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一带一路”与东亚生产网络的拓展与重构，我将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谈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量的积累：“一带一路”全球生产网络的成长。
2.质的飞跃：“一带一路”助力东亚生产网络质的提升。
3.课题内容分享：东亚生产网络的拓展与重构。
伴随着“一带一路”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成长，中国在东亚地区生产和贸易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大陆和香港占全球贸易的权重早已超过了美国，最近几年也超过了欧洲，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迎来一些新机遇。
早在八年前，我们认为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已经“见底”，没料到新冠疫情让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进一步提升。从贸易品生产的角度来看，东亚生产网络占全球的权重已经明显超过了北美生产网络，也超过了欧洲生产网络。
从示意图中，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中国、美国、欧洲三大生产网络的消长，到目前为止，东亚生产网络的规模正在接近北美和欧洲两大生产网络的总合。统计还发现，从1990年到2020年，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发展，东亚生产链提供的产出在中国入世之前已经超过了北美，至今仍在持续扩张。
图自作者
中国工业化的成功离不开东亚生产网络的助力。通过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2000年，中国大陆只是东亚供应链中普通的一环，与“四小龙”的体量相近。东亚生产网络由日本主导，中国是依附性发展的典范。
中国入世前全球主要国家与地区间贸易流量示意图。图自作者
到了2009年，中国通过积极地拥抱东亚生产网络，从贸易量层面来看已经远远超过日本，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中心。
2009年与2021年全球主要国家地区贸易流量示意图。图自作者
2021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进程中，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众多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融入地区生产网络，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范围获益明显；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的相关政策发挥了合力，比如中美贸易战中，有一些全球性的资本开始把生产环节往越南和印度迁移。
可以说，当下这种贸易局面的形成，既有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挥的重要作用，又有其他大国间的政策博弈作为动因。比较可惜的是，缅甸原本也有比较明显的机会和优势，但由于缅甸国内的政治变化，没能在这一轮产业转移中获益。
中高端产业的全球竞争也有了质的提升。在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贸易分类中，中日以电子产品见长，美欧在飞机、制药等领域更有优势，而在中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贸易中，中国汽车和电气行业的出口正在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深深嵌入国际贸易市场的争夺的语境中，有助于突破美国对我们产业上的打压。这两年，各方都非常关注珠海航展，主要原因是珠海航展正在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出口手段。包括军工产品在内的一些有中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能够从我们国家大量出口，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具有重要的科技含义，也对中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
长期来看，科研投入的最终来源是各国的世界市场份额，一个国家在开放世界市场当中占的份额越大，在相关产业中的科研资本投入可持续性就越强，投入必要性就越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现在全球科技竞争正在呈现两强趋势，而不是多极化趋势，正是得益于中国和美国各自巨大的国内市场。中美两国的研发支出已经和其他国家拉开差距。欧洲和日本在特定领域里还有优势，这源于过去几十年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积累。未来在数字和太空领域，中国科研人员的比例虽然暂时低于发达国家，但研发支出的边际效益更高，增长空间巨大。
韩国和以色列目前是全球比较活跃经济体里面研发投入最高的国家，但我个人更看好中国未来的高科技发展，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内受大学教育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正在稳步增加。对于我们那一代人而言，每一万个年轻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机会读大学，然而2021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不到800万，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是800万以上，这意味着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科研人才占比会越来越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PCT）专利申请情况也反映出类似的趋势，中国、美国和日本基本处于同一个数量级，然而如果看“高被引用”论文数量，就能看出“新门道”，中国学者参与写作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对比日本发表的论文数量也不少，可是质量相对较低。
在国际高被引论文中（前1%和10%），中国学者参与写作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图自作者
有关东亚生产网络的拓展与带动沿线国家的发展机遇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带动沿线国家的市场，我们在全球价值链（GVC）贸易方面，在2008年危机之后占比是下跌的。
最近有人担心苹果公司将一部分业务转移到印度去，单纯看这个新闻没有太大的意义，只能得出片面的观点。GVC贸易早期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比较大，但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光靠富士康是不够的。我们用高价和高补贴来获得“点火”之后，后续必须要有自身的力量，要激发出持续的火焰，也就是一般贸易和本土消费。
然而我们当前还面临一个关键问题，2021年中国新生儿出生量下跌，今年很可能跌破800万，新生儿曲线决定着中国本土的消费市场。事实上，从全面放开二孩开始，我国新生儿数量一度达到1780万，随后逐渐下降，现在即将跌到800万，这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和焦虑。
另外全球化指数、贸易和跨境信贷指数都在下跌，全球整体格局决定了中国必须持续坚持高质量发展，必须在外部市场中找到新的“增量”，比如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在这些国家中，把中国生产的具有高附加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制成品卖给他们，有助于高端制造业在跟美国的竞争中胜出。
东盟国家参与复杂分工的潜力巨大，中南半岛三国参与一般贸易和复杂贸易的前景也比较乐观，因此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国家都在大幅增加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
图自作者
我们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对东盟FDI（外国直接投资）投资的第一个波峰是2016年由国企带动的，这得益于相关的国家政策推动；2018年之后又出现了第二个波峰，这一次主要依赖于民间资本涌入。根据商务部数据，已备案对东盟国家投入的企业占全部备案企业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新加坡是中国向东南亚投资的重要跳板，而越南、印尼、柬埔寨是投资的热点地区。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