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90年代，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江泽民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分野。
本文所说的90年代，不仅仅指1990—1999年这段时间，前后稍作了一些延伸，大致是从1989年到2001年加入WTO的这12年时间，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单元。
总体来讲，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底至1989年中，这是改革开放的奠基和探路阶段，这时期在农村经济体制、城市经济体制、科教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都启动了改革，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就，坚定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信心，人们再也不愿意回到封闭保守的老路，改革开放成为全国上下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个阶段是1989年中至2001年底，这是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大体成型阶段，这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基本完成，对外开放的全方位布局也基本完善，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成功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中国快速现代化的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底以来，这是改革开放的完善和继续深化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加入WTO，我国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革已经结束，改革不再是大破大立，进入体制升级优化阶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诸多领域踔厉创新、补齐了很多关键短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完善。
总体来看，过去大家往往对90年代重视不够，往往认为这是一个守成过渡的时代，忽略了它的重要性、特殊性。那么该如何更深刻认识这个时代呢？我们需要立足于认真梳理这时期的改革内容，基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纵深视野，以及与国际同时期转型横向比较的视野去看待它。
二、1989年—1992年初的整顿和徘徊。
1989年前后世界处于冷战结束时期，中国面临的和平演变压力加大。在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高层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必然葬送社会主义。受此影响，姓社姓资的讨论再度泛起，甚至“阶级斗争”的提法又重新出现在一些媒体中；经济改革出现了很多停滞，甚至是倒退，以全国私营企业登记数量为例，从1988年的17.5万家，减少到1990年的9.06万家，1990年经济增长率也降至3.8%。
邓小平深为改革形势感到焦虑，1991年他在上海过春节时发表了关于改革的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还要讲，讲几十年，闭关自守不行，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可以视为第一次南方谈话。
这次谈话受到《解放日报》的热烈支持，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皇甫平系列评论。但是全国而言，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响应。于是1992年邓小平趁去广东过春节之际，又发表了关于推动改革的系列谈话。
这次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深思熟虑的结果，对否定改革的思想言论做了系统地回应，根本上打破了对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质疑。同时，社会上希望改革破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因此，1992年的南方谈话实现了很好地上下联动，彻底改变了改革开放被动的局面，市场经济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
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也就是“50条”）做了明确谋划。这个历史转折的主要推动者是邓小平，历史功劳应该当之无愧属于他，而其他人只是贯彻执行者。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后，此后五年我国进行了计划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劳动社会保障体制和住房体制的改革。
主要成就是减少行政计划产品种类，并且对商品价格进一步放开，绝大多数产品实行市场定价，建立以市场调控为主的经济运行机制；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实行分税制；央行、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分离，建立现代银行体系；建设发展证券市场，设立证监会；废除国家统筹招工和铁饭碗制度，建立自由择业、自由流动的就业体制，以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商品住房制度，承认购房者的产权。
在1993年至1994年短短两年期间，中央通过的具有全局性的改革决议有十多份，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动作最密集的时间段。
党的领导集体集思广益，充分吸收经济学界以及外国智库的建议，尊重专家、尊重经济科学规律，制订了正确的改革规划。
与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长期陷入衰退和停滞相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在如此迅速的时间实现软着陆，委实是一个奇迹，这充分证明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能力。
国企改革是经济改革另一个难啃的骨头，一方面因为这是旧的经济体系中占比最多的部分，另一方面涉及大量既得利益，阻力非常大。
第三代领导集体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在逐渐理顺价格、外贸、金融和就业体制改革后，于1994年开始推行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第一步目标是本着政企分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原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开始告别政企不分的模糊地位，逐渐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
十五大以后，中央进一步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将国企改革推向深水区。这期间果断取消大型国企集团行政职能，实行拆分、打破垄断，组建成市场化的大型企业集团（也就是央企的来历）；
对国企实行股份制改革，引入社会和外方资本，并且鼓励到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募集资金，改善治理结构；对于经营不善的中小型国企实施“甩包袱”，鼓励破产、兼并、出售；推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90年代的国企改革是卓有成效的，自从苏联解体后，我国的32万多家国企成为世界上存量最大的国有经济体系，也是亏损最严重的国有经济体系（60%以上企业亏损）。
但是仅仅用了六年时间，就整体扭转了国企亏损的局面，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适应企业管理体系，这是世界国企改革史上的一个奇迹。当然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文末会做讨论。
四、增量改革：破除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束缚，积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南方谈话解决了民企发展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十四大报告中，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表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势并存是从“长期政策”升级为“基本经济制度”。
1999年修宪中，提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史无前例地获得了宪法层面的合法性。同时，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市场准入制度、价格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绝大多数成分都被废除。
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民营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1992年全国仅有私营企业13.96万户，占GDP比重为7.8%，非公有制经济总就业人员2467万，当时还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补充；到2002年私营企业数量达到243万户，非公有制经济总就业人员突破7500万，GDP占比超过三分之一，税收贡献率超过国企，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成果，第三代领导集体采取了与时俱进的积极认可态度。
2001年的七一讲话，正式承认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并且把党的性质定位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承认民营企业家阶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
第二年，沈文荣、蒋锡培等五名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年底酝酿提名第十届“两会”组成人员过程中，125名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07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正是得益于对民营企业的鼓励和发展，我国才平稳渡过改革剧变期的经济转型，避免了苏东地区很多国家动荡不稳的局面。
根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的研究，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增量的66%是民营企业贡献的，而国企只占26%，国企下岗分流人员70%以上是民营企业吸收消化的，并逐渐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税源，民营经济不仅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反而发挥了保障政治稳定的作用。民营企业在日后的改革发展中进一步成长壮大，目前已经有32家进入世界500强，成为我国经济最有活力和最有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之一。
五、对世界的积极拥抱。随着西方阵营在全球取得压倒性胜利，绝大多数幸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与西方敌视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减少外部风险，都采取了更为封闭的政策。但是这期间，中国领导层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坚决抵制“和平演变”，捍卫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仍积极寻求与西方和解，拥抱世界。
这期间，中国先后加入APEC、东盟10+3等区域合作框架，以及发起成立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合作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2001年加入WTO，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经济贸易体系的一个成员。在80年代，中国姑且是全球化体系的积极接触者，到90年代已经升华为积极参与者，开始真正融于世界。
中国还在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上采取了充满务实理性智慧的态度，让中国充分享受到美国主导的经济科技体系的红利，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1993年，中国领导人在西雅图与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克林顿进行会晤，中美关系开始走向实质缓和。受此影响，美国把中国列为美国企业投资的8个重点目的国之一，实质上把中国作为抵消日本经济影响力的盟友，这大大加快了美国企业进入中国的布局，也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和技术现代化。
同时，美国长期维持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并且在2000年授予永久最惠国待遇，得益于这个政策，中美贸易额急剧上升，从1990年的117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805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品出口国，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并且可观的贸易顺差，让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外汇储备。
这期间中美之间虽然出现了很多摩擦，但是中国保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同时，管控分歧，争取美国的信任，1997年以后中美实现频繁的元首外交，双边关系逐渐进入蜜月期。
美方在WTO等重大问题上给予中国让步，并且逐渐消除对华战略疑虑，越来越把中国视为战略合作伙伴，支持或容忍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中国赢得了关键的十余年的战略机遇期。
90年代的成功外交政策，让中国迅速摆脱苏东剧变后，在国际上受孤立的局面，世界普遍开始接纳中国，并且乐见中国的发展成就。2001年中国获得了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主办权，在五个申办城市中，北京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同年，中国主办了第九届APEC峰会，参会人员和采访媒体记者数量达到1.2万，是成为截至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APEC峰会。
同时，中国与外部关系的改善，也让外资大量涌入中国，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1992年以后，外商对华投资出现井喷态势，1991年中国实际吸收FDI为44亿美元，1997年增加到519亿美元，中国一跃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期间的外商投资三分之二以上分布在制造业及其配套的商业服务，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
在外商投资企业带动下，中国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为主的外向型工业基地，培育出电子、家具、汽车、纺织、化工等为主的产业体系，奠定了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地理格局和产业格局。
（外企投资给中国现代化带来了必要的资本和技术，也促进了产业供应链向中国的转移，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
对外开放也大大反向推动了国内制度的进步，推动了国内文化的开放进步，改变了社会的信息闭塞、观念落后的局面，也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中国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与全球化世界紧密联系的世界公民。
经历了90年代初的沉寂之后，1993年左右中国思想界重新呈现复苏的迹象，这时候比较活跃的有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儒家等思想流派，涌现出许纪霖、甘阳、雷颐、萧功秦、王绍光、崔之元等思想家。这期间的思想文化虽然没有80年代那么活跃繁荣，但是思想成果的质量都非常高。
同时，在90年代中期，出现了以《东方》、《战略与管理》等为代表的思想类杂志，具有开明倾向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刊物为阵地，进行思想交锋与切磋。这几类杂志的思想水平，也堪称近代以来的另一个高峰，至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高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的活跃仅限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整个社会的思想舆论还是收紧状态，思想解放的浪潮并没有波及到民间。
1997年十五大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转变，社会舆论氛围逐渐宽松化。1998年，很多过去长期不能出版的书籍都涌现在市面，比如戴煌的《胡与平反冤假错案》， 韦君宜的《思痛录》，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周一良的《毕竟一书生》等，因此这一年被称为“中国出版业元年”。
《财经》、《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楚天都市报》等高质量的市场化媒体，也纷纷在1997年或1998年创刊。同时，这时候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得益于当时对信息技术革命积极鼓励的态度，网络新闻和网络问政也开始出现。
在制度宽松以及技术革命的双重影响下，到2002年左右，中国的思想文化进入另一个繁荣收获期，迎来了与经济大腾飞同步的社会思想启蒙大跃进（当然下一阶段的思想启蒙也有很多问题，值得另著文探讨）。
90年代的改革成绩虽然是伟大的，社会发生了巨大进步，但是由于种种因素导致改革中的问题也是很多的，突出的表现在：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迟缓，导致腐败越来越严重，社会对立矛盾长期不能得到消除。虽然这期间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加大反腐力度。但是由于80年代改革中改变党政不分、权力过于集中的种种措施基本被搁置。
权力监督的重新被弱化，又加上市场化改革陡然扩大了寻租空间，导致权力被异化为参与市场分配的一种“要素”，腐败快速蔓延，并且越到后期腐败程度越惊人，贪官动辄鲸吞上亿国有资产或接受天量贿赂。
由于公权没有受到约束，基层群众在改革中缺乏表达渠道和利益保护机制，90年代的改革普惠性弱于80年代改革或2002年之后的改革，底层利益受损较多。这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在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数值也从1990年的0.28剧增到2000年的0.46（0.4为警戒线），一跃从全球基尼系数较低的国家，上升为较高的国家。
第二，这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集中表现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替出现，居民日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分税制导致地方事责过多而财权过小，不得不依靠增加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拍卖土地来弥补收入不足，导致乱收费和土地财政问题；
国企改革中，很多地方对于中小企业都是一卖了之，寻租阶层和不法企业家中饱私囊，而数千万工人下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的垄断行为，则改革力度不够，导致形成利益集团，与民争利；
在政府应该承担相当公共责任的科教文卫及住房领域，过度依赖市场化，陡然加重了普通民众在改革中的负担，以至于民间有“新三座大山”的说法；由于金融改革中监管制度不完善，套利行为愈演愈烈，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不断被放大。
当然，这些问题相当部分是我国缺乏现代经济治理经验等客观原因造成的，但是这些问题长期未能得到纠正，增加了后人的解决难度，也造成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拥护度降低。尤其是90年代末期以后，民间基层反对改革的民粹主义等思潮涌起，跟改革中的很多制度性缺失不无关系。
第三，农村改革进展较慢，农民收入改善不多。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多数，农村经济的改善情况，直接决定了国民在对改革的满意度和体会感。
1980年代的改革充分照顾了农民的利益，从1982年至1987年中央连续制订了关于农业的六个“一号文件”（由于特殊原因，第六个一号文件被延后发出），但是整个90年代的“一号文件”都没有再涉及农业。
整个90年代农业改革动作不大，反而地方经济改革的成本要转嫁到农民头上，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农民税费负担总额从469亿增长到1359亿元，人均负担增长了3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年在基层的调研，有些地方农民税费负担占收入30%左右。
以至于1998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直接向总理建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期间农民收入平均增速为4.5%，远远低于GDP10.1%的平均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2.9倍，达到历史最高值。
不过2000年以后，党中央适时开展以“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同时，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放宽农民进城务工限制。在21世纪初，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被扭转，农村现代化进入另一个加速期。
直观来讲，90年代是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年代，虽然这个时期没有80年代的那种人文主义厚度，但是90年代的政治家们仍然向历史交出了优秀的答卷，他们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完成如此多的改革，委时难能可贵，放在当时国家转轨比较中，中国的成果无疑是最优秀的之一。
可以说，1979年至1989是中国改革的扫路清障阶段，1990年至2001年是攻坚克难阶段，2002年以后是收获完善阶段。90年代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这个时代的改革家们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为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个时期，中国在价值、思想、经济制度上与世界逐步接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如果说1990年中国还是个传统力量强大的后农业社会，到2001年已经迈入现代工业化社会的门槛，思想意识形态和人民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文明在世界的影响力也逐渐上升，如果说1990年世界上很有很多人对尼克松、亨廷顿关于中国会成为世界性强国的预测还抱有疑问的话，那么到2001年已经没有人质疑他们的论断了。
总之，90年代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时代，但是它仍是一个充满希望、进步的时代。
我们要充分肯定90年代，不过也无需过分溢美那个时代，如果忽略那个年代改革过程中的不足，就无法完整了解当今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也就背离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的初衷——
客观全面地去认识历史，而非选择性地去主观想象历史，也是现代国民应该具备的重要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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