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这本书，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并不起眼。它没有明确的归属，既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更不是法家。
但是这本书却是最被低估的一本书，书中详细记述了管仲的思想，不光有教育、军事等内容，最精华的是关于发展商业的论述，以商立国、以商止战的思想完完全全超越了时代，即使是现在的很多经济政策，也都是脱胎于《管子》。
春秋时期，有著名的春秋五霸，五霸之首霸叫做齐桓公。
齐桓公没当国君之前被大家称为公子小白，说明他确实挺小白的，自诩平生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
那他是咋成为首霸的呢？
这就不得不说一个人，管仲！
事实证明，当国君自身能力并不重要，会不会用人最重要。
重农抑商？不！士农工商皆国之柱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把土地看得重于一切，除了种地和读书，其他的都是不务正业。就算现在农民地位不如古代高，你到农村去转一转，很多家大门上也挂着「耕读世家」的大牌匾。
在古代，农民的地位是相当之高。在统治者看来，只有踏踏实实种地才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
这话当然不错，但是有些失于片面，第一个扭转这种偏见的，就是管仲。
管仲是个彻头彻尾的商人，虽然他没有经商天赋，自己做生意做一次赔一次，但却很有商业思维，明白商业的精髓所在，这种人现代有个词可以很好形容：眼高手低。
眼高手低也不一定都是贬义词，至少在管仲这里不是，因为眼高到一定境界的话，是不需要用手的。
管仲的眼界有多高呢？读完《管子》以后我是彻底服了。
在《管子·小匡》中，管仲提出了「士农工商」这样一个概念，几千年来，无数人疯狂的诟病这个说法，认为中国重农抑商的根源就在这里，近代中国闭关锁国，封闭落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管仲。
这就有点扯淡了，读书切记不可断章取义，这句话的全称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
看到没，管仲认为商人是国家之柱石，丝毫没有贬低商人的意思。而且之所以要提士农工商，是为了给他另外一项政策服务，那就是四民分业。这两条政策是要合在一起看的，管仲提出要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人四类，这四种人分别有各自的聚集区。
为啥要这样做呢？管仲认为这有几个好处，首先可以让相同行业的人聚在一起，有利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其次能让大家安心于自己的行业，不至于看别的行业好而见异思迁，最后还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传帮带氛围，有利于下一代从小就掌握专业技能。
这政策对士农有啥影响不好说，但是对工商这两类人来说，实在是太好了。工匠聚在一起，各种小技能，小绝活就没有私密可言，生产力提升飞快；商人聚在一起，则可以相互交流商品信息，供需关系，有效地稳定了物价，优化了资源配置，有效的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
在管仲独创的这种模式加持下，齐国的制造业和商业突飞猛进，都城临淄出品的丝绸制品，畅销周围各诸侯国，以至于「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这种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至少要提前一千年，临淄最鼎盛时期，拥有人口三十万，「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最早就是用来临淄大街场景的，而同时期欧洲最繁华的都市雅典，只有区区 5 万人。
搞社会职能分工只是管仲经济思想中最不值一提的理念，他的核心思想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宏观调控，微观放活」。
「宏观调控」与「微观放活」
「微观放活」说的是通过国家力量大力推进民间商业发展，促进商业繁荣。
在这一点上，中华上下五千年，能超过管仲的几乎没有。
为了增加临淄的吸引力，管仲居然开办了国营妓院。
你别笑，真是国营。
他在临淄开设了七个女市，每个女市里面有精心挑选的女闾 100 人，合计 700 人，借此大力吸引外来商旅。
齐国位置位于胶东半岛，本不在交通要道之上，但是许多豪商巨贾宁愿绕道，也要来个临淄数日游，临淄的「国际美誉度」一时无两。而管仲也被后世的风月业尊为了「祖师爷」，名垂千古。
《管子·霸言篇》中还记载，为了招商引资，管仲命令空车而来的商人不要收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也不要征税，而且他为外国商人专门设立了宾馆，每三十里设置一处，前来休憩的商队如果只有一辆车，那就管人的饭，如果三辆车，那么连马的饲料也包了，要是五辆车，还给配备可供差遣的小吏。
就问这种服务，还有谁？
从此以后，「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搞好微观的同时，管仲并没有放松对宏观的管制和调控，在宏观上，主要是通过税收和专营这两种手段实行控制。
先说税收，作为农业国，中国自古以来的税收都是以田税为主，说白了就是农业税，按照耕种田地的亩数征税，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什税一」，也就是百分之十的税率，最低的时候是汉初文景之治时，一度达到了三十税一。
这个税率严格来说一点不高，现在我们的企业所得税还是 25% 呢，个税根据收入不同，最高能到百分之四五十。
但是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这样的税率依然可能因为老天爷的忽然变脸而让百姓无法负担。
管仲的做法很有创意，两年征税一次，实行浮动税率，丰收之年税率 15%，普通年景 10%，如果遇到歉收之年则降为 5%，假如发生了饥荒，颗粒无收，则免税。
这种征收方式明显灵活合理得多，而且已经具备了现在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的雏形。很难想象，两千多年前居然就有人能够想出这样的创意来。
关于征税的理解，管仲明显要高出同时代的人几个数量级。
他懂得用征税来巧妙地增加国家收入，比如说国家有大量的布，他就不再征布税，改为对原材料麻征税，麻价因为征税而暴涨，布价自然也就飞涨，这时候卖出去就能大赚一笔。
在对外贸易上，管仲也有自己的税收调节法，如果外国商品质量高过本国，那就对外国商品加税，降低其竞争力，控制其输入；反之本国如果有优质产品需要出口，那就降低出口税收，增强本国商品竞争力。
这一招现在被广泛的用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过这早都是管仲玩剩下的了。
管仲对宏观经济的管制，真正的杀手锏是著名的盐铁专营。他独创的专营制度对我国的影响极为深远，一直延绵至今，我国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大一统，而没有像欧洲一样分裂成一个个小国，专营制度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重要的两大自主性产业，直接关系国计民生。没有人能够不吃盐，农活和家务也离不开铁器，这属于刚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