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庆龄绝对是近代最厉害的女性。
做为孙中山先生的妻子，宋庆龄是民国的国母，做为革命家，宋庆龄参与缔造新中国，晚年还出任国家名誉主席。以女子之身奔走乱世，并做出这么大的成就，古今中外都是少见的。
但她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大的成就，大部分资料都说的不多，今天我们就从秘密战线的角度说说宋庆龄的厉害之处。
孙中山革命大半辈子没有起色，还因为思想超前被人骂成“孙大炮”，但生命的最后几年，孙中山却造出国共大革命的大势，开启民国历史的新阶段，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三大政策”：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是孙中山革命的方法论，也是孙中山的革命路线。所以1925年孙中山去世前，立的三份遗嘱里就有一份是《致苏联遗书》：
“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可以说，孙中山希望用共产党辅助国民党，借苏联抵抗美日欧等列强，将来成立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为辅、向苏联一边倒的新中国。
而陪同孙中山革命的宋庆龄，亲眼见证了“三大政策”的成功，再加上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关系非一般人可比，所以在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便成为“三大政策”的守护者、继承者。
随着国共北伐成功，蒋介石在1927年4月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清洗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联合国民党右派、江浙财阀、地主、军阀等乌合之众，投入英美的怀抱，成立了买办性质的南京国民政府。
这是对孙中山革命路线的背叛，做为孙中山遗产的守护者和继承者，宋庆龄立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痛斥蒋介石走上歧途，和蒋介石决裂。
不过那时宋庆龄太年轻，对革命有一些不成熟的观点。
她认为政变后的国民党太保守、共产党的政策太激进，于是宋庆龄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人准备成立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第三党”，依靠苏联的支持，用正确而缓和的手段改造中国。
1927年9月，宋庆龄前往莫斯科，着手落实“第三党”的事。
但他们显然低估了斯大林的立场。
斯大林做为苏联的领袖，首先要考虑苏联的利益，而苏联要在中国实现利益最大化，便是扶持一个稳定且服从命令的政府，做为苏联的地缘缓冲区，阻挡日本和美国的进攻，守护苏联的亚洲边境。
斯大林认为，中国的各党派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唯独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可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第三党，便不符合苏联的利益。
于是斯大林拒绝支持宋庆龄、邓演达等人的主张，说所谓的第三党是孟什维克、蒋介石的驯服工具，由于他们嫌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太激进，所以向忠发也在莫斯科攻击他们。
受到左右两派的攻击，又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宋庆龄等人成立第三党的行动很快夭折，他们这些核心人员也被边缘化，甚至遭到严密监视。
经过这次折腾，宋庆龄彻底成熟了。
1928年初，邓演达、谭平山等人成立以“中华革命党”为名的第三党时，仍在国外的宋庆龄就知道：
“这一团体希望不大，因为它对南京和北京以及共产党都要斗争。”
一句话，树敌太多，不能团结大多数的力量。
认识到这一点，宋庆龄便完成华丽的转身。
他要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路线，不认同国民党右派的买办投降路线，那么在世界上非资即社、国内非国即共的大环境下，便决定和苏联、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革命路线。
这次转身，奠定了宋庆龄毕生功业的基础，而这份功业完全属于宋庆龄个人，孙中山夫人的身份只是锦上添花。
2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被捕，随即叛变革命，导致上海的地下党完全破坏，很多革命骨干被捕杀害。
共产国际在上海也有情报局，和上海的地下党联系非常紧密，不仅每年提供2.5万美元的经费，还负责传递莫斯科的指示、指导中国革命的进程。
顾顺章做为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对共产国际的情报局非常熟悉，于是在叛变后，向国民党供出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负责人——牛兰夫妇。
得到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国民党特务随即抓捕牛兰夫妇。
消息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炸锅了。
牛兰夫妇做为情报局的负责人，掌管共产国际在东亚的情报系统，藏着大量不为人知的秘密情报、绝密文件、活动经费，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
一旦牛兰夫妇经不住严刑拷打，也和顾顺章似的叛变革命，共产国际的东亚情报系统便要瘫痪，很多人要死，很多事要黄，而且共产国际不可能短时间内重建情报系统，那么就要失去对各国共产党的指导。
共产国际非常着急，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
但是情报局负责人都被抓了，情报系统的力量就不能全部调动起来，红色特工佐尔格费尽心思，也只得到一张牛兰夫妇报平安的字条，表示我们没有牺牲，也没有叛变，请组织放心。
至于如何救出来，佐尔格没办法。
共产国际想到，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正在苏联留学，便想和蒋介石谈判，用蒋经国换牛兰夫妇。
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联系蒋介石？
就这样，共产国际想起了宋庆龄。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在中国地位尊崇，人脉极广。迎娶宋美龄的蒋介石，是宋庆龄的妹夫。宋庆龄倾向革命，是政治上可以信任的人。
于是共产国际决定，请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而在共产国际和宋庆龄谈的时候，宋庆龄请求加入共产党。
从后来的种种事件来看，宋庆龄极有可能在1931年就是党员了，不过她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而是共产国际的国际党员。
中国的前一个国际党员是李大钊。
当时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国际党员可以绕过一国的中央，和共产国际直接联系，在国际共运风起云涌的时代，可以说地位非常高了，比本地党员重要得多。
这就是宋庆龄在30年代初的地位。
获得国际党员的身份，1931年8月，宋庆龄回上海给母亲奔丧，准备妥当后便开始工作。
各国的政经名流几乎同时给宋庆龄发电报，请她营救牛兰夫妇，并且组成史沫特莱为书记的营救委员会。
宋庆龄以此为理由，去找妹夫蒋介石谈判，提出用蒋经国换牛兰夫妇。
出现这种事情，我们基本可以断定，那些发声的政经名流都和共产国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已经确定是佐尔格培养的共产国际情报人员。
听到宋庆龄的条件，蒋介石马上就明白了：
南京国民政府扣押牛兰夫妇，苏联政府也随时可以扣押蒋经国，如果牛兰夫妇死了，用不了多久，蒋经国也会死于一场意外。
蒋经国很重要，破解共产国际的情报网也很重要，怎么抉择？
面对类似选择的时候，斯大林不愿意用德国俘虏换儿子，教员把毛岸英送到生死未卜的朝鲜，但蒋介石是个假革命者，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既不愿意牺牲蒋经国，也不愿意释放牛兰夫妇。
纠结到最后，蒋介石下令，牛兰夫妇免除死刑，改为无期徒刑。牛兰夫妇知道不用死了，便没有必要出卖共产国际换取生路。
蒋介石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给共产国际一个台阶下，双方都得到满意的结果。
而营救牛兰夫妇基本成功，也让共产国际看到宋庆龄的能力，逐渐把上海的情报工作和资金交给宋庆龄。
从此以后，掌握情报和资金的宋庆龄，便成为直接对共产国际负责、协助中国革命的秘密战线大佬。
廖承志回忆过一件事。
1933年5月，宋庆龄到廖承志家做客，和何香凝谈笑一会，便找机会单独和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
所谓最高方面，指的是共产国际。宋庆龄代表共产国际问廖承志，上海秘密工作能否坚持下去，以及中国党内叛徒的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