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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阅历的增加，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很多人都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一阶段中，我们涉世未深，内心是纯洁无暇的，只看到事物的表象。
第二阶段：“看山是山不是山，看水是水不是水。”这一阶段中，我们发现过去的认知无法解决现有的问题，看什么都迷糊，看什么都感觉混乱。
第三阶段：“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经历了之前的迷糊、混乱之后，我们会进入这一阶段，此时又能看清事物的本质，一切都是万变不离其宗。
不仅仅是个人，在时代遇到大变革的时期，就连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要经历认知的迭代升级。
1874年，李鸿章给清朝同治皇帝上了奏折，上面就提出“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是过去几千年来都没有遇到过的，过去的所有应对方法都无法解决。
自秦始皇以来，历朝历代都在实行“封建帝王专制”。自此之后，无论有多少朝代更迭，统治阶层都是在原有的体制模式上修修改改，其本质却没有变。
对于“国家如何管理”这个问题，统治阶层早就有“标准答案”，认知处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阶段。
直到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就遇到了几千年未见的社会问题，问题的表象是各种各样的，但其根源只有一个–
中国的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体制”，已落后于西方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资本体制”。
用现在的话来讲，这就叫做“降维打击”，这可是过去几千年都没遇到过的啊！
晚清政府为了挽回颓势，曾经做过非常多的尝试，却触及不到根本。最后很多人无奈的发现：只要“封建体制”这个根源不改变，任何尝试都是无效的！
可是，如果改变了“封建体制”，不就意味着要让统治者丢掉皇权吗？怎么可能让统治者主动拿刀割自己的脑袋？
在这样的悖论之下，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中，在诸多措施无效的无奈中，于1912年灭亡。
清朝灭亡后，大家都意识到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已经不再适用了，即使有短暂的“袁世凯复辟”和“张勋复辟”，也很快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
原来的路不能走了，新的路还不明朗，整个时代的人都陷入了迷茫，进入了“看山是山不是山，看水是水不是水”的阶段。
这时就有很多爱国志士站了出来，为中国的未来谋划出了多种出路：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
回首这段近代史，那时中国还没有一条行之有效的出路，很多爱国志士都在探索、尝试。既然前景并不明朗，那么中华民族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上文提出的各种体制都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当时的时代更是长期处于“看山是山不是山，看水是水不是水”的迷茫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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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在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儿”的问题：如何才能“强国救民”？
那么，民族羸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为此，他做过多方面的探索：
他曾认为民族羸弱的原因是中国人体质太弱了，要加强体育锻炼，于是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他曾认为民族羸弱的原因是中国人打仗不行，于是还到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师标第一营左队当了半年列兵。
他曾认为民族羸弱的原因是中国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于是考过警察学校去做警察，还考过法政学校去做法官。
他曾认为民族羸弱的原因是国家的卫生水平不高，于是考过肥皂学校，想制作更多的肥皂，让中国人卫生条件好一些。
他曾认为克鲁泡特金主张的“温和革命”、“无政府主义”就是中国的出路，于是作为学界代表，以发文的方式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
只是，上述探索都是走不通的，直到他在多次碰壁之后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才明白这才是适合中国走的道路。
只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得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的结论，所以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搞“农民运动”。
不承想，他的主张在很长时间里都遭到了所谓“标准答案”的打击，因为这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符，他在恶意篡改马克思主义，他被扣上了“狭隘经验论”和“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帽子。
就如同现在众多不同认知的网友互相争论，谁也无法说服谁一样，“实践主义”的毛泽东与“本本主义”的博古也无法说服对方。
毛泽东跟博古讲：“我们现在还十分弱小，不要总想着跑去大城市搞暴动，还得先从农村工作踏踏实实的干起。”
博古则跟毛泽东讲：“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在俄国中心城市圣彼得堡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又讲：“不要和敌人死打硬拼，要学会诱敌深入。”
博古马上接话：“你这是普列哈诺夫同志在1905年反对俄国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
后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就批评博古照搬照抄“布尔什维克主义”，还举了“纸上谈兵”的例子：赵括熟读《孙子兵法》，但只会照搬照抄，不会灵活运用。
即使是《孙子兵法》如此经典的书籍，也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如果不去领会其精髓，那么即使能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又有什么用？
就在各种思维的碰撞、各种道路的艰辛探索之中，毛泽东最终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通过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带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
这条被实践证明有效的道路，并不是之前提出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政治体制，更不是博古等人照抄照搬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一条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新道路。
自此，1874年李鸿章所提出的“数千年未遇之大变革”也得出了它的历史答案。
建国后，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沿着这条新道路建设祖国，时代又进入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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