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读者朋友让我聊王稼祥，那今天就来聊聊。因为王稼祥的事比较简单，有些事在以前的文中也说过，这篇文章就不写长了，主要把几个关键事件说明白，捋清一些历史谣言。
1906年出生的王稼祥，原本和其他人一样努力读书升学，在激荡的时代潮流中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经常上街游行反对北洋政府，顺便读《新青年》洗涤灵魂，轰轰烈烈却平平无奇。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的命运轨迹应该是参加革命，然后按部就班的升迁，最后在史书中默默无闻。
那年他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高三，不仅参加了共青团，还被选为学生代表进入学生会，成为上海大学中学部的明星。于是学部主任侯绍裘和王稼祥单独谈话，问他愿不愿意留学俄国，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革命理论教育。
王稼祥非常兴奋，立即表示愿意去：“既要革命，必须先研究革命理论，学习革命方法，我决议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预备革命。”
王稼祥在俄国学习非常刻苦，没几年就装了一肚子革命理论，还写信劝国内的朋友放弃“实业救国”之类的幻想，也到俄国考察学习，感受革命的气息。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莫斯科中山大学爆发“教务派”和“支部派”之争，在开会争辩时，政治观点不明确的王稼祥，和部分同学支持了“支部派”，给“支部派”投了关键的一票。
结果就是“支部派”获胜，这些支持“支部派”的中国学生，形成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当时看来，这个中国留学生团体纯粹是瞎胡闹，随便举举手罢了，但随着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在苏联的支持下掌权，这个瞎胡闹的留学生团体，瞬间水涨船高。
因为初登高位的王明需要亲密帮手，而和王明有共事经历和战斗情谊的，只有留学期间认识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于是王明派陈昌浩去了鄂豫皖根据地、夏曦去湘鄂西根据地领导贺龙部队、张闻天做了宣传部长、博古做了团书记，前一年还被排挤到香港做记者的王稼祥，直升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到中央苏区工作。
莫名其妙的出国了，莫名其妙的站队了，莫名其妙的升官了，所以我说，青年时期的王稼祥就是莫名其妙的平步青云。
这种顺风顺水的事，在和平年代可能是好事，但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就特别考验个人的素质了。
由于留学的履历，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的工作，不可避免的受到王明的深度影响。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是留苏国际派夺权的前奏，他们说教员是狭隘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一起举手投票，撤销教员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
但实事求是的说，那时的王稼祥只是年纪轻、经验少、观点不明确，才跟着国际派举手，他本身不是一个迷信苏联的教条主义者。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要彻底剥夺主张“积极防御”的教员的军事指挥权，推行国际派的“积极进攻”政策，几乎所有参会的人都举手反对教员，只有两个人例外——
其中一个是周恩来，他做为会议主持人，希望教员失去军事指挥权之后，留在前线做助理。
另一个就是王稼祥。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王稼祥和教员交流多次，已经被教员的才华折服，于是在“宁都会议”上，他说教员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是正确的，要求教员留在前线指挥军队。
“宁都会议”结束后，教员准备去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修养，王稼祥去给教员送行，还希望教员再争取一下。
注意，教员用的词是“我们”，说明在“宁都会议”前，王稼祥在思想和路线上，就站在教员的一边。
相比其他人经过长征甚至抗战才理解教员，王稼祥走完这个过程只用了一年，足以说明他不是迷信苏联的教条主义者，而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
正是因为提早认可教员的思想和路线，王稼祥便成为“遵义会议”的幕后推动者。
王稼祥、张闻天、教员要么是受伤不能强行军，要么是坐冷板凳，都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第一纵队随军行动。
反正没有具体的工作安排，于是每到宿营的地方，王稼祥就去找教员聊天，讨论红军的命运和革命前途。
王稼祥经常忧虑的和教员说：“如果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改变目前危急的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错误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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