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德国总理访华，达成了一些成果，这也是三年来首次有欧盟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随他而来的有一大堆德国企业的领导，包括德意志银行CEO，西门子CEO，大众汽车CEO，巴斯夫集团CEO，默克集团CEO等12家德企，下图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在美国在逐渐加大对中国的压制的时候，我国和欧洲的合作也显得重要。
我平时整理过新中国建国初的工业化人才来源，里面就有一些来自德国的，觉得和中国-欧洲合作的逻辑还是多少有些关联性，这里刚好借这个新闻聊一聊。
工业化的核心是人，德国和日本在二战时期都被炸烂了，但是并不妨碍二战后迅速复兴，并逐渐享有全球最高的生活水平之一。
而人里面最为关键的其实是高级科技工业人才，他们在工业和科技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觉得今天我们对于科技的发展，是自主与开放结合的方式，
一方面技术上必须自主化，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对外开放和学习，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这两点其实并不矛盾。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新中国成立的鼓舞，从欧美等国回国的科技人才，我之前查询过数据，从1949-1955年大约回来了几千人左右，这批人中出现了大批中国科技的领军人物，
像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的钱学森（1955年回国），郭永怀（1956年），邓稼先（1950年），朱光亚（1950年），吴自良(1950年)，程开甲（1950年），彭桓武（1949年5月），任新民（1949年8月），杨嘉墀（1956年），王希季(1950年)，姚桐斌（1957年），陈能宽（1955年）总共12人是1949-1957年回国的。
其他11人则在1949年之前就回国了，或者一直在国内，或者建国后再送到苏联留学。
其他建国初期的几年回国的高科技人才还有华罗庚（1950年），梁思礼（1949年），“强五之父”陆孝彭（1949年）
黄昆（1951年回国），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徐光宪（1951年回国），世界级稀土专家，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师昌绪（1953年），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良镛（1950年），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吴文俊（1951年），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实际上以上只是一部分，因为几千人里面还有很多杰出人才，另外还有当时没回来的顶级人才，比如得了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
二是建国前经过民族工业和科研机构的训练，以及到欧美留学并在1949年10月建国之前就已经回国的人才。
里面的杰出代表有李四光，虽然很多文章会把李四光算成是新中国回国人员，但其实他是1947年去英国开会，但因为国共内战，当时英国回远东的船票要提前一年预定，所以滞留到1949年才回国。
还有竺可桢，1918年就回国了，先后担任中国气象学会会长，创建了中国地理学会，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等等。
沙眼衣原体发现人之一的汤飞凡，1929年就回国当副教授和教授了。
像王淦昌在1934年就回国了，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
还有赵九章，1938年回国在西南联大当教授，后来在清华大学和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王淦昌和赵九章都是三十年代柏林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回国的，王淦昌毕业要早几年，尤其是王淦昌，由于缺乏实验的条件，他提出的理论后来被别人实验验证后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也因此不止一次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甚是可惜。
航空专家方面，徐舜寿（中国首个飞机设计室主任，西飞首任总设计师），黄志千（沈飞总设计师，歼8首任总设计师）两个航空专家，他们是四十年代国民政府送到美国和英国接受先进战机设计训练，黄志千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的飞机公司接受飞机设计训练，徐舜寿在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公司接受训练，然后在1949年建国前就已经回国，
徐舜寿回国后参加了国民政府的中运系列运输机的总体设计。
强五之父陆孝彭也是这个路径，当时国民政府委托英国格洛斯特飞机公司设计一款喷气式战斗机，并在此项目中培训中国飞机设计师，一开始英方打算由英国专家设计，中国工程师打下手，而由于项目中的中国工程师坚持，决定中方也可以提交方案，谁的方案好用水的，最终陆孝彭设计的喷气式战机方案被选中，该项目被命名为CXP-1001，不过该战机由于国民政府忙着打内战未能量产，
陆孝彭1949年回国，后来在南昌飞机制造厂搞出了强5，成为强五之父。
汽车工业方面，我国一汽的第一任总工程师孟少农，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41年取得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资格，194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福特汽车、斯蒂贝克汽车厂实习，担任工程师。1946年回国，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
1952年至1956年，担任一汽副厂长、总工程师。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民族军工工业也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军工技术专家，
其中重庆兵工署第50工厂成都分厂，是解放前国内唯一自研火箭炮（注意不是火箭筒）的单位，1946年时任厂长钟林（美国麻省理工学习归来）根据美国的4.5英寸火箭弹开始仿制国产火箭弹，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随后在1947年他带着研究成果投奔解放区在华北继续研制工作，1948年10月，由钟林主持在河北井陉县成立“火箭技术室”，钟林可以说是我国火箭炮技术研究的元勋，
后在1949年根据安排，火箭炮的研制转移到沈阳五二工厂（即后来的724厂），该厂由吕去病担任研制小组组长，组员有徐兰如，李乃暨，谢光选，房子华，李彬等，继续火箭炮研制工作。
在1950年该小组研发出我国首款国产火箭炮A3 102mm火箭炮，数量不多总计制造了五十多门，1950年志愿军入朝第一战“云山之战”，39军使用的火箭炮就是国产的，而从苏联进口喀秋莎火箭炮则是后来的事情了，这个是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意外的。
沈阳五二厂这个研发小组可以说是“重庆兵工学校校友小组”，
组长吕去病是1938年毕业于重庆兵工学校，1945年留学美国归来，在兵工署第50工厂成都分厂当过技术员和工程师，
而组员谢光选，李乃暨，徐兰如分别在1946年，1938年和1941年毕业于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该校本来是汉阳兵工厂的学校，后来改为归国民政府军政部管辖，抗战全面爆发后先搬迁到湖南株洲，再在1938年搬迁到重庆，负责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兵工厂培养高级人才，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也是1940年毕业于这个学校，该校后来被并入北京理工大学。
这里面谢光选后来成长为我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中科院院士。
设计小组另一个组员徐兰如，1941年毕业后先后在陕西的兵工署第31工厂和重庆的第21兵工厂负责技术工作，后来成为东风一号导弹的核心技术人员，负责在导弹出厂证书上签字。而李乃暨1938年从重庆兵工学校毕业后，毕业后先后在国民政府兵工署等各个部门工作，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运载火箭推进剂专家。
抗战时期的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培养出的高级人才还很多，
比如1946年毕业的赵瑞之，先是在重庆兵工署第50工厂当技术员，然后到东北沈阳51厂工作，抗美援朝时期我国搞南厂北迁，该厂的枪厂搬迁到黑龙江北安，名为庆华厂，该厂仿制苏联波波莎冲锋枪的50式冲锋枪，抗美援朝期间先后生产了三十多万支交付志愿军，极大的加强了志愿军的火力，后来雷锋的标准像上面就是手持50式冲锋枪，而50式冲锋枪的仿制技术工作就是赵瑞之负责。
赵瑞之还是黑龙江庆华厂后来仿制苏联AK47的56式冲锋枪（其实就是突击步枪）的仿制小组组长，以及我国仿制苏联而成的经典54式手枪的技术负责人，这两款枪型都是我国的一代名枪。
另外国民政府在1936年开启的重工业计划，从欧美各国引进技术建立本土工业，虽然因为抗战全面爆发的原因没有如期完成，但也培养了一批人才。
下图在中国钢铁发展史上比较有名，这张图上有六个钢铁技术专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学习时的合影。前排左一为李松堂，左四为邵象华，二排左四为王之玺，右一为靳树梁，后排左二为杨树棠，后排右二戴眼镜者为毛鹤年。
六人中三人毕业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其他三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北平大学和同济大学。
1936年国民政府为筹建中央钢铁厂，把他们先后送到德国克虏伯公司下属的各个钢铁厂实习，其中靳树梁到克虏伯旗下的莱茵村钢铁厂学习，该厂是世界级的铁厂，当时单日产量高达7000吨，产量占到德国铁产量的十分之一，靳树梁在期间写出了详细的考察报告。
随着抗战爆发，中央钢铁厂计划搁浅，六人回国后在抗战期间被赋予不同的任务，
在抗战大后方的民族工业中经受了锻炼，其中靳树梁先是在国民政府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拆迁汉阳钢铁厂和六河沟钢铁厂至重庆大渡口，后来担任威远铁厂厂长。
王之玺到昆明参与筹建云南钢铁厂；毛鹤年到重庆大学教书；
邵象华先是到武汉大学任教，创建了冶金系。之后在重庆綦江创办一个小型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现代化钢铁厂，设计出中国第一台新型平炉，并为中国培养出一批钢铁实干队伍……像张春铭、张兴钤、章守华等这些人后来都是钢铁企业的骨干，是国内比较有名望的专家。
杨树棠回国后，来到生产军用钢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成功地炼出中国第一炉75毫米炮筒钢，随后，杨树棠又到资渝钢铁厂，带人研制出一种新型炼钢法——“资渝炼钢法”。
同样来到资渝钢铁厂的李松堂，负责设计、制造、安装了一套新型钢轧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六人被派到东北负责接收鞍钢，担任协理（副总经理，负责技术工作），其中靳树梁为第一协理，
1948年12月鞍钢解放后，六人被解放军保护起来，鞍山市市长和公安局副局长亲自招待吃饭，六人决定留下开始鞍钢恢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