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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确定一件事的发生是机缘巧合还是命中注定。用马克思老师的观点看，命中注定就是“必然性”，机缘巧合就是“偶然性”。
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由此为自己开辟道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党的工作是一定要转移到农村去的，这是必然的，但是怎么转移到农村去，它存在着这样的可能，也存在着那样的可能，这是偶然的。
那么，历史上党的领导机构转移到农村去，是怎么实现的呢？事情还要从一个叛徒的叛变说起。
顾顺章，(1904年-1935年)，男，上海宝山吴淞人。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好勇斗狠的顾顺章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
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所以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顾顺章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经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一度担任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贴身卫士。
1926年，顾顺章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通俗的说，政治保卫也就是特科工作：地下暴力、保卫要员、刺探情报、处决叛徒，教员讲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自然从头到尾离不开暴力，所以有必要学习一个，而苏联的红色契卡和内务部，搞这一套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所以自然要去苏联学习。
顾顺章在苏联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凭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擅长双手开枪。
他还学习了很多特工技术，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无一不会，以至于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都称他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1927年顾顺章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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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各机关陆续搬迁到了上海，党的工作实际上分成了苏区工作和白区工作两部分。
在苏区工作的有领导中央苏区的教员、朱老总等，许继慎、领导鄂豫皖苏区的郭述申、徐向前等，领导的湘鄂西苏区贺龙、周逸群等；白区工作即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其它革命活动，但党的工作中心无可争议地是放在白区的。
毕竟当时的党，还是一个恪守理论的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留在无产阶级多的地方展开工作，看起来没毛病，上海工人阶级多，留在上海做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看起来也没毛病。
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苏兆徵、周恩来、蔡和森、项英，无一例外，都留在白区。
由十四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除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外，其余都在白区，而且几乎都住在上海。中共上海地下党经历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么严峻的考验后，已摸索出了一整套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经验，并成功地在上海生存了四、五年，获得了大发展，闷声发大财。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中央特科是行动机构，由顾顺章负责，特科下设四个科，洪扬生为一科的负责人，负责总务；二科搞情报，负责人陈赓；三科就是著名的“红队”，又叫打狗队、红色恐怖队，顾顺章、谭余保、王竹友先后任负责人；四科是后来才成立的，是电讯科，由李强负责。
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同时由于其性格散漫，帮会气息浓厚，周恩来也对其颇不放心，准备将其调离特科领导岗位，以赵容(即康生)代之。
为什么要警钟长鸣？为什么领导干部要加强修养？
大大早在2007年的一次讲话中就说过：“领导人在生活细节上体现出来的态度，决不是小事。一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顾顺章的蜕化变质，不正是最真实恐怖的案例吗？
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让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取代他之际，顾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1931年3月，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有的人谈恋爱，靠的是真诚，顾顺章把妹，喜欢花钱，所以把着把着就缺钱了，因此，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
第一次看到这段历史，我被顾顺章这神奇的脑回路惊得合不拢嘴，后来想想多少贪官为了情妇为所欲为，也就恍然了——多少领导干部倒在了男女关系上，金玉良言，诚不我欺。
1931年4月24日，国民党特务发现了顾顺章。装X总是要招雷劈的。所以一定要低调啊，这么高调的表演魔术，一表演一个多月，这是怕国民党的特务找不到自己么？！
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
顾顺章的节操并没有想象中的高，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点节操。刚刚被抓，国民党反动派连刑具还没准备齐全，老虎凳啊烙铁啊皮鞭啊还没收拾妥当，顾顺章立即就叛变了，叛变的理直气壮，堂而皇之：我，顾顺章，是一条大鱼，知道很多东西。
顾顺章自己就是特科的负责人之一，因此他很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所以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企图一举破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
他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不料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间谍。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并将解往南京的电报，大吃一惊，他立刻跳上火车，来到上海，飞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
由于顾顺章所处的极高地位，他的叛变，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许多重要的革命家被反动派抓捕杀害。
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向忠发都被残忍杀害，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顾念早年的救命之恩，对其”特赦”，他才逃过一劫。
向忠发被捕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担惊受怕，竟让康生、陈云为其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楼，深居简出，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到了1931年7、8月，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王明瑟瑟发抖，再也不想在上海待下去了，辞去中央总书记，跑到了莫斯科。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搞得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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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博古、张闻天、陈云于1932年底先后由上海出发，经福建永定、上杭，于月初抵达瑞金。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为博古，组织部长为任弼时，宣传部长为张闻天，教员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
当时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是朱毛，而是上海党组织派早在31年2月第二次反围剿时就去的项英，而他代表的是当时共产国际钦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王明。
项英撤消了原来的总前委，组建军事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朱毛任副手。可是当时战争形势紧急（二三次反围剿之间也几乎没有停顿），他又是初来乍到，因此实际的军事指挥仍由朱毛掌握。
1931年10月，第三次反围剿结束结束，11月1日，项英主持召开了赣南会议，具体内容是批判教员，说他“农民意识”“经验主义”“游记主义”“富农路线”，总之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典型代表。
11月内，首先将教员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教员的一生就和“主席”这个词再也没有分开过，而后项英组建了新的军委会，朱老总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教员是15个委员之一，并决定红一方面军由军委会直接领导，撤销原来的总司令总政委职务。
这实际上，是给教员挂了一个听起来威风八面却并没有实权的空职，而后踢出了最高军事决策层。因此，1931年赣南会议之后，教员接连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和批评。
教员的人生也经历过低谷——被排挤，被剥夺权力，被党内警告，被开除中委，教员是如何陷入逆境？他如何逢凶化吉？又如何逆袭崛起？
一系列的变动，从赣南会议开始了。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他又被调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此后两年内，教员的处境更加艰难。
1965年8月5日，教员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