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以上是《淮南子》对鲧(gǔn)和大禹的一段描述，但这段描述却是有些问题的，因为听起来好像是在说鲧穷兵黩武导致诸侯叛心，而大禹却自毁武器城墙争取到了各路诸侯的支持和认可一样。而实际上鲧是禹的父亲，且这段话本应该描述和总结的是鲧和禹之间治水路线成败原因，与兵战无关。

我们要弄懂的关键是：鲧和禹治水路线并非“堵或疏”这类粗浅的问题之争，而是更为深刻的天下治理模式路线之争。

中华农耕文明早期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冲击形成的肥沃平原上，这里不仅土壤肥沃，而且杂草灌木较少，开垦相对容易，但随之而来的必然问题就是水患。可以说，水患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死敌。尧舜禹三代帝王的权力转移基本上就是围绕着“治水”而展开的。

舜帝最初是启用的鲧作为治水大臣，而鲧所在的氏族不仅是天下大诸侯世家之一，而且掌握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原始数学、原始几何知识，搞工程非常厉害。学过理工科的人都知道，搞土木工程若完全不懂数学和几何那就简直是天方夜谭。鲧所在的部族还发明了“准绳”、“规矩”这样的先进测绘工具。这些工具名称最终演化成了我们今天在描述涉及社会或司法问题时的规矩和准绳用词用法。

根据孙皓晖先生的研究资料显示：舜帝启用鲧指挥当时最大的治水工作，必然是出于鲧部族出色且有目共睹的治水能力和成果，双方在诸侯见证下达成了某种协定，于是治水开始。鲧的治水过程长达数年，先是从舜帝所在的王城开始治理，采用的方法也是疏堵并治。就重点聚居区和核心农地修建防洪墙，也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鲧作三仞，三仞大概就是2米多高，有了防洪墙之后，再开挖和疏通周边沟渠让洪水分流从而保住王城。

而事实上这些治水工程也起到了作用，三仞防洪墙不仅挡住了洪水，且的确将洪水通过沟渠排洪系统给分流出去了。如果洪水冲毁了三仞防洪墙，那后来恐怕就没大禹“坏城平池”的后续动作了。“坏城平池”就是说，这些防洪墙和泄洪工程后来是被鲧的儿子禹给亲手摧毁，而不是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