死、病死，却无能为力，有些被迫把孩子卖给别人为奴，来保全自己。
这都是民国，都是民国的女性。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些影视剧里的旧上海名媛离我们很远，而那些在贫困和饥饿中挣扎的女性离我们很近，也许我们自己的家族中上一代的女性，就是这样过来的。
民国是一个所谓大师辈出的时代，各方面都是，无论学术上还是艺术上，都诞生了很多大师，他们的事迹至今仍然流传着，而且被称为佳话，在电视上，在电影里，在书本上，让人神往，让人崇拜。
比如学术界，那一代的大师们学贯中西，沟通古今，继往开来，为今天的中国学术奠定了基础，有些人还开宗立派，余脉至今犹在，成为平常人必须仰望的人，稍微有些不敬的评论，都会被指责为大逆不道。
但在这种学术上极度繁荣的同时，那也是一个95%的中国人都不识字的时代，北京、上海、广州的各种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都与占人口95%的乡村农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仍然生活在没有文化的蒙昧状态。
城市的中学、大学已经在进行现代科学教育，而在乡村最主要的教育仍然是私塾，还在继续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五经。
大师们的风流韵事在今天更是已经成为传世佳话，老司机徐志摩在今天已经成了文青顶礼膜拜的大师，绿茶婊林徽因在今天也成了女文青眼中的女神，更不用说那些大师们和女学生违背师德的风流韵事，然而今天的人们一边谴责大学老师对女学生始乱终弃，另一边却对这些大师的风流韵事神往不已。
当然，说到民国，最不能不说的就是战争。不仅有军阀混战，有救亡御侮的对外战争，也有为了未来的革命战争。但无论什么战争，对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同样的灾难。
他们被抓壮丁，像牲口一样被用绳子拴着，驱赶着上战场送死，当炮灰。没被抓壮丁的，留在农村的，则要经历一拨又一波的各种军队的奸淫掳掠。以至于在抗战中出现了河南老百姓为日军赶走汤恩伯拍手叫好的神奇场景。
所以，我们要庆幸我们没有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没有被驱赶着去当炮灰，能够从幼儿园开始接受完整的教育，不会被父母因为贫困和饥饿而卖给别人为奴，生了病能够得到及时的医治，能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哪怕是对那些果粉来说，也要庆幸没有生在那个时代，还可以在网上怀念民国。
对那些怀念民国的人，今天一定要搞清楚，究竟是怀念哪个民国，是上海名媛轻歌曼舞、大师辈出的民国，还是老百姓在饥寒交迫中病死、饿死，被赶去当炮灰的民国？
前几年，曾经有一位身为旧西藏农奴主后裔的女作家，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的时候，拿出自己的一本作品进行宣传，回忆自己幼时养尊处优的生活，大谈特谈旧西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的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而庄园里的那些农奴，在她的笔下总是又懒又馋，整天不肯好好干活，就知道琢磨着如何偷吃农奴主仓库里的食物。
在她的书里，还写了一个反映农奴“忘恩负义”的故事。大致上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有一个奴隶女娃的家里没有了粮食，全家都快要饿死了，只好偷偷潜入到她家的庄园，偷吃仓库里的食物，结果手脚不够敏捷，被庄园里的打手们给发现和逮住了——于是，她的爹娘兄弟都被活活打碎了脑袋喂狗。
轮到她的时候，被这位当时还是贵族小姐的女作家（或者是她的姐妹之类，记得不太清楚了）给发现了，由于看着这个预定被打死喂狗的小姑娘实在可怜，所以就下令饶了她一条命，让她在庄园里干杂活，也算是赏了一口饭吃。女作家还为此颇为自得，以为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
谁知过了没多久，一队解放军打到了庄园外边。这个奴隶女娃不但没有誓死抵抗来报答“大恩”，反而带头砸死了一个管家，打开大门“投敌”……在这位女作家看来，可真是十恶不赦啊！
以大陆读者的眼光来看，在这位藏族女作家的笔下，基本上就是满篇的颠倒黑白——不劳而获的奴隶主和喇嘛，永远都是正义高尚的完美圣人，而辛苦卖力的农奴和汉人则都是卑鄙阴险的无耻恶鬼。硬是把一个土地贫瘠、环境恶劣、残酷血腥、愚昧野蛮的人间地狱，描绘成了如天堂般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偏偏如此荒唐的文字，在西方世界居然还广受吹捧，并且被认为是被新中国掩盖的事实真相！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被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
于是，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奴隶主的花言巧语，竟然想做奴隶，或者说，竟然为了做不成奴隶而歇斯底里。
这样的人，想办法穿越吧，据说被雷劈是最好的办法。
2015年中山大学学报上一篇南京大学历史系梁晨老师的文章——《民国大学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流动研究——以清华大学为例的考察》，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内部的阶层结构。 分教师、职员、校工三类。1925年清华大学的教职人员大约有100人左右，1935年涨到130人。 高级教职员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舒坦了，一对比就发现现在的清华高级教职员工不太可能有这个待遇。住宿方面： 清华早期给中国教授提供的住房包括两个寝室、两个客厅、两个书房、一个浴室、一个厕所、一个通路、一个厨房和煤炭室。此后高级教职员们的居住条件都与此类似，不仅厕所和浴室必不可少，活水管、污水池、洋井、茶桶、脸盆、浴盆、洗碗池、热水箱等便利生活，保证清洁卫生的细节设备也一概不缺。1923 年清华拟为各级教职员修建标准不同的甲、乙、丙三种住宅。甲、乙为高级教职员准备，除装配上述设备外，还要求安装新式冲水便桶。1924 年以后，清华还为新建的高级教职员住宅统一安装了电话。 在衣着消费、闲暇娱乐方面，高级教职员们也有令其他阶层艳羡的表现。他们经常去城内大店铺定做材质上乘的衣服，冬天有皮袄、貂皮大衣。当时社会调查表明，只有富裕人家才能有丝绸和皮毛的衣服。高级教职员们还常常在闲暇时郊游、打桥牌和打猎，这都是其他从业阶层难以想象的。高级教职员家庭还拥有各种金银细软，玉石古玩等，这些都是体现舒适型生活水平的标志。 成府的燕林春闽菜馆，以清华、燕京的教授为主要服务对象。他们最多只需花十块钱便可摆上一桌很讲究的宴席，海参、鱼翅齐全。有些饭店甚至为教授们特定菜单，教授们“照菜单点菜，既便宜又合口”。 这是教职员的工资水平： 1920年代的清华大学 校工不仅与管理权力、社会地位无缘，还要被严格管束，人格也多受歧视。清华《校役通守条规》，洋洋洒洒三十条，从衣着、体态、工作职责、个人卫生、生活习惯、请假考核等多个方面对校工提出了要求。同教职员待遇规程相比，明显是重管理而轻待遇，管理甚至超出了工作范畴，显得比较尖刻。如校工被要求身上“悬挂号牌以便识别”，且“不得任意摘除”; 不得“贪食生葱生蒜”，还要在“洗澡、擦牙、剪指甲诸事”也要注意; 见到教，要“行礼脱帽立正”。校工工作稍有闪失，便会被罚钱。有些外籍教职员把电铃安在地毯下，用脚一踩，校工就得前来听命，稍有怠慢则有丢掉饭碗的危险。日常生活上，教职员和学生与校工之间也界限分明，连厕所也要分开。校工不得使用抽水马桶，只能使用在墙根屋角挖的茅坑。校工洗澡是大池子，且“以十五分钟为限”。校工的素养在校方眼中是非常不堪的，其社会地位低下也就成为必然。 不得不说，1920-1930年代，确实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这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