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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让子弹飞》进行二次解读的缘故，我们经常用张麻子隐喻教员，但如果深究起来，其实张麻子和教员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还很大。
两个人的表象区别是，张麻子出身于讲武堂，是个百发百中的枪法高手，做什么事都身先士卒，所以张麻子是典型的武夫形象。
教员则一辈子不碰枪，数十年都以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示人。他不是看不起武夫，只是把自己凌驾于武夫之上，指挥枪杆子完成政治目标。
他能代表枪杆子，但绝不是只代表枪杆子。
而张麻子和教员的本质区别是，张麻子完全脱离群众，教员永远亲近群众。
据徐特立回忆，教员在红军时代就认识到一个问题：“打下一座城很容易，难的是改造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
如果不改造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革命就会陷入“打江山坐江山”的死循环，而要改造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就必须深入调查城市的历史问题、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问题。
明白了历史问题有哪些，才能对症下药，进行必要的改造。
所以攻克江西兴国、福建上杭的时候，教员就召集乡长们谈了七天，自己又亲自走访农村城镇，写成一本小册子，发表在《斗争》上，后来改造兴国和上杭，依据就是教员的调查结论。
攻克寻乌以后，教员走街串巷和人民群众交谈，并且和商会会长谈了一天、和旧县城的衙门官吏谈了一天、和老秀才谈了一天，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写成八万字的《寻乌调查》。
在改造群众生活习惯时，教员认为，游击地区要有游击性质的教育，必须简单粗暴通俗易懂，识字教材也不能用学校，得重新编写。
教员把编写教材的任务交给徐特立。
在编写过程中，教员连规范字怎样写、如何制定文盲的学习进度等细枝末节的问题，也要亲自过问，和徐特立三番五次的讨论。
直到教材编写完成，他才脱离这项工作，忙其他事去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教员说：“我们放松了一点，就是广大群众受了损失，就不是小问题了。”
这就是教员，永远亲近人民群众。
反观张麻子，进了鹅城以后，张麻子的主要活动地点就是县衙。
要么在县衙断案，打武智冲的屁股，喊出“不许跪”也是在县衙门口。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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