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解放战争历史的时候，有个经典的问题，常会被人提起，那就是：
为什么短短3年时间，毛泽东就能打赢解放战争？
要知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当时的诸多条件，对我党并不利。
先看两党军队人数。
当时国民党拥有正规军约200万人，再加上其他的军事力量，综合起来总共有430万人；
反观我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当时只有61万人，算上地方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人员，总共为127万人。
两相对比，双方的兵力约为3.38比1，兵力悬殊。
再看两党的武器装备。
国民党方面，由于接收了受降的100多万侵华日军的武器，加上美国的大力援助，军队的武器装备十分先进，火力强大，种类繁多，如坦克、重炮、飞机、军舰等。
而这些，恰恰是我党亟待需要但又缺少的。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更多还是依靠小米加步枪，即便在战争中也缴获过一些武器，但与国民党的差距依旧悬殊。
还有两党的控制势力范围。
国民党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主要交通线，还有当时中国的几乎所有现代工业，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在政治上，看起来似乎也更具有正统性，毕竟，当时世界承认的，还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我党当时则主要扎根在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也左右不了经济，政治上，也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除了这些，当时国内国际上的诸多要素，也都不利于我党。
这么一看，国民党的整体实力确实远远超过共产党，谁输谁赢，似乎已成定局。
但，为什么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最终的结局，是国民党败，共产党胜；国民党军败，人民解放军胜；蒋介石败，毛泽东胜？
在对解放战争的历史进行整体性的了解，并参考了一些分析资料后，我觉得有3方面原因很重要。
总的来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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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高明，以人为本。
-
战术切实，协同配合。
-
人心所向，不可阻挡。
为什么是这3方面原因呢？
让我们一一来看。
1
第一个重要原因：
战略高明，以人为本。
这里的以人为本，是一种凝练的概括，具体来说就是：
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保存我方有生力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双方的有生力量的此消彼长，才是决定解放战争胜败的关键，核心在人，而不是在地。
对于蒋介石来说，则恰恰相反，他是以地为本。
他在《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报告中这样说道：
“大家要知道，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
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于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所以匪军不能占据都市，实在是他们致命的弱点。
因此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国共双方最高统帅的战略方针，完全不同，简单来说就是：
蒋介石要地，毛泽东要人。
那么，到底那种战略方针行之有效呢？
解放战争初期，局势对蒋介石更为有利，“以地为本”的战略方针，看起来似乎更有效些。
得益于美军的援助，在战争初期，蒋介石倚靠着先进的武器装备、数量庞大的军队，很快便夺取了不少解放区的重要城市，也打通了一些交通线，还控制了大片大片的解放区土地。
从表面上来看，蒋介石的战略构想似乎是成功的，城市、交通线、土地，都如探囊取物，解放军这边，则是另外一番光景。
在战争初期，基于种种考量，解放军并没有和国民党军硬碰硬，而是先后撤出苏皖边区和山东根据地的首府；
1947年，面对胡宗南气势汹汹的进攻，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又主动撤出延安，这让蒋介石大喜过望，共产党距离失败应该不远了！
在蒋介石看来，延安是共产党的大本营，离开了大本营，就成了彻彻底底的流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认为：
“过去时代的流寇，只有两种本领：
一种是负隅，凭借险阻，顽强抗拒；其次是流窜。
……但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
交通如此发达，武器如此进步，无论什么险阻，经不起飞机的轰炸，无论流窜如何迅速，赶不上火车汽车，所以流寇是无法存在的。”
早在1929年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坚决反对“流寇思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和创新，让党领导军队，使得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凝聚力大大增强。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基于此进行根据地的建设，并积极开展土改和宣传工作，使得我党我军逐渐打下了坚实而又广泛的群众基础。
除此之外，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实践，如反围剿斗争、长征、抗日战争等，也让我党我军获得了巨大的历练，革命斗争经验越来越丰富，战斗力也越来越强。
所谓的流寇之说，所谓的“匪军不能占据都市，实在是他们致命的弱点”，不过是蒋介石自己臆想出来的，完全忽略了客观实际，实乃谬论。
解放军的撤退，也绝对不是无意义的逃跑，而是基于毛泽东战略构想布局中的一部分，是有计划的转移，和对敌人的牵制。
“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1947年，国民党军集中重兵，搞重点进攻，准备进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时，陈毅统率华东野战军，用一部分军队伪装主力进行抵抗后，就弃城而走。
蒋介石大喜过望，以为临沂唾手可得，可实际上，他的判断完全错误。
华东野战军之所以要撤出临沂，是为了迷惑敌人的主力，避其锋芒。其真正的目的，是隐蔽北上，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包围从胶济铁路孤军拿下的国民党北线部队。
正所谓柿子要挑软的捏，集中优势兵力，打下敌方的分散兵力，也就容易得多。这就像田忌赛马中，好马比中马一样，硬实力摆在那里，输赢是注定的。
3天时间，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前进指挥部、两个军和所辖的六个师，以及一个师的大部，总共5.6万多人，被解放军一举歼灭。
当时，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的王耀武听到消息后，十分不解，他恨恨地说：
“五万多人，不知不觉在3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3天也抓不光啊。”
话语间透着巨大的无奈，实际上也从间接上表明，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是有问题的。
之后，解放军趁机扩大战果，进一步控制了250多公里的胶济铁路，并解放了13座县城，整个战役共歼敌7万多人，取得巨大胜利，对华东战局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
除了进攻山东解放区，蒋介石还打起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主意。
1947年3月19日，他命令胡宗南率领25万余人，直扑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在陕北战场，解放军只有4个野战旅1.7万余人，以及3个地方旅。相比胡宗南的25万余人的兵力，处于绝对的劣势。如果正面迎敌，必然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
毛泽东没有犹豫，他力排众议，果断选择撤出延安，寻求新的突破口。
对于这种做法，毛泽东解释说：
“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
思路清晰，比喻形象，接下来就是实操，战场上见分晓了。
毛泽东离开了延安，但他和中央并没有离开陕北，而是在这里和胡宗南兜起了圈子。
这种操作，倒有些和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类似，都是在敌人的刀剑起舞，非大智大勇者不可为也。
胡宗南25万余人来到了延安，看似胜利，实则什么也没得到。
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胡宗南的部队在陕北完全扎不了根，碰了一鼻子灰。兵力分散后，被西北解放军各个歼灭，最后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又撤出了延安。
蒋介石本以为占领临沂、占领延安就是胜利，可问题是，看似占了地盘，自己军队的有生力量却被大大消耗了，那么试问，这样占领的意义何在？
没了有生力量，没了具有战斗力的人，那么占领的地盘，迟早会被夺走。
须知，短期的占有不叫占有，能长期的扎根才算真本事、硬实力。
蒋介石的战略指导方针渐渐不灵了，内战爆发一年多后，他忽然发现，自己居然似乎没什么兵可调了！
如果从全面内战爆发后的1946年7月算起，到1947年6月的时，解放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保安部队等杂牌军34万人，总共歼敌112万人。
国民党的军队，是越打越少，越大越弱；解放军的军队，却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并从过去的战略防御为主，开始转为战略进攻。
对解放军来说，这种趋势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不断巩固强化，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好战略旨在实现某一重要目标，具有连贯性、协调性、指导性和物质性的特征。
大多数情况下，很多组织都没有好战略。
相反，它们拥有的只是体现进步的多重目标和行动，除了‘再花点钱、再努把力’之外，并没有一个连贯性的策略来取得进步。”
结合这段话，以及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对战局的不同把控，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和蒋介石各自的战略方针，孰优孰劣，孰好孰坏，高下立判，不言自明。
2
如果说战略是为组织划定一个长远的发展方向，那么战术，就是基于相应的战略，所采取的种种具体方案、行动、细节。
有了好的战略，如果不能落地执行，战略再好也只是幻想，组织处于一种浮空的状态；
有了好的战术，如果缺乏正确方向，战术再好也只是徒劳，组织会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他的战术执行，和战略方针一样，背离实际，错得离谱。
“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
“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
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做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
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从李宗仁的这些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蒋介石确实不是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者。
作为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指挥军队竟如儿戏一般，不是坐在指挥室进行电话指挥，就是坐着飞机漫天飞。
忽略战争发展的客观实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想到哪指挥到哪，想放弃就随意放弃，还不允许别人提建议，提建议如果犯错就是你的锅，你只要比我强就是你的错……
本来战略方针就不高明，战术执行又这么拉胯，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自嗨，输了就写日记反思，以图所谓逆袭，回归到现实，又并未有任何真正的改变，打仗依旧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一个组织有了这样的最高统帅，焉有不败的道理？
毛泽东除了在战略上比蒋介石高明外，在战术上，也是完全压制。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8月的时候，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国共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出现了巨大变化，优势已逐渐在解放军手里，而国民党军已是强弩之末了。
“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既然选择发动决战，那就要坚决贯彻，切实推进，尤其是第一个战斗的胜利，十分重要。正所谓“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
为了最大程度保证首战胜利，毛泽东专门归纳了3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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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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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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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归纳的这3条原则，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对他大的战略方针的具体化。
或者说，他将较为抽象的战略层面的构想，细化成了可操性较强、切合实际的战术性指南，方便各战区的领会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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