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下午，噩耗传来，党的第三代集体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因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逝世于上海，享年96岁。
党中央国务院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对江泽民同志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这里就不累述了，蛋总从一个80后的角度聊一聊他的丰功伟绩。
2009年4月，江同志在一段谈话中谦虚地说，他干了这十几年大概做了三件事：一个，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把邓小平理论写入了党章；第三，提出了三个代表。
除了提到这三件事，他还补充了几句，说如果说还有一点什么成绩，就是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这个对军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
他在最后说：“九八年的抗洪也是很大的。但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就是三件事情，很惭愧，就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谢谢大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局势动荡飘摇。最典型的大事件就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左翼运动急剧退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步入一个上升期，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且逐渐掀起了以电子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
世界的主题，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也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趋势，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但是这个转变是极为艰难的。国门大开的时候，资本主义思潮也疯狂涌入，除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还有面对中西方差距后的自卑和失落。
中美差距有多大？1988年，美国的GDP总量是我们的将近17倍，人均就更别提了，人家是我们的70倍。
而1988年全球人均GDP约为3749美元，中国人均是283美元，我们是全世界人均水平的十三分之一。这种差距令人窒息，令人绝望。
所以80年代，国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崩塌，有人开始质疑社会主义，有人开始反思是不是民族劣根性的原因（河殇）。
苏联的道路似乎走不通了，当时的中国的确要摸着石头过河，必须闯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而这个过程避免不了遇到了一些激流险滩。
比如价格双轨制，就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见证。在1981年之前，我国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企业的生产都有严格的计划，价格也是国家定好的。
但是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企业完成计划指令之余，额外生产一部分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其价格可以由市场决定，因此一件商品有了两个价格。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腐败。因为如果把计划内采购的商品拿到市场上来销售，一倒手就能挣很多钱，倒爷倒爷，就是那个时候特有的词汇。
有些物资都不用出仓库，倒爷们直接倒卖批条，导致物资的价格能翻十几倍。南京有个更夸张的事，一批钢材原地不动，被倒爷们卖了129次。
当时流传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倒爷们囤积居奇，导致钢材等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催生了巨大的泡沫，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
而要想根除这个问题，价格必须并轨，也就是由市场定价，这就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问题是闯失败了。
1989年8月，物价改革方案一出台，一石激起千层浪，市场上出现了提款风和抢购潮，全国上下一起抢一切能抢到的物资。
由于都在抢，供需严重失衡，导致物价飙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肉类食品的价格涨了70%，零售商品涨了30%~50%。因此物价闯关不得不紧急叫停。
1988年是自1950年以来物价涨幅最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一年，再加上各地错综复杂的三角债，全国陷入了经济危机，私营企业从20万家腰斩到了9万家。
1989年起，中国经济呈现一种百业萧条的状态。而这种经济状态和国际大气候叠加在一起，又产生了一场政治危机。
而江同志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开始担任总书记。大家看看中国历年通货膨胀率，就知道江同志那会儿有多难，就知道经济体制改革有多凶险。
还需要提一点，当时的中国还很穷，尤其是中央财政，更穷。这要从税制说起。从1980年开始，中国各地实行了各种各样的大包干财税制度。
比如上海。上海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当上海财政收入不足165亿时，要向中央缴纳100亿元定额。当超过165亿时，超过部分要一半分给中央。
结果你猜怎么着？在分税制改革前，上海的财政收入连续5年徘徊在163亿元至165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只要我不增长，没人能多分走我的蛋糕。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增长了，多出来的部分中央要抽走一半。于是他们就尽量控制财政收入不增长，千方百计给企业减税、免税（然后以费的形式再收到地方财政中）。
表面上看，这是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实际上这是地方请客，国家买单。所以出现一种现象，地方经济迅速发展，而国家税收收不上来。
北京也是。1988年北京开始实行收入递增包干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但实际上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此。所以实行分税制后，北京收入暴增98亿元。
广东探索了多种多样的包税制，1980年开始的定额上解，1988年开始的上解额递增包干，每年递增9%。
但实际上这个9%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率，更赶不上广东GDP的增速。1989年～2012年广东省GDP连续24年全国排名第一。
所以当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地方用各种手段减税免税，把账面财政收入压下来；再摊派各种收费项目，把钱收到自己的小金库里。
国家经济发展了，但是中央财政很穷。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29%下降到了1992年的12%；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从40%降到了15%。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没有钱，很多事都干不了，宏观调控的能力受到很大影响。当时中央财政穷到啥程度？部委的工资都发不下来了。
而地方上则出现了很多经济诸侯。中央的财政会议，开着开着，就变成了募捐会，或者讨饭会。财长苦口婆心向地方要钱，地方财政厅的厅长还曾有人当场翻脸。
1992年当时的财长刘仲藜在海南的一次座谈会上抱怨：李先念兼任财长时，有上衣和长裤穿；王丙乾在任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裤衩了。
话音刚落，一位参会人员在边上起哄道：您可能连背心都没了，只剩下裤衩了。虽然说是玩笑，但是毫不为过。
总之，当时中央财政无米下锅，东部沿海投资过剩、通货膨胀严重，中西部内陆内需枯竭，财政面临崩溃，中央却无能为力，连贵州的灾都救不了。
所以当时出现军队经商，也是有其时代原因的，因为中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只能让部队自己想办法，自谋一部分经费。军队没钱下单，军工企业也难以维系。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是极为艰难的。国有企业，要变成市场经济的主体，但是负担太重，本身要承担很多社会福利职责。
国企职工，以企业为家。孩子上学靠企业，老人养老靠企业。以前生产全靠国家指令，机制体制不太灵活，转型成为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面临极大的挑战。
而此时又正值苏东巨变，很多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国也将步其后尘，等着看中国笑话。中国的确也出现了一些情况，有点风雨飘摇的意思。
所以为啥说江同志是临危受命，也为啥江同志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做是自己做得三件事之一，因为太难了但是做成了。
再说江同志说的自己做的第二件事——把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章。江同志为什么非常看重这件事呢？
首先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守的总规矩。而党章的修改，是一件极为严肃、极为重要的事。
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意味着中国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驶出了又一个激流险滩，可以说是突围成功，然后稳住了阵脚，并摸索出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再说江同志说的第三件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的十六大上，三个代表也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列入了党章。
说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贡献，就不得不提时代背景，包括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国内背景是，中国开始全面走向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轨到了市场经济。
这一变化，对党的自身建设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举个例子，当时全国已经有300万家私营企业，1500万个个体企业，就业人数高达1.3亿。
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没有党组织。如果党与这1.3亿人没有联系，那么当如何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如何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
这些私营企业和机构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他们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但是我们党组织是空白的。
还有一些人本来是党员，可是通过学习成了高级知识分子，或下海或创业成了企业家或企业高管，成了亿万富翁，他还能不能当党员了？
当时6000多万党员，还有多少党员能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有多少能保持党的先进性？有多少年轻党员系统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还有共产主义的信仰问题。江同志每到一处，第一个问题喜欢问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何，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如何。
然而，在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不光是年轻人，甚至一些老党员都对共产主义理想不再相信了，包括一些高级干部。
比如陈希同、李嘉廷、程维高、刘方仁、田凤山等，他们参加革命较早，但却悄悄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
陈希同，经常在电视上大谈他如何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可后来，他出现在电视上却是被控贪污腐化、生活堕落。
类似的例子还有安徽的王怀忠，浙江的徐国键和重庆的张宗海，他们一个是原安徽省委副书记，一个是原浙江省委组织部长，一个是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
当时，党政干部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有本名叫《百姓》的刊物，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国5年里因腐败倒下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三大战役我军的阵亡总和。
三大战役中，我军阵亡46993人，而5年来（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在腐败中倒下的人数（开除党籍）137711人，是三大战役的近三倍。
而在5年中因腐败受伤 （纪律处分）的人为708439人，是三大战役的近四倍。不用怀疑数据的真实性，这个数字来自于十六大上中纪委的报告。
总之，腐败的严重程度是如此触目惊心，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所以江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他说：我们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而从国际背景上，新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9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克林顿上台后，美国那么大的经济体量，却实现了高增长。
我国当时也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我们党怎样才能保证我国在新世纪的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一个值得全党深思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