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9日，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蒋介石约见副总统李宗仁商谈，表示自己愿意“引退”。
国民党是一个五岳剑派性质的组织，李宗仁作为当中的“桂系”首领，和蒋介石一直不对付。
此时蒋把总统大位扔给政治对手李宗仁，一方面有所图谋，另一方面也事出无奈。
就在一个月前，李宗仁的小弟白崇禧致电南京请求停战，主张邀请美、苏联合调停冲突。
几天后，南方各省的多位大佬，像湖南程潜、湖北张轸等均通电主和，要求蒋介石下野。
蒋一边骂着“娘希匹”，一边看着毛人凤保密局呈送的情报，才得知这些大佬背后竟然是美国人在支持。
原来在1949年初这个关口，对蒋介石失望透顶的美国政府已经在中国公开策动倒蒋活动，希望用换人及和谈的方式来维系住国民政府和半壁江山。
当时随着三大战役告一段落，国民政府手中的部队主要还剩三部分：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约40万人），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20余万人），以及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司令部（约35万人），其他的地方军阀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基本可以忽略。
汤和胡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因此危急时刻蒋最需要稳住的便是白崇禧那三十多万大军。
形势比人强，再考虑到李宗仁与我党的关系相对比较好，让他来当这个“和谈总统”是绝佳的选择。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惩处战争罪犯命令》，提出“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蒋介石一边考虑下野，一边安排亲信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
陈诚的主要任务是把大陆库存的277余万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运往台湾，同时尽快稳固住局面以供国府撤退。
华盛顿认为台湾是美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虽然开罗会议时有归还中国的协定，但在对日和约尚未正式签订之前其主权归属仍无凭据，理论上应由盟军司令部托管；而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便要将台湾作为撤退大本营，似有僭越之嫌。
于是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巴大维将军想请司徒雷登大使向国民政府提出口头抗议，以示态度。
“对于南京政府一部迁往台湾，美国已向国民党警告；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根据开罗协定盟总对台仍负有任务，故南京政府可迁往广州，但不能迁往台湾。”
不过相对盟军总部（麦克阿瑟）和美国军方，司徒雷登显然更了解国民党当时日薄西山的局面，他深知台湾已是蒋最后的退路，否则就得去菲律宾建流亡政府了。
因此司徒大使并没有太激烈地向国民政府抗议，只是派人与李宗仁简单沟通了此事。
蒋介石对美国觊觎台湾管辖权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在1949年1月5日函电陈诚时曾这样说道：
“如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
“台湾法律地位与主权在对日和会未成以前，不过为我国一托管地之性质……”
从中大家不难发现，蒋虽然明面上要求陈诚强力控制住台湾，但对于台湾的性质问题并没有跳脱出美国给设置好的框架，或者说不敢直接忤逆华盛顿给定的调子。
1949年1月21日下午，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长孙蒋孝文一起乘专机离开南京飞杭州，然后驱车回到奉化溪口故里；在溪口，蒋度过了大陆的最后一段时光。
为表诚意，他下令撤销总动员令、停止戒严法之实施、改各剿匪总司令部为长官公署，并释放各种犯人。
面对国民党开启的这一波舆论攻势，我方首先通过私下渠道告知了李宗仁底牌：
如果你真有反蒋之心，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否则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虽然李宗仁和蒋介石的关系不睦，但让他立即与蒋决裂还是压力太大。
李宗仁的回应很艺术，他精挑细选，组建了以“亲共人士”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等为首的和谈代表团，阵容强大，由不得我方不接待。
南京和谈代表团留在北平后，张治中（右二）、邵力子（右一）、李蒸（左二）偕同张丰胄（左一）同游中山公园
他想借我党之口提出和谈条件，把压力通过美国或国内舆论渠道传递给蒋介石，胁逼蒋“出国”，然后借美苏大国斡旋之力达成和平协议，借此实现其隔江分治的方案。
面对李的小心思，4月3日，周恩来单独接见了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要他传话给李、白：
一、和谈期间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
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应先退到花园以南一线；
三、希望白崇禧部队在安徽让出安庆，桂军向武汉撤退；
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考虑到他的安全，可以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
从当时给李宗仁提的条件来看，我方显然是希望彻底分化李白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中央军，最好李宗仁和白崇禧能来个“世纪大投诚”，直接实现全国解放。
这些条件有没有打动李宗仁不知道，不过作为李宗仁的私人代表，黄启汉（解放后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抓住千载难得的机会向周恩来表示：
“不管李宗仁白崇禧走什么道路，我一定跟共产党走。”
解放军装备的美制M3A3斯图亚特坦克在长江附近行军
4月8日上午，毛周等领导同志在北平香山接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
为表诚意，我方同意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表示谅解。
其实就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张治中等南京代表团团员也没有什么难处，他们心态非常轻松。
因为从抵达北平的那一刻起，张治中等人就已经决定：无论和谈情况如何，都不会再回南京了，他们将从此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49年4月15日，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
次日，由黄绍竑、屈武两位携带“协定”赴南京请李宗仁、何应钦签字。
关于这份“协议”不做过多解释，南京高层紧急开会讨论后，认为该协议形同“无条件投降”。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告北平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张治中拒绝签字，和谈破裂。
4月21日，我方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拉开帷幕。
整个和谈过程中，由于蒋的掣肘、孙科“府院之争”等各种因素，李宗仁并没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推动，窝了一肚子火。
李宗仁这个代总统虽然指挥不了蒋介石，但蒋介石同样指挥不了他。
面对土崩瓦解的局面，李并没有跟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也懒得处理那一摊子烂事，他直接飞往了桂系的大本营桂林，决心在广西自行重组政府，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按照李宗仁的计划，他将以白崇禧麾下的几十万大军和西南几省为筹码，和我方再谈一个价钱。
眼看大哥准备与蒋介石决裂，实际掌握兵权的白崇禧显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4月29日，白崇禧飞离武汉前往桂林准备与李宗仁见面，一方面是想听听大哥的方案靠谱不靠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哥对反蒋一事慎重再慎重。
不过就当飞机临近桂林时，天上突降暴雨，白崇禧只得改飞广州。
当晚，蒋介石紧急在黄埔军校旧址会晤白崇禧；经过一番思想工作，蒋最终说服白崇禧与之合作，李白二人就此分道扬镳。
我们很难想象要是那天桂林不下雨，让李宗仁先见到白崇禧，历史会是什么结果。
此前几十年里，每逢桂系做重大决策，李宗仁都能做白崇禧的主，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次，功败垂成。
李宗仁曾警告白崇禧（身着军装者）“桂系到台湾无用武之地”，但白仍执意赴台湾。1954年3月10日，蒋介石组织国民大会罢免李宗仁时，白举起双手表示赞成
1949年底，四野大军攻入广西，负隅顽抗的白崇禧大败；桂系残兵一部分败退走海路被运往海南岛，另有一部退入越南境内。
至此，李宗仁和白崇禧几十年起家的精锐家当伤亡殆尽。
在败局已定的时候，李宗仁没有随蒋一起迁往台湾，而是以“就医”为由经桂林、南宁飞赴香港，住进了香港半山养和医院。
不久，他又借口胃疾复发，偕妻子及随员七人，乘包机一架，离港赴美。
就这样，国民政府不仅丢了江山，连自己的“总统”也丢了。
说来有趣，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一直“代”到1954年第二届“国大”召开才被罢免，也算干满一届。
旅美期间，李宗仁成了美国历史学界的宝贝，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唐德刚经常上门采访他。
唐德刚当时负责“口述历史计划”的中国部分，有时会带着一批教授去和李宗仁谈民国历史。
他1910年加入同盟会，早期在滇军和桂系里服役，参加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粤桂战争；1923年经李济深介绍加入国民党，次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的身份参与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之后又经历了国共分裂、军阀混战、联合抗日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作为几十年历史进程的亲历者，每当教授们找上门，李宗仁总会特别高兴，谈笑终宵。
后来唐德刚回忆道，这或许是李宗仁选择回大陆的原因之一：北京的人民政协里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
想想也是，李济深、宋庆龄、陈绍宽、卫立煌、唐生智、龙云、傅作义、杜聿明……
大家坐在一起复盘天下大势，找找谁是“狼人”，谁是“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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