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斌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当前，经济运行中困难不少。造成困境的原因很复杂。外部原因有俄乌战争、全球供应链受阻、美对华遏制等因素，内部原因有防疫等因素，也有长期以来“三期叠加”下经济调整不彻底、不到位的因素，房市、地方财政债务风险问题严重，市场秩序扭曲。进一步概括分析，有诸多改革不到位的因素。
中共20大即将召开。如何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中矛盾与困难很多，从中长期看，应重点关注、解决好哪几个重要问题，才能打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堵点”，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复杂的原因造成的经济困境，表现为方方面面，又集中表现在哪里？现社会较为普遍地认为，是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不清，信心不足。特别是相当部分的民营企业家对预期缺乏信心。
然而，从纯市场逻辑分析，短期困难不少，但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缺乏信心。因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过40多年的积累，应该说在未来的5-10年内，不管是从增长的供给方还是从需求方静态分析，仍存在其他大国不能比的相对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例如，从供给方看，有相对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完整的工业体系、经40年积累充裕的人力资本以及进一步改革的制度红利；从需求方看，由4亿中产阶层为主的大国消费市场、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蕴含的巨大的投资消费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和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外部需求因素等等，决定了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仍是可以乐观的。
但是为什么市场上仍有些人对预期不乐观？作为回答的理由，以上只是纯市场逻辑下的经济学分析。上述条件确实也构成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基础。关键是这一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发展的趋势会否出现拐点，会否中途夭折，似乎前景并不清晰，因此出现投资与消费的动力趋弱。所以中长期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取决于能否去真正解决导致预期不明、信心不足背后一些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关键性、全局性问题。
哪些问题是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经济困境的表现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中长期的。当前急需通过梳理各种问题现象及其因果机制，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国民经济运行中问题现象背后集中体现的真正关键性原因，着力去解决。而不能再停留于面面俱到、四平八稳地去谈改革“纲领”、谈“规划”。改革的“纲领”与“规划”中央国务院早已明确。笔者认为，当前极需抓住市场发展中的关键性堵点，抓住影响全局的纲举目张性问题，经济发展才能事半功倍。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党集4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总结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40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迹历史证明的，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民企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不可估量的“56789贡献”。当前。为什么会出现一部分民企“弃实体玩金融”，或躺平、守摊子，或资本外逃等现象，究其原因，有企业家自身的原因，前几年更多的是涉及多个领域的监管问题，如在各种的市场进入、融资待遇、工业标准、市场监管等方面，对民企的不同等待遇，加上有些地方不恰当的“查原罪”等等，严重伤害了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创业积极性，拖了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后腿。
以投资为例，近10年内民间投资与全部投资之比，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在50%以上，占半壁江山。但民间投资的自身同比增长率，却从2014年15.8%的两位数增长之后，2015年开始滑入了个位数增长（当年8.8%），2016年为2%增长，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年平均不到4%，2022年上半年为3.5%（上半年全部投资增长率为6.1%）。投资减少，则税收减少（民企对税收的贡献是50%），GDP增速下降（民企对GDP的贡献是60%），就业下降（民企对就业的贡献是80%以上）；收入下降，从而引起整个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因此，民企投资不足的问题，已不是仅仅涉及民企能否生存，企业家赚多少钱的局部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了全国税收、就业、居民消费等，是影响国民经济能否稳定的全局性问题，是大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好以下两件事，又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奏效，市场信心的重建需要通过多年的制度重建。
近几年自最高院、最高检发出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法规，严禁乱抓人、乱查封、乱冻结，严禁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的指令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仍令人不满意。中长期看，怎么取信于民企？建议能否由中央出面，花一年多的时间，组织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级政府、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认真对照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思想，对已制定的各项业务规定、政策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查。摆问题，列出纠偏项目（制度和政策），纠正冤假错案，并予以公布。有一纠一，有二纠二，及时纠正。最后由中央国务院组织检查，进行总结，做到不同的企业主体能够真正开展公开、公正的平等竞争。
经济学说史上关于资本本质有不同的流派解释。一般意义上讲，纯资本的经济含义是指一经济主体产出后扣除消费用于再投资的积累。因此资本及资本积累是一国生产力发展和进步的有力工具。同时，资本内生地决定了有其逐利本性表现的负面社会影响。对此，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绝不是限制资本扩张，而是设法用好各类资本，通过处理好效率与平等关系，推动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去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
前一时期，我国为什么出现资本的“无序扩张”，金融实业互相参股、连环控股、攫取不合法利润？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曾对发展中的P2P、资产管理、金融控股、平台经济以及互联网经济等新业务方式，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市场发展过程中缺乏明确可执行的法律法规约束，出现监管真空，监管者竟成了“市场的尾巴”，最后酿成了恶果，付出了沉重代价。鉴于以往教训，对于资本“无序扩张”，重要的应是急需要制定各类监管制度，设置监管“红绿灯”。
一是明确对现存各类资本、各种业态的监管制度。这不仅包括各类金融业态、平台经济、互联网金融，还包括对教培业、文艺圈资本的进入等的制度（我们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法规的制定上，从议论要监管开始，到制度出台，竟拖延约20年之久）；二是市场创新活动是个不间断的过程，监督者除需要对市场上各类资本及业态活动有明确监管规定外，重要的是，要紧紧跟踪市场发展动态，保持灵敏的嗅觉，及时调整现有的监管制度，特别是加强协调监管。吸取2021年各部门监管中“合成谬误”的教训，协调好相关监管部门新制度的出台时间，对当前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而言至关重要。
吃穿行等是民生。一人从生下到坟墓，幼儿园、义务教育、基础医疗、养老保障、居住需求等等，也是一国经济发展后国民民生重要的基本需求。
从政治上讲，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体现为国民民生基础性保障的各方面内容，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也是一个社会经由经济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之后，社会能不能稳定、政局能不能稳定的支撑性条件。
从经济运行角度讲，目前中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从2014年的56.3%上升到2021年的65.4%，上升近10个百分点。2022年一季度高达69.4%。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在上升，毫无疑问，消费对经济的增长已至关重要。同时要看到，消费本身却在下降。居民消费支出2018年为10.4%，之后进入了个位数增长。2020、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为6%多。2022年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实际增长0.8%，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指标出现下降0.7%。生产决定就业、收入与消费，消费不稳或消费增长下降又直接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就业。那么消费为什么上不去？直接与居民收入相关。居民收入偏低，加上各地城乡居民民生保障的差距和一部分居民民生得不到较好解决，直接影响了这部分人的消费积极性。总之，有些居民有点储蓄，是不敢消费；有些居民想消费，是没有钱。
所以，当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基本实现国民民生的基础性保障，不仅是涉及社会、政治能否长期稳定，也是直接涉及我国大国消费市场和内循环格局能否形成的根本性问题，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最为基础的结构调整的需求。
进一步讨论，一部分居民为什么不敢消费？中国十四亿多人口，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极低收入人口有5.6亿人；月收入在1000-2000元的低收入人口有3.1亿人，两者合计8.7亿人。这部分居民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钱去扩大消费。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中等收入者有3.8亿人。尽管中等收入这部分人有近四亿人，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合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但他们中间不少人担心于孩子上学、家庭防大病、买房子、老人养老等一系列意外支出，是不敢痛快去消费。因此，要解决以上极低收入者、低收入者和中产阶层三部分人的消费问题，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其中包括稳定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就业；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扶低扩中限高”；探索职工持股、产权的共享主体等等。但是，对14亿人中90%的这三部分人来说，缩小城市与城市间、城市与农村间的民生保障差距，普遍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是直接提升收入水平或解决“后顾之忧”扩大消费之路，因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努力实现国民民生的基础性保障，是我国扩大消费、优化发展模式中的一项极其现实又艰巨的任务。
这项任务有否完成的紧迫性和可能性？尽管4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民生保障水平已普遍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相对于广大居民对共同富裕的呼吁与要求，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实已构成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危险，也是当前防止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中一项紧迫又必须跨过的关键一道坎。同时，中国经济已发展到目前的阶段，面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多年积累的国民财富基础，相对于经济实力远差于我国的一些国家已实现国民免费医疗等民生保障的现实，只要我们努力一把，各地少搞些“政绩工程”、无效低效的投资项目，也是有条件可以去分步实现全国国民民生的基础性保障。
那么从哪入手？可以继续从工业化、就业、收入分配不同的改革环节入手，也可以坚持从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分别入手。但是长期以来，在此方面我们已作出了不少努力，然而成效并不明显。建议加快改革步伐，下一步从户籍制度改革入手。下大决心，分两步走。
第一步，用三年时间，宣布对除特大城市、超特大城市共21个城市外，对其它各城市宣布取消户籍迁移管制，实现各城市间、城乡间人员的迁移自由化，被迁入城市居民享受该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福利待遇。如此一来，要求各级政府根据人口迁移情况，对民生各类福利支出，按一定的标准，一项一项算细账，分类分批，逐年实现，人口迁移是变化的、动态的。在摸清动态性“家底”中，必然暴露有些地方财力的窟窿，由此倒逼对长期以来中国增长模式转换至关重要的、又长期呼吁得不到解决的央地财税矛盾进一步暴露。由此，推动进一步改革，提出围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对国民经济调整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财税改革制度。
第二步，在此基础上，把上述21个特大、超特大城市包括在内，向全国提出逐步解决全体国民实现平等的基础性保障的庄严承诺，真正夯实大国消费市场的基础。同时，这会影响我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调整，间接推动产业的市场内生性调整，削弱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一讲稳增长，就难以克服政府搞投资、对产业政策“过度干预”、低效投资的依赖，真正使国民经济步入良性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化解风险为什么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一项关键性、全局性问题？为什么又是一项中长期的任务？
（1）在市场经济下，金融风险往往是伴随经济周期，在不同时期会表现出或大或小的特征。
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其结果表现为世纪末金融系统大量的不良贷款。四大银行出现上万亿不良贷款，最后导致四大银行重组，股份制改造。
伴随本世纪第一个十年GDP持续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到目前GDP增长下滑到5%左右，在货币环境不是很恰当的条件下，出现大量的金融风险，恐怕也是市场的必然。
不说未来化解风险的艰巨任务，就是从迄今已化解的金融风险看，近2017-2020年四年内，银行已处置了8.8万亿不良贷款，超过前12年的总和，债转股1.4万亿，加上前者，共10.2万亿元。
此外，又处置了大量大资管、互联网金融中的不良资产问题。现在，大量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房地产风险还“火烧眉毛”，等待去解决。
意味着有些经济主体借的钱可能还不了。还不了，就要重组，要冲减资本或减计负债；资本抵债者若不想破产，要么筹集新资本重组，要么在市场上借新还旧（若能借到的话），要么直接由中央银行买单。一句话，风险意味着有一部分经济主体肯定要输钱。
一是意味着输谁的钱？经济主体有企业、居民、地方财政、中央财政、商业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二是意味着相关经济主体要缩减资产负债表。经济主体缩减的资产负债表合并一起，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增长，或冲击消费，或冲击投资，进而进一步冲击就业人口。除非这时由中央银行拿钱帮垫付。然而，如果由央行拿钱垫付，掌握不好分寸，寅吃卯粮，问题积累到一定地步，就会影响未来经济的稳定增长、就业和物价。
（4）不同的风险化解策略对稳增长会带来不同的微妙的关系。
面对已客观存在的大量债务风险，不及时处置，任其进一步发展，政府也不采取措施干预，必然导致系统性风险及金融、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危机的爆发。若采取守住底线式干预的措施，即是局部性释放风险，守住系统性风险不爆发的底线，以时间换空间。
这一原则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用多长的时间，以什么样的策略，在风险释放的程度与经济潜在增长功能发挥之间能否取得平衡，取得社会的认可。
抽象概述，在既要化解风险又要守住底线这一“既要……又要”的实践过程中，化风险策略的细微差异，会对投资、消费、收入、税收、出口等经济变量产生复杂的影响，往往最终对稳增长又会带来非常微妙、难以预期的结果。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发展阶段的判断没有过时，化解风险的任务仍然艰巨。
（1）企业总体风险。一国经济的总体风险可以用宏观杠杆率评判。进行横向的国别间比较，或进行竖向的自身历年变化的比较，以杠杆率稳定、上升、下降进行风险程度的分析。这是间接的相对的分析指标，并不能直接用数据近似刻画具体的偿还能力。下述试图用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进行风险的判断与分析。
2021年，全社会从市场上筹集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共314.13万亿元，扣除政府债券、居民贷款和无息的股票融资，企业部门的有息融资存量有180.48万亿元，按2021年银行加权平均贷款利率4.95%计，企业当年需付息8.93万亿。各项贷款若按平均三年期还本，当年需还本60.16万亿。2021年共需偿还本息共69.09万亿。而企业每年有多少收入可以还本付息？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127.92万亿元，还本付息能力为185.15%。
此营业收入未扣除营业成本等因素（营业成本一般占营业收入的50-70%），未含应交的利税。而且这是企业总体的一般分析，排除了企业个体之间的显著差异。考虑这些因素，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规上企业营业收入与还本付息之比，在2015年还为263.90%，之后逐年下降，直至2021年降到185.15%。多年来此状况之所以能持续，可以想见，是靠借新还旧及货币的不断放松才得以维持。
（2）房地产风险。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很严峻。按同比计算，今年上半年，占全国投资份额四分之一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5.4%。房地产销售面积下降22.2%，房屋销售额下降28.9%，新开工面积下降34.4%。土地购置面积在去年负增长基础上又下降48.3%。从买地、开工到销售，几个环节的关键指标同时出现严重负增长，恐怕是历史上是没有的。
同时，各地政府纷纷想放松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已出现从过去严格调控的“三限”“五限”、“限涨令”转到今天的“限跌令”。烂尾楼、断贷事件频频爆发。有关机构调研，截至7月16日，烂尾楼200个，涉及房企87个，涉及城市79个。若不是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及时发声，若不是网管部门对相关信息及时制止，烂尾楼、断贷现象将进一步发酵、蔓延，将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场面。
现在的“高房价、快增长”模式还能继续下去吗？此模式走到头了，走不下去了。从趋势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会也不应该再越吹越大了，中国的房价不会也不应再越来越高了。已发展20多年的中国房市将真正出现历史性的转折，开始迈入由住房投资品为主向消费品为主发展的快车道。剩下的问题是，发展模式变了，将暴露的巨大风险怎么办？怎么防止局部风险进一步蔓延？
据有关研究，房地产与上下游涉及的50多个行业增加值相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2020年一季度GDP统计中房地产业不仅未增长，而是同比下降2%。房市不稳，土地财政收入枯竭，已严重影响地方政府各项正常运行。房市不稳，对就业、收入、消费带来严重冲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房市稳不住，已成为我国当前摆脱经济困境中极为重要的问题，成为“稳大盘”中影响方方面面的基础性问题。
最近，几部门联合出台了“保交楼、稳民生”的政策，既要守住风险底线，又要坚持房住不炒的方向。而要达到这目标要求，还需要一系列制定政策的完善，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这决定了解决释放房市风险和稳定增长的问题，不仅是个重大的、棘手的短期问题，而必然是一个关键性、全局性的中长期问题。
（3）地方隐性债务。IMF估算，中国地方隐性债务61.3万亿，其中40万亿是城投债。发行利率4%-8%，2021年隐性债利息2.2万亿。债务主体2021年全年能融到的新资金仅2.4万亿，差不多只能主要应付利息的支出。地方融资多为土地抵押，近几年土地流拍又严重，土地收入2020年增加1.9万亿元，2021年仅增加2909亿元。
存量还本付息压力很大，发行增量债券又受规范管理约束、且土地拍卖限制，地方政府新增财源枯竭。这一结果不仅影响了有些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进一步牵连了专项债券作用的正常发挥，2000年有60.8%的新增专项债未形成实物投资。导致中央要求适度超前基建投资，地方政府却已有心无力。
可以看出，靠一味卖地——刺激房产——增加收入，扩大投资之路在中国已不能长久。要解决此窘境，必须增大地方融资能力。而要增大地方融资能力，必须恢复地方政府的市场信誉。
为此，必须先释放地方平台风险，能按时还本付息。偿还不了，或减记、冲消其部分资产或负债，让有人去承担过去的投资损失，这样才能重新恢复其融资能力。而此路在何方？解决的进程表又在哪里？
迄今，只看到了财政部布置上海、广东等地开展自行解决隐性债务的试点。但广东，上海财力雄厚，可以预见，两年后试点即使成功，也不具普遍性，不可能在全国特别是落后高债务地区有普遍的推广意义，只是推迟了问题解决的时间。
面对上述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而已暴露或将暴露的巨大风险隐患，如何化解？
（1）决策者对我国目前风险的严重状况，要根据历史教训、体制特征，有动态的、充分的评估。
要清醒看到，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发展阶段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在经济增长下行期、结构调整痛苦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到底还要消化多长时间，消化多少风险，心中要有大概的底数，要有清醒、正确的判断。要充分估计到，化解金融风险的问题是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中长期问题。
在一定时期内，想花大力气，多释放些风险，缩减部分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多牺牲些增长速度，多冲击些就业。尽管风险释放过后，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更扎实了，但在释放过程中对增长而言是痛苦的。但是风险不化解，原债务主体缺乏新的融资能力，同样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或者，仅借新还旧，但是一是怀疑在市场上能否如数借到，
二是即使能借到，原债务主体加大筹资成本筹集新的资金，但会影响未来投资回报和增长质量，未来有偿付能力？或者，通过央行加大货币投放，以直接与间接方式救，但资金若仍流不到该救的经济主体，市场会“用脚投票”，结果，扭曲了整个金融市场的秩序，怎么办？总之，对化解风险问题复杂性的认识，越深刻，工作就能越主动。
（3）以时间换空间，选择什么样的风险化解进度，在守住底线前提下，主要应考虑社会可接受度（包括就业），考虑科技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增长发挥的可替代作用。
满足此两要求，就可追求加快化风险的进度。然而，社会可接受度本身是个非显性的可度量的指标。其本身取决于化风险的方法，风险主要由谁买单。科技创新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是个慢变量。当期风险化解的需求难以等待慢变量的及时到来，弄不好会出现全社会资金配置的时间错配。所以，以时间换空间只是个原则。能否解决好，关键取决于化风险的策略和方法，而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本身。
（4）政府在制定各项长远规划中，不能再着眼于“想干什么”，还要了解“能干什么”，特别是要考虑好在系统性风险未化解之前“能干什么”。
要坚持不懈守住不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就要充分估计到风险是在逐步释放，风险的释放可能会影响当期的增长，化风险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因此，搞项目、稳增长，要量力而行，具体是要量“金融而行”，绝不能寅吃卯粮。只能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循序渐进。“十四五”期间，100多个国家重大项目怎么落实，资金在哪里，各金融工具怎么搭配，要与化解风险的动态进程统筹考虑。
（5）鉴于必须牢牢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大前提，因而实际化风险的过程是以“市场逐渐出清”、“市场非出清”现状出现，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
因此在市场经济为信用经济，借钱经济环境下，在争取稳增长和化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尽可能减少各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的缩减对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的冲击影响时，同时必须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改革中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以抵消化风险对稳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以问题为导向，从各经济变量相互联系性、市场体系性出发，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
概括以上三大内容，是直面中国现实，以问题为导向，一是从投资领域，二是从消费领域，三是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领域，指出中国中长期经济要确保可持续发展必须破解的三大关键性、全局性问题。
而且，是非一年半载可以解决的中长期问题。非下大决心，难以成功。非久久为功，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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