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光荣，这个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创造的。我这样说不是喊口号。这个思想的成长是经过反复的，但是只要遵循着唯物主义大道理，你就能前进。中国13亿人民，你为他们的利益去奋斗，很多事情你就能理解。
第一，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说毛主席，我们就不能回避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的世界观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离不开。我记得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外国人说毛泽东是一个诗人，我们的同志回答，不，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些定义才是对的，把他当作诗人，当作战略家都不够，他是个伟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是从战术层面讲，战术不能决定历史。涨潮之时，静漂自可登陆，退潮之际，越游离岸越远。如果不在大势上，在大方向错了，那你越游离岸就越远。
战略看大势，讲“形势”，没有“势”，这个“形”就没有意义。中国人常讲“势力”和“势利”，势有了，你什么都有。毛主席说，路线正确，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队伍可以有队伍。今天也一样，你只要是路线正确，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人可以有人，人们会因进步的事业而凝聚到一起。
中国人常说“事情”，这个词可深刻了。人到60岁的话，很多小词的深意都悟出来了。事在先，情在后，事成情至。现在年轻同志不理解，总把酒桌上的事当个事，两杯酒下肚，就要当朋友。其实，你没有事业就没有朋友。事情，事是情的纽带，你只要事做了，情到不到都不要紧，人是跟着事走的，不是跟着情走。事业越大你的朋友圈越大；你的事业越久远，跟随你的人就越久远。像毛主席这样的人，好几代人都会跟着他，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不可或缺的。
回想十年前，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公知派”。“公知”这个词的含义是说脱离实际的人。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古代战国时代的书里讲“宋人”，都是被讽刺的对象，比如宋襄公，有点像今天的公知，死守教条。今天“左”“右”面都有公知。事实上，脱离实际，“左”“右”都不行。昨天那些脱离实际的“公知”们要钱有钱，要范儿有范儿，美国总统来了还接见他们。今天呢？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反华帮”。“万里长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苏联不在了，中国不仅在，而且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强大，可当年那些逢中必反的“公知”却都找不到了。习主席说的是对的，历史不等待彷徨者、犹豫者，历史等待的是前进者，“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所以要学会看大势。我们学毛泽东和他的诗词也就是学这一点。大势决定一切。
第二，要讲中国实际。“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这个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是经历重大牺牲才得到的。开始大家都是在上面漂着，最后叫蒋介石拿机关枪逼得从天上钻到土里，又从土里长了出来，长出来的这个思想叫毛泽东思想。此前的思想多是从克里姆林宫来的，正如今天有些人的“改革方案”是从白宫来的一样。从“宫”里来的都不好，从土里长出来的才好。思想必须从土里来。只要脱离本土，你就一事无成。在北大讲课尤其要说这个，北大就容易脱离实际，为什么？牌子太大，光环太耀眼。我党曾有两次犯重大错误的人都是北大出来的，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毛泽东是师范的，还没有文凭。真理是从哪儿来？从土里出来的。毛泽东接地气。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毛泽东的革命精神，他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都是乐观的，越困难越乐观。革命时期，毛泽东只有两个时候情绪稍有低落：一个是1927年，一个1935年。讲这个时候，就要讲中国实际，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地缘政治。打仗若不能够和中国的实际结合就不行。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地缘政治论》。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是有生命的，我相信毛泽东也是这样认为的。当年毛泽东平息西藏叛乱的时候，胡适就说，平叛不了，当年日本人连在江苏山地都弄不了，共产党怎么能在西藏那个地方弄成事呢。毛泽东写文章说，你没在那儿打过仗，我在那儿打过仗，我知道我们一定赢。这就是实际情况。长征路上，张国焘说要往四川走，毛泽东说不行，必须出去，这是因为历史有血的教训。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为什么毛泽东打得那么漂亮？他知道地形。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一首诗相关，就是《念奴娇·北戴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怎么就换了人间？诗中有一句“东临碣石有遗篇”，是指曹操的《观沧海》。为什么要说曹操呢？曹操解决东北的乌桓问题。曹操解决完乌桓后立即挥师南下，准备过长江。在这样的心情中，曹操就写了《观沧海》那首诗。1953年，毛泽东刚刚解决了朝鲜问题，心情特别好，因为东北亚问题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
下面的诗还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战略和策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坚守的。有唯物论，还有辩证法，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二者就要结合。
第三，不忘初心，培养接班人，这两个都是大事。“僧是愚氓犹可训”，赫鲁晓夫这个“僧”啊，笨是笨一点，但是还可以教育。毛主席看到赫鲁晓夫在苏联胡来，就想到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中国将来的接班人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原因是脱离实际，一脱离实际脑子就飘，一飘就必然走那条路，最后就把国家的事业毁了。毛主席觉得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不能那样，从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抓教育，搞教育革命。
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长征，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经历两次长征，一次就是毛泽东带领长征，一次就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也是一次长征，是一次精神长征，这次长征是锻造了一大批青年人。毛泽东那一代人赢了苏联，后来这批人赢了美国。我们想想，历史上能有多少人在二三十年间看到了两个帝国的衰亡？在上个世纪它们可都是震撼天下的帝国，一个是红色苏联，已没有了；另一个是美国，也在快速衰落，可我们中国正在崛起。我说的美国衰落是美帝国衰落，美利坚还在；苏联倒了，俄罗斯还在。美国一旦回到民族国家，它就解放了、自由了。恩格斯说，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自由民族。美帝国今天压迫别人，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它一旦不压迫别人的话，自己也解放了。美帝国与美国是有区别的。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上升。苏联是在GDP、在枪炮、在武装、在战士勇敢性方面一点都不输对方的时候倒下的。美国也是，美国生产力各方面都还好，败在哪儿？败在人上。领导治国理政的能力下降了。怎么会下降呢？脱离实际，学院派都是考试出来的。考试考不出人才，必须从实际矛盾中来。
风展红旗如画
先从“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讲起，说说我是如何想到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的。有一次我到成都杜甫草堂去，看了介绍知道毛泽东在杜甫草堂曾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这对我理解毛泽东诗词启发很大，毛泽东的诗就是政治诗，其实，那是毛泽东在说自己的诗。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应诗人徐迟之邀，亲笔题词：“诗言志。”
我们研究毛泽东，研究什么？就说研究文学，首先毛泽东的文采不用说了，但是不能把毛泽东当作文学家来研究，而我们许多同志都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毛泽东诗词，表述其“何等豪迈，何等情怀！”，难道李白不豪迈、李白不情怀？诗人都情怀。但是毛泽东跟他们不一样，毛泽东讲的是政治，而政治是战略问题的核心。李白这些诗人写完就完了，也没想改造世界，所以他为改造世界的事也不负责。毛泽东说杜甫是政治诗，杜甫是想从政的，所以杜甫的诗里头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大家读一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四句是说政治，说做事要恰到好处，如果不知时节就是“坏雨”。同是办好事，但办的不在点上就是坏事。“随风潜入夜”，要借势，用咱们的话说，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支持，你要借党和人民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办完了别宣扬个人，那是领导群众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路上看着很孤独，实际上进步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天早上一看，好家伙，“花重锦官城”。很多同志是好心，但往往办事办成砸事。这讲的是治国理政。杜甫和李白两个人相比，杜甫就懂政治，毛泽东看出来这一点。我们读毛泽东更应该看出这点。
毛泽东诗词里面最重要的特点在哪儿呢？他强调唯物主义。大家知道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要吃饭。所有的道理必须归到这个上面来，人得吃饭。真理是从哪儿来的呢？从哪儿来展示真理呢？真理是从斗争中、从生死存亡中来的。什么时候你接近真理？生和死的时候。如果人生的所有可以简化，公分母约掉，约掉的最后就是生死。为什么有生死？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无限性的矛盾。人类都要发展，人类都要快速发展，如果发展了以后，你就能作为一个强者，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你作为强者就要更多的资源，弱者就没有资源，于是这样就出现了资源争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说的是一样的，人要吃饭。“吃饭”说得通俗，如果从哲学上讲就是争资源，人只要有生命，就要有支撑生命的资源。我们现在很多同志都想，人可以不要斗争，人干嘛要斗争啊？“公知”就这样认为，戈尔巴乔夫就这样认为。为什么？人一吃饱就胡思乱想。不相信咱们可做实验。如果我们今天都吃饱后再来探讨粮食安全，准保不靠谱；如果饿三天，探讨粮食安全准保靠谱。中间弄个馒头，你多高的学位在馒头面前都是公平的。你说我是哈佛毕业的，饿三天肚子叫的声音是一样的，没有分哈佛的叫声还是师范的叫声，都是一个叫声。饿三天，你会议室中间放个馒头，看他们进来看什么，眼睛盯着馒头，这时就没那么飘了，就不会将“粮食安全”分出什么“广义”、“狭义”，还有什么模型。眼中就是馍馍。吃饱了，馍馍叫“汉堡”、叫“三明治”，饿了就叫馍馍，跟农民叫的是一样的。还有饿三天你吃广义粮食还是狭义的？于是方法越笨越接近真理。
有人常说“我就是我”，那怎么可能呢？在这个国家，拿了身份证，你就是国家的公民，公民要效忠于这个国家，这跑不掉。除非你不要国家保护。他说我就是我。说什么呢？没饿肚子，饿肚子时你就知道集体是什么。饿肚子这个事过去是太经常发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感觉了。我小时候我妈问我：孩子饿吗？我问，什么是饿？我妈说，傻孩子，还不知道饿，你肚子咕咕叫过没有？我说叫过啊。她说那就是饿。人只要饿肚子，特别是饿到极端的时候，真理就展示出来了。为什么？资源有限。
我们看世界地图。世界地图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其特点是国家的边界线就是国家资源的控制线，各国都有资源控制线，为什么边界线大部分是弯曲的？这说明它们绝不是谈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边界的直线说明两国关系好，但它们大部分都在沙漠地带，不用争，没资源；争的地方都是曲线。这说明人是要斗争的，国界的每个拐点并不是蓝颜色，而是血蘸出来的，血浸泡出来的。谁的血？战士的血。为什么？要争夺资源。如果不争资源就好说了，如果气候也没有大变化，资源也不减少，这样人也就不用进化了，我们现在都在树上吃果子呢，还是猴子。亿万年前，一部分森林没有了，有部分猴子被赶到地面，它们为了生存就必须站起来，站起来就进化成了人。人最后端着枪又把原先那部分猴子赶走了。就是这样，生存斗争使人类进步。要斗争，就要学战略。战略课程不复杂，就是生死存亡、不要想那么多。
有一次，有位女学生跟我说，老师要求她的国际政治论文要有模型，先用模型，带上数据。我说这样不要说找敌人，先看能不能找出一个男朋友？你谈恋爱前是拿模型来找对象的吗？不是的，靠什么？靠经过的事和考验。老年人为什么不说爱不爱，因为经过事了，事到情就到了。年轻人总问爱不爱，那是没经事，不放心。什么叫担当？担当就是生死存亡。战略思维的坐标系是什么？就是生死存亡。为什么？资源有限。谁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胜利，不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灭亡。
战国时的齐国怎么灭亡的？太有钱了，一有钱就饱暖思淫欲，脑子就不行了。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一代是打出来的江山，有经验。第二代有财富，财富使经验消失了，有钱就没有经验，有经验就没钱，没办法，经验又不能继承，只有继承财富。当你继承财富的时候，上帝就不给你经验了。所以很多有钱人家或政治家，总把孩子放到艰苦的地方去，从小就下基层去，只有下去才能接好班，家族的班能接，党的班能接，革命的班能接，国家的班也接。能做“下人”才能做“上人”，能吃多大的苦，才能享多大的福，这是辩证的。直接从福过来就什么都做不好。
我说的齐国就是这样。齐国太有钱了，就玩儿虚的，玩什么？玩“百花齐放”，玩“稷下学宫”，在那儿做研究，弄一些人，好像声势浩大，实则脱离实际。弄什么“白马非马”，战士骑着马要打仗，告诉战士他骑的不是马又是马，这让战士怎么打？宋朝也是这样。宋朝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是个亡国的人，他写诗是很豪迈，但是打不到点儿上。毛泽东读宋朝政论文的时候，说言不及意，大而无当，基本是批评多。说宋朝，特别是北宋，不要光看它豪迈，没有用，要办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要翻成政治诗就看出危险性了，它里面是禅宗意识，没有担当：说你是宋朝人就宋朝人，你把你当宋朝人，不把你当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那这不就完了吗？研究一下宋朝的“靖康之耻”，再研究一下明朝的“土木之变”，于谦有担当，明朝人就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宋朝，北方金人一来就跑，一跑，半壁江山就没了；明人挡住瓦剌大军，近两百年的江山就出现了。有时候人的精神力量很起作用。战国时齐国搞唯心，秦国还给它钱，给黄金，给它好多“课题费”，叫齐人在那儿“自行脑残”，最后秦国打仗的时候打到齐国门下。齐王建主动称臣投降。秦国给他一个地方叫共的封地，有松树苍柏，就是不给吃不给喝，让他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秦王是在讽刺他，你不是喜欢苍柏、白云吗？就叫你在这儿生生饿死。
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
我们中国人天生倾向接受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所遇到的亡国灾难都是唯心主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认识论的形成，是有五千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汉朝的时候，西汉还好一点，东汉就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就像今天空讲普世一样，跟宋朝空讲理学一样。普世，什么事不管，先问符合不符合名学，这是古代的“本本主义”。曹操说了一句非常狠的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句话说起来狠，实际上就是反名学，因为东汉名学太不管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东汉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思想是由于当时社会太不实事求是了。
北宋是怎么回事？北宋是经济发展太好了，麦迪逊写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说，宋朝经济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意识形态却是空讲理学。讲理学还掺杂了禅宗的思想，比东汉更糟糕。禅宗是亡国的学问，其特点是没有担当。作为个体的人往往喜欢它，原因在哪儿呢？它能让人的痛苦得到解脱，但却指不出前途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是这个；有什么前途、方向，不知道。但禅宗在宋朝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苏轼的那首《题西林壁》是典型的禅宗思想，鲁迅笔下的“阿Q”也体现了禅宗的堕落形式。
北宋亡，朱熹出。朱熹这个人是革命的理学家，他的贡献是将理学从天上拽到地下，他把“四书”放在学堂至尊必读的地位。“四书”的特点是什么？经世致用。这与今天我们把马列的著作放在讲堂至尊地位的作用很相似。将马列主义放到咱们的主讲地位是对的。我年轻时在西北大学读书，当时我学的专业是英语，但大家听我今天讲课却没有什么詹姆斯、汤姆斯、约瑟夫·奈之类的，说那不管用。就是说中国话办中国事，中国事办成才能说世界的事。当时我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听政治经济学的课，就几个人听课，我一直听到底，那门课对我一生都有好处。如果你很小的时候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你从小就站到了理论的制高点上。学《毛泽东选集》也行，《毛泽东选集》也是很伟大的，说得都是唯物主义。
现在拍的战争片，在那么残酷的环境，还都是美女，长睫毛，一闪一闪的，临死的时候还问爱不爱？听到回答说爱！头一歪，死了。大家想可能吗？没有生死感，到处都是爱，日本人跟国民党爱，国民党跟共产党爱，爱情高于一切，忘了组织任务，不要组织，那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要玩儿这个？吃太饱了。我听我妈说，我爸找我妈相亲的时候，从陕北背着一大麻袋的馒头。这是饥饿年代，这个管用。现在孩子就认为信用卡管用，其实，这些是最脆弱的。馒头管用，这就是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给我们讲的最朴素的道理，由此，便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对立，有了唯物辩证法。
宋朝是中世纪世界各王朝中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宋代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学，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的选拔途径也坠入东汉名学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2]，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些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并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最终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3]。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4]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空论使宋人最终遭到报应：皇帝竟被自己原来瞧不上的金人虏去，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财富被掠一空。北宋亡后第三年，朱熹出世，南宋初弥漫于知识阶层的思想主题是救亡，这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不当官，做学问，他做的学问是真学问。我们说朱熹是伟大的思想家，不要仅纠结于他的“缠脚”小节，最重要是他占领了当时的思想阵地，将宋人的思想从天上拉到地上。他当时的学术辩论主题都是谈这个问题的。
朱熹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步了，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末又出来王阳明，王阳明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让人将思想之根进一步落实扎深。正心，就是讲立场。为什么？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讲立场，空学之士，读书很多，形式主义也很厉害，就是不管用。就在崇祯临死时还说让人在他死后用他的头发盖住脸，不要影响了老百姓。死前都要来个范儿。那时整个时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阳明说不能这样，要正心。
从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就是抓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再往下走，毛泽东、蒋介石。其中大多数人书写得好，枪打得好。我说打枪不是真打枪，而是会抓枪杆子。在这方面，毛主席说蒋介石是我们的先生。当时我们党恰恰诞生在这个时代，当时我们学真理为什么学得这么快呢？因为失败了。宋朝人被他瞧不起的人打败，是蒙古人，明朝又是被满清人打败。文人自问，我比你好，怎么就被打败了呢？书读了那么多，人家在马上就把你干掉了，那就是自己有问题。最后王阳明说，我们要正心。朱熹是宋朝将知识分子从天上拉到地上的人，王阳明是明朝将知识分子的定调定在国家立场上的人。有立场了，就有了对手；有了对手，就有了战略与策略。后来才有“中学为体”认识——这是封建时代“独立自主”认识的不同表述。到十月革命，我们又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扎根到本土上，都讲扎根的问题。
在中国湘湖一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湘湖文化的本质就在这儿，不在“之乎者也”。现在我们学孔子学歪了，戴个大儒帽，穿个大儒服，在那表演得要死要活。这样是救不了民族的，靠会敬茶等等没有用，关键要拿枪，干革命。为什么？还是衣食住行，人要吃饭。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民族觉醒的时候恰恰是在衰落时期，大衰落带来的就是大觉醒，大灾难就是大成长。所以，研究朱熹一定要研究南宋的救亡，朱熹诞生在一个救亡的时代，脱离这个事实背景，朱熹就研究偏了。
如果说司马光是宋以来中国政治家政治自觉的开山鼻祖，那么，朱熹是同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开山鼻祖。
近代以来，我们瞧不起洋人。在18世纪末，洋人与我们争的是跪还是不跪，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可到了19世纪末，就变成你给他单膝跪还是两个膝全跪的问题了，倒过来了。19世纪末，八国联军进来，下跪都留不住一条命。有些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时候知识真没力量。宫女都会背诗，人家都不会背诗，进来人家把你死命往水池里推。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你说我是著名学者，人家杀的就是你著名学者，你不投降就杀头。当时你举个奥地利国旗都能救命，举中华民国的旗救不了命。那个时候人们就知道了亡国的滋味。罗马人征服地中海的时候，当时地中海人说我有文化，你征服不了我，罗马人说把你征服了我就有文化了。结果罗马征服地中海后，那些亡国的数学家、哲学家都给罗马人中最没文化的家庭当奴隶，人家有意识地把他们派到那里去。为什么呢？提高罗马人的文化素质。
脱离实际要亡国。湘湖一带为什么能出现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这和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学者在这里的讲学活动有关，由此出现了一批一批真学者。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进步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有一种和平主义的舆论倾向，认为今后绝不打仗，世界将来也不可能再打仗，死了那么多人，难道人类连这点儿反思能力都没有吗？人类是有反思能力，但肚子没有反思能力，它只认死理：饿了就是饿了，除非吃饱了。长期在高府学堂不会饿肚子的人就容易往唯心论上走。
当时北大出现“五四运动”，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也有脱离实际的情况。陈独秀真相信可以不拿枪杆。陈独秀积极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放弃了枪杆。当时毛主席坚决反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主席为什么连说那样、那样、那样，他不到气急了，不会那样说话。当时毛主席没掌权。毛泽东能调查实际，1926年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出来，没人当回事。毛主席说话没人听，蒋介石用枪说话，一开枪，杀了一大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1927年，共产党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十年学得还多，真是生死之地见真理。
真理是从哪儿推送出来的？真理并不主要是从课堂上给你的，真理是对立面告诉你的。知识的来源不是学习而是经历。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反面的力量才能使你前进，反力即助力，推送力量之源来自对立面。马克思在书里写规定即肯定，莱布尼茨也讲否定即肯定，都是这个思想。我的文章里也引用了孔丹同志说的一句话：“历史的逻辑是从反面展开的。”这都是黑格尔的思想，是本质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生存，争资源。这在大自然中叫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社会中叫阶级斗争。资源有限，不斗争就无以生存。这个道理，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也不重视，毛泽东说必须重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蒋介石的枪教育了我们。国民党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孙中山开始也不知道，不抓枪杆子，让清王朝杀明白了，所以流血是最高形式的教育，反动派是要杀人的。所以毛主席说蒋先生是好老师。共产党最后进了山，这是蒋介石逼着它要接地气。
接地气之后，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开始好转，但不久来了一个年轻的“大爷”叫王明。他认为真理在他那里，因为他是克里姆林宫派来的。王明见过斯大林，同志们想想在当时见过斯大林的人，那就代表真理，何况还是斯大林派他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真没有自信。行还是不行，要听斯大林的。但是，即使是天王老子派来的，还得和中国实际结合。王明的指挥对不对，在当时集中表现在军事斗争上。在这之前，陈独秀已经脱离实际、失败了；现在王明是否脱离实际，要看成效。
当时的军事斗争成败跟中国的地理形势有关。大家看看欧洲是什么样的地形？欧洲是大平原，李德、博古他们学的军事理论都是从欧洲实践得出来的理论，全是平原作战，挖战壕、修碉堡，决战。平原就是决战，几个大部队在那儿，没有掩护物，老远就能看到你。欧洲平原太广大了，他们根本没有山地作战的概念。克劳塞维茨的书讲的都是决战，决战的思想在他们意识里根深蒂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说都不用说的。所以王明等人站在莫斯科看江西山里的毛泽东，就觉得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他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扣帽子。但不管扣什么帽子，只有结合中国实际才是真的，打赢才是真的，打不赢有什么用？但人家王明牌儿大，文凭高，人家是莫斯科派的，这时北大的也不行了。毛泽东见的是李大钊，王明见的是斯大林。王明回国以后就在上海呆着，一看形势不好，又跑回苏联，后又派李德、博古来。我看过李德写的关于游击战争的文章，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他到江西后先办军校，学西方那一套。把毛主席排斥在一边，说毛主席不行。他们也不想想，平原是这样打，但中国地形是什么？中国是山地地形，我们到江西去还用修什么碉堡？挖什么战壕？到处都是天然的“碉堡”和“战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到处都有自然物的掩护。我们都是游击队，哪怕山高水又深。《游击战之歌》就是从这个地形中走出来的。大自然给的掩护李德却不要，非要自己建造，要寻找平地挖碉堡、搞决战。国民党也是这么学来的，国民党从日本、德国学，所以国民党和日本打仗很好看：双方都在山里找平地，拿铁锹挖战壕。山里那些地形还挖战壕，要是毛主席早就转移了，东天不亮西天亮，钻进山，找地形“包饺子”。东转西转，几下就把敌人吃掉了。这种打法很好，但这种打法到西方就不行。四渡赤水，如果在欧洲大平原，人家一眼看到你。反之，西方的打法在中国就行不通。
毛泽东诗词紧扣中国革命脉搏
这里值得说的是什么？毛泽东诗词的战略思想始终紧扣中国革命的脉搏。从1927年至1935年，他的诗词有两个低潮，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写的《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读了很难受，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是由于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当时这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党内存在着不自信的思潮。毛泽东曾说不要把我们党犯的错误归到个人身上，就像我们今天不要将苏联解体完全归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它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领导层泛滥的结果。苏联后期有点像中国的北宋，不务实，不结合实际，文化人都是从学校考出来的。对立面怎么能从考试来呢？对立面至少要跟实践结合，最高形式的实践就是战争。上战场敌人会不掩饰地告诉你真理是什么，当然和平时期我们没这个条件，那至少也不要跟劳动实践脱离。如果跟劳动实践脱离，你就会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无所不能。
真理是从对立面展示的，一定要记住这点。哪儿可以成为真实的对立面呢？只有在真实的环境。最丰富的对立面使你最丰富地接近真理。为什么打工的孩子比学校的孩子学真理更快呢？因为对立面直截了当，丰富。学校没有，学校多出“祁同伟”式的人物，送玫瑰、做假账，这不行。做假骗的是自己同志，但敌人这个对立面就不让你过去。陈独秀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李德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抓住立马就攻上去，“四一二”、湘江之战就出来。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心情不好。相比较而言，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还是非常乐观的。
【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春 ）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1934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清平乐·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从1928年的《西江月》“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到1929年的《采桑子·重阳》“胜似春光”，再到1934年夏《清平乐·会昌》的“踏遍青山人未老，这边风景独好”等，毛泽东在诗词中表现的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即使到1934年夏天，湘江之战前几个月，毛泽东已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他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反映出的心情仍然是乐观的：“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毛泽东知道李德的那种打法不行。这不是个人问题，规律就是规律，掌握规律的人是乐观的。
今天也是这样，如果能够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建设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规律，你就是乐观的。只要是规律，它就会一天天展示出现，人的感情要和历史的步调一致，不能跟个人情绪一致，在历史的大道理中，掌握真理的人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你如果不在大道理上，心情就会越来越糟，最多只是强作镇定。大家注意蒋介石的文章里特别多的字是“忍”，为什么？反动派你不忍谁忍？你一天到晚行的是反动的东西，越做困难越多。赢了一点，失去十点。在中国，资本赢利的增长远不如失业人数的增长，失业人数的增长是几何式的，资本的增加是算术式的，到时候下岗失业的人就会把资本推翻。红军的强大就是蒋介石制造。毛泽东重视明朝研究，后来他为什么对人民公社那么下工夫，其目的就是不能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再出“李自成”。我们的真理就是沿着这条辩证法逻辑展示的：是蒋介石的买办政策给我们送来了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当时是虚假繁荣，看着一时好。民国时GDP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但到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因此光看GDP是不行的。蒋介石当时的GDP指数是不健康的，越发展越闹饥荒。但是这给人民战争留下广阔的天地，因为他从土地上释放出无限的人力资源。
蒋介石把人民变成流民，流民到毛泽东这儿又变成人民。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群是流民，掌握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叫人民。流民参加了红军就成为人民战士，是有组织的，成千上万，“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蒋介石送上前”。除了毛泽东，红军多数人在当时也意识不到这些，也不自信，盲目认为只有共产国际是正确的。不碰到头破血流不认账，直到湘江之战。这个错误路线竟然把红军带到那样一个悲惨境地，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出门8万余人，回来剩3万余人。那还会说空话吗？谁对谁不对呢？五万余战士的牺牲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请上了遵义会议。环境好了就讲形式主义，就讲唯心论，李德来了就讲文凭，要正规化，要来那一套，毛泽东也没办法。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当时连军人都只认洋文凭。而毛泽东没文凭，没“课题费”，没出过国，这都不符合当时的人才标准。
湘江之战失败后，毛泽东走上了领导岗位。但这时候毛泽东掌握的真理能否带领全党走出去，能否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大家还不敢肯定，因为当时那种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思潮弥漫太久了，只是让毛泽东试试。
1935年2月，毛泽东填《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词风悲壮：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从头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比较这首词和1927年写的《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写得更悲壮。“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前面能否走出去？确实是不知道。因为很多同志的思想还没转过来，何况本来8万人的队伍，只剩了3万了。担子真正放到身上，毛泽东心里压力也很重，结果毛泽东还是把大家带出了大渡河。过大渡河大家心情好了一点，大家认可了毛泽东。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通过一件件事确立的，有事就有情，这次是他而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把红军带出来。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红军了，就没有党了。在遵义会议上，那不是你能拿逻辑来说事的时候，再犹豫就要亡党亡国了。生存高于一切。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有生死感。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你研究战略就靠谱，没有这个，研究战略就不靠谱，一切要和实践结合。如果没有生死存亡我们还发展吗？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人类坐在树上吃果子就行了。就是因为人类有了斗争，才有了进步。但好的时候，就讲逻辑，不讲斗争，搞形式主义。
过了大渡河又碰到张国焘。张国焘的唯心主义比王明隐蔽得多，王明是国外来，张国焘是国内生产出来的。毛泽东也是国内生产的，但张国焘和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不一样，毛泽东是从基层上来的。基层战士不能乱想，一乱想就掉脑袋，指挥也不能错，一错就脑袋掉。在北大、哈佛写错说错都不掉脑袋，还能吃饱，只要这样你就找不到真理。张国焘来自北大，还是党的发起人，很难相信他会背叛革命。他的川陕根据地搞得也很有声势，人高马大的，也不能说他做得不好。最唬人的是张国焘见过列宁，王明只见过斯大林。毛泽东没见过斯大林、也没见过列宁，人家张国焘见过“真佛”，是西天回来的，这就没人敢怀疑。但即使天王老子，中国人还要看实践。
张国焘当时的错误在哪儿呢？错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入。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争论焦点是长征的方向。张国焘要南下四川，毛泽东要北上陕北。我们先看地缘政治。
中国的地形是这样的，四川是一个盆地，盆地的特点是很容易形成独立王国，历代王朝都对此有高度警觉。重庆和汉中是四川的两个出口。历史上重庆一般都是中央直辖，中央派入重庆的人如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央的意图，其结果都不好。元朝时汉中划归陕西，把这条逐鹿中原的路封死了，这样就大大压缩了四川向中央闹独立的战略空间，中央的管理就可以进入四川。反之，外人也不容易进去。
苏洵对四川地形并不看好，他说，四川地形“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苏轼也认为：“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李自成进了四川，发现地形不对，就出来到了陕南并随后进了北京。毛泽东进四川，发现地形不行，马上出来，到了陕北，后来也进了北京。只有两个姓张的都喜欢四川，一个叫张献忠，一个叫张国焘。张献忠在李自成撤离北京后，于1645年进四川，1646年就被满清灭掉了。如果不了解这些，那就再看看蒙古可汗，蒙古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下。蒙古人横扫天下，但在山地不行，山地里马用不上。张国焘比蒙古大汗如何？不行吧。但张国焘不听毛泽东的劝说。张国焘说进四川后如不行再到西康去。大家知道乾隆打大金川、小金川用了整个四川的力量还打了个不了了之，张国焘要真去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非常熟悉，当年在湖南办夜校时告诉农民兄弟：你们将来搞革命要学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毛泽东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只有知道这个，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华北的地理位置和中国整个形势的关系，才能搞好北京的保卫工作。毛泽东是知道这些的。张国焘对这些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学革命理论都是非常“潮”的。看他的回忆录就知道，他当年在北京搞“五四运动”时，喜欢“潮”，很有“范儿”。
张国焘要回四川去，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不能回去，说回去将是“瓮中捉鳖”。现在我们可以假设，1935年张国焘带队伍真的回了四川，那1937年12月蒋介石入川后，张国焘还能跑吗？不管怎样，张国焘横竖不听，最后勉强带西路军西去新疆，几乎全军覆没。
带着红军到了陕北的毛泽东。到达甘陕交界时，毛泽东指着陕北说我们不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句话充满了地缘政治智慧。司马迁说：“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句话没有对错，就是经验。中国人的经验要高于理论。司马迁这句话从古到今屡试不爽。长征是东南开始，现在到了西北，所以毛泽东说这就是咱家，不走了，他知道这个地方能成事。历史真是妙不可言：中国改革开放不是从东南出发吗？现在又回到西北，新时代开始了。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当时红军人数减少很多，没吃没喝的，残兵败旅，褴褛不堪，可这一时期毛泽东诗词的张力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首有代表性的诗词
【1935年10月，毛泽东写了三首诗。其一《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尽开颜”三个字实际上就是说心情特好。第二首词是《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词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是指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长缨是什么呢？长缨就是正行进在高山深谷狭路的八千余人的红军队伍。不到一万人的军队就要“缚住苍龙”、取天下。第三首是《念奴娇• 昆仑》。先看上阕：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横空出世”它是写政事，说新中国将要崛起。如果你认为这样解释勉强的话，那你就读读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起来了。毛泽东对斯诺说日本必败，为什么？战线拉得太长了。他的这个思想后来写入了《论持久战》。日本国度比较狭小，经济力不足，其人力、军力、物力、财力均感匮乏，师出无名，日本统治者想利用战争解决这个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经不起长期战争。就是说日本为解决这个问题要发动战争，用战争解决困难，结果是战争将它所掠夺到的东西消耗掉，为打仗而失败，因胜利而失败，这就是日本的逻辑。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噎死”的，个子小，抢的东西多，使劲吃，还不消化，最后用原子弹把它解决了。日本这个国家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辩证法，只有唯物论，最后走到形而上学。
从1931年到1944年，我们看一下日本当时军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变化，就知道日本是怎么败的。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6%，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后为14%，1941年，侵华战争时达到31%，但到了1942年的时候，日本除了中国外，又打了美国，军费占到34%，1943年占到46%，1944年达到了98.5%，砸锅卖铁全用在打仗上了。一个国家GDP的98.5%用于打仗就没希望了。有些年轻人说能打就好。其实能打而不打或者少打的国家战略是最好的。如果不是进行自卫，打架是赢不了东西的。走得远的路才叫路，走得近的路不叫路。很多同志不知道，事情之难在事后之事，不在办事本身。走远了回不来才可怕。有的年轻同志给领导写报告，将前景描绘得光辉灿烂，给领导架上去却回不来。为什么？消化不了。获得战果是好事，也不是好事，消化不了就是坏事。日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在日本人势头正劲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看出它的败迹。毛泽东于1936年12月为次年国共两党祭黄帝陵活动作的《祭黄帝陵》一诗，诗开篇就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这几句就是“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的同义表述。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这是毛泽东对未来的看法，他认为新中国将诞生，新中国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冲击。1962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5]毛泽东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变化就在十月革命，此后他对同志们说，我们要准备进行伟大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伟大是由于新时代到来，新制度要产生，旧制度将要被打得粉碎。这与“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诗句是同义表述。
但是，善于破坏旧世界还不是《念奴娇·昆仑》这首词的精髓，善于建设新世界才是毛泽东强调的。毛泽东不仅看了新中国的前景，而且还提出了新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策略。词曰：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在日本一路飙进的时候，毛泽东就提醒未来中国绝不能走帝国扩张的路，中国未来可以在世界上三分天下，中国只需要世界“还我东国”。
毛泽东曾问，中国为什么五千年没有消失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说，我认为中国能够长久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主张有节制哲学，不扩张。个子高的命短，为什么？营养撑不住目标。国家也是这样，扩张得太厉害，资源撑不住，一定要使战果和国家吸收能力之间保持合适的匹配关系。毛泽东明白，不能搞帝国扩张，帝国主义必败。基于这一点，毛泽东断定“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后来苏联倒台都是这个原因：十个指头抓鸡蛋，哪个都抓不住。毛泽东说我就守着东亚这一点地方。1935年，在这首词中表达的思想后来发展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962年美苏都向我们压来的时候，毛泽东仍然是这样，不两面树敌，尽可能转化矛盾，最后把两个矛盾转化成一个矛盾，我们赢得了战略机遇。
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核心
辩证法是毛泽东战略思想最重要的方面。人可以饿死，也可以撑死。中国的“福”字说的就是这个思想。“福”的左边“示”字旁，就是祈拜的意思，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有两个含义，第一饿不死，第二能消化。很多同志只看到不能饿死，但你要知道撑死也是死。中国这个字告诉你能消化得好才是好处，所以幸福的人是有消化能力的人，而不是能吃的人。“幸福”在西方叫happy，是一种快感（a pleasure），还有fortune，意思是发财，都没有多少哲学含量。“幸福”在中国讲的是有节制，不要过度。这很典型地反映出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咱们常说“有福之人善退财”，“知足常乐”，后者虽有点消极，但意思都是这个含义。
毛泽东很早就用这个思想指导战争。1927年8月，中共中央要求中共湖南省委发动以长沙为基点的湖南暴动，8月底，毛泽东就暴动范围问题致信中央说：
【“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这还是“拉皮筋”的道理，皮筋拉长了就回不来了。路不是走远就是好，是能回来才好。走远了回不来，你就麻烦了。英国犯的是这个错误，美国犯的是这个错误，苏联犯的还是这个错误。
治国理政最核心的能力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把握。唯心辩证法基于概念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唯物辩证法基于资源有限性与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谁都不可能无限控制资源。图1反映了美国和苏联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苏美国力变化及其苏联失败的原因。
图1中苏联和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曲线，最终交差点在1976年至1978年之间。此后苏联增长率下降，美国反升。此前苏联都是高于美国，为什么1978年后苏联就不行了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公知”——“左”“右”都有，就是脱离实际，说苏联失败在斯大林模式。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后斯大林模式才不行，1978年之前斯大林模式就可以？还是柳宗元《封建论》中的那句话，“秦亡不在制，而在政”。苏联“亡不在制”，制度没问题，在“政”，在治国理政能力上。戈尔巴乔夫与秦二世一样，问题出在能力上。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苏联的高效运行，不相信的话就看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中国的高铁能发展得那么快，最重要的是土地国有，否则高铁成本会很高，地皮钱就受不了。1959年底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一点，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批注道：“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印度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印度地皮是地主的，是“刘文彩”“胡汉三”的，过那些地要给钱。最近安倍去印度修高铁，在印度高铁投入的成本主要不是高铁本身，而是私有制。2000年，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门前拍了一张照片；2017年12月，我的一个朋友在同一地点也照了相，两幅照片对比，二十年了几乎没变化。为什么？私有制。地主的收益是成本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那几块砖，这是印度的问题所在。所以土地革命最重要，中国土改才有了公有制。2017年11月21日，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下台，主要原因就是他坚持土改。印度缺少革命，革命可以使土地能实现国有化。私有制不能动，私有制就把印度拖垮了。安倍尽管去，有多少钱，都砸给地主了，还不见效。
苏联有社会主义，GDP增长速度一直很高，撒切尔也说，他们干不过苏联，得找代理人，最后找到戈尔巴乔夫。这是撒切尔在休斯敦的讲话，她说戈尔巴乔夫虚荣心强，爱跟“公知”打交道，容易被利用。最后她断言，苏联现在法律上还在，但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讲话时戈尔巴乔夫还在任上，撒切尔就断定苏联要倒台。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苏联垮了，国旗随后也落下来了。1978年中美建交，苏联有了两个敌人。日本也犯这个错误，主动跟美国打，把美国打到中国这一边。苏联把中国逼到美国这儿，尽管美国的GDP没高到哪儿去，苏联却直线下降。原因是什么？谁也不能跟两个国家打，“身体”再好也不行，1+（-2）=-1，就是这个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文凭太高了就忘了。网上常有“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说说可以，不能真这样。毛主席历来不打远仗。远出打仗要有资源持续递进，铺战线如同拉皮筋，皮筋长了就撑不住。皮筋拉得越长，回来的力量就要比出去的更大，那时候就崩溃了。日本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所以日本人的失败是肯定的。毛泽东为什么知道呢？他懂辩证法。
同志们想想，1935年底，当时只率有八千多人马的毛泽东，竟填写出张力如此磅礴、战略平衡把握如此之好的词，这不是“政治诗”又是什么？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批注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毛泽东说的“反对帝国主义”，不仅只说当时的日本，也是在告诫中国将来也不能搞帝国主义。
1936年初，红军准备东征，毛泽东填写《沁园春·雪》，这首词真厉害，把蒋介石的老脸都扫没了。为什么呢？“欲与天公试比高”，八千人，饭还没吃饱，就要跟天公试比高。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大家如果在飞机上向下看甘肃大地，眼前的高原地貌仿佛是一群群雄奔的大象，如果是雪天，那就有“原驰蜡象”的印象。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在“言志”部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主席的这首词，让蒋介石很难堪。因为蒋介石标榜封建道德，其部下多以“兄”相称，办公室的训词多是忠、孝、节、义。可这些在毛泽东诗词中却成了“略输文采”和“稍逊风骚”，就是能征善战的成吉思汗也成了“只识弯弓射大雕”，最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指向就不言而喻了。1945年10月，这首词在重庆发表的时候，可以想象蒋介石气急败坏成什么样子。蒋介石一天到晚让部下“忍”，毛泽东对自己的干部讲革命理想；蒋介石满口“仁义礼智信”，可在毛泽东这里讲“为人民服务”。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强调“改造我们的学习”，强调“实事求是”“杜绝空谈”，其二者境界高下，判若泥云。蒋介石还找人试填词，试图压过毛泽东，结果也是图劳。
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写这首词的呢？我到延安去看了，1936年2月，毛泽东就是在一张小桌子上写的《沁园春·雪》，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的写作条件。想想都惭愧，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学者由于没有课题费而不认真研究问题。为钱是永远写不出好东西的。我们要想远一些，不能叫我们未来的孩子光知道19世纪有哪些学者，20世纪有哪些学者，21世纪有谁呢？这得靠我们苦干！知识分子要有脊梁，要担当这个时代，这是应该要做的。我们不能光赞美古人，那今人怎么办？今人不能做得比古人更好，但至少也不能太差；不能光批判而不建设、光赞美而不传承。这些仅靠课题费解决不了问题。当然课题费是必要的，可以组织人，但真的不能作为人创作的动力。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也没到哈佛去查资料，什么都没有，没必要。毛泽东在延安能写出《论持久战》，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扎根自己的本土，写中国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学派”的特点。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服务，中国人不想欺负别人，但绝不能叫一百年前丧权辱国的事再发生。
我们说强国，绝不是逞霸。强不在霸，强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在台湾的主权目前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还没有收回，这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只是想跟西方人平等，要“环球同此凉热”，没有想要更多的东西。我们要有这种精神。
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张力
纵观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历程，我们会注意到，每逢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毛泽东诗词创作中的战略张力反倒进入高潮。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重要特点。1927年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数量较多，且充满昂扬的乐观必胜的精神。湘江战役惨败至长征完成，此间毛泽东诗词进入高峰期，其间数量不多，但以《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为代表的作品，其战略张力更是空前，五千年诗家更是无出其右。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间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从1935年的高峰有所回落。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张力再跃新高。
事情，事情，我们是通过一件件难事认识到毛泽东并对毛泽东产生深厚的感情的；事理，事理，我们也是通过一件件历史难题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在困难的时候，诗词是毛泽东表达他所思所想的重要形式。
1945年中国面临的是什么形势？是前门驱虎，后门入狼。欧洲在二战后已初分成了两个欧洲：一个东欧，一个西欧。罗斯福用从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方式，将东欧让与苏联红军来解放，这等于把东欧让给斯大林了。斯大林一占领东欧，整个欧洲的影响力就只能局限于西欧，这样欧洲就被一分为二。为什么这样？美国要统治欧洲，大欧洲不好控制。西方人叫人服从的方法是肢解和分裂你，而不是帮助你。致残你，你才能听话，他们就是这个逻辑。今天的默克尔明白这个问题，绝不跟美国人、英国人合作。在乌克兰问题上，她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去找普京。默克尔走的是俾斯麦抓住俄罗斯、对付英国的路线。证明俾斯麦路线伟大的是威廉二世，威廉二世的扩张导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1895年，在祝贺威廉二世的生日时，大家问俾斯麦德国未来半个世纪怎么样，他说“更加伟大”。下来后，他却跟别人说那时德国可能会分裂。1945年，德国果然分裂了。为什么？威廉二世一反俾斯麦长期拉住俄国、坚持守成的路线，搞扩张，皮筋拉长了；希特勒又重复威廉二世的老路，导致1945年的战败和国家分裂。经过这两次分裂，默克尔认识到俾斯麦的意义，所以她始终拉着普京。2015年2月，默克尔拉着奥朗德去莫斯科而不是华盛顿或伦敦，找普京讨论乌克兰问题。她这样做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国、俄国三家混战，让英美利用的覆辙。只要法德团结并拉住俄国，欧洲就没大事；而法德团结，就必须有俄国的合作。法德找到普京，欧洲就不会重演世界大战。现在，谁最希望打世界大战？美国、英国。大陆一打，他们海洋国家才好操纵。所以每次法国、德国与俄国好起来的时候，北约就演习，干什么？挑拨大陆矛盾。以前北约演习时，法国和德国还向俄国喊些狠话，现在不喊了。
二战期间，争夺乌克兰是造成希特勒和斯大林决裂的原因，希特勒打苏联就是要乌克兰。乌克兰的意义为什么重要？抓住乌克兰就抓住了东欧。如果乌克兰在俄国手里，整个东欧就得听俄国的；乌克兰如果在西欧手里，这些国家就得听西欧的。默克尔知道不能再犯希特勒因为乌克兰与俄国关系恶化的错误。这次主动找普京，东乌克兰归普京，西乌克兰归欧洲。她知道德国再能打也超不过希特勒，希特勒打不回来的，你能打回来？当时有人说普京拿了克里米亚，会丢了乌克兰。你看看地缘政治，乌克兰是什么样的地形？乌克兰连接的是欧洲平原，大平原意味着谁的陆军强，谁在平原上就占优势。平原就是陆军的天下，陆军在平原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合成战斗力。在山地不行，所有大部队进了山里都没希望，但平原没问题。斯大林说如果不开辟第二战场，俄罗斯就打到法国去了，因为是平原。知道这点，你就知道默克尔为什么不跟普京争了。当时我们有很多“公知学者”说，普京得了克里米亚，就得失去乌克兰。毛泽东说政权就是军队；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而这些“公知”说有了普世价值就有了天下，脑子真不够用。默克尔不跟普京打，但还要得到乌克兰，怎么办？找普京，不再重复二战中法国、德国自家先打起来的错误，拉上奥朗德去找普京，把乌克兰一分为二了。随后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在明斯克会议上，把乌克兰总统叫过来并通知他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据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富二代”，可钱在枪杆子面前没有意义。从新闻照片中可以看出，在事关乌克兰前途的明斯克会议上，奥朗德、默克尔谈笑风生，完全不顾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感受，普京看都不看波罗申科，叫他过来就是直接接受结果。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命运只有在自己手里才是自己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大国绝对不能相信那些所谓“普世”的东西。
西方分裂后，苏联和美国调头布局亚洲。蒋经国问斯大林，中国抗战都胜利了，为什么苏联还要蒙古独立？斯大林说蒙古若不能独立，你们就可以北上直接截断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斯大林还说：如果中国统一，它的进步比谁都快。拿到蒙古，至少西伯利亚铁路那儿有一个缓冲区。就这样，斯大林生生把蒙古拿走了，我们当时弱呀，没办法。接着，斯大林又试图引诱中国共产党沿长江跟国民党分界。这是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与美国商定的，苏美势力范围就是以长城划线。长江北边归苏联，南面归美国。
令苏美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拿下东北后就挥师长江。1949年1月，斯大林连发四份电报试图阻止。读斯大林电报的时候一定得会读，斯大林这么说，想过江吗？好，过！我们坚决支持你，即使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后一句话其实就是说不能过。但是你要会读，你不会读就读不出来。又说，最近有情报显示，美国又从朝鲜半岛撤出军事力量，估计是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要提高警惕，但若真打起来，苏联会全力支持你。这后一句话是虚的，实际上是让你放弃过江。毛泽东看明白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了气壮山河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35年到1945年，十年间形势发生多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已十分壮大。但中国又存在南北分裂的可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不能有妇人之仁。毛泽东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意思呢？老天爷如果有感情的话，老天爷就成了老太婆了。正是因为老天爷六亲不认，所以老天爷才永葆青春。
事情，事情，事成情至。毛泽东挥师过江，成了。后来斯大林见毛泽东时说，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当时我们过了长江，才有今天的一切，才有高铁。如果我们不过江，“台独”分子现在会更嚣张，新疆也可能就分裂了，为什么？中国就被拦腰斩断了。北边买苏联的军火，南边买美国的军火，两边就打吧。如果那样，八国联军都能进来，我们中国人就什么尊严都没有了。
毛泽东当时对雷洁琼说：“划江而治”说得好听，其实都是大国为了它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要看得远一点，中国如果分裂，再统一起来，牺牲会更大。我们共产党要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毛泽东有历史担当，为民族利益要不惜代价地干。商鞅个人不是也失败了吗？但他的改革使历史前进了。当时在没胜利之前谁知道过江的结果。毛泽东是韶山孩子，全家许多人都为革命牺牲了，他也不惜把自己交给了革命，最后胜利了。
刚建国，美国又来了。美国是谁？美国有原子弹，一下子就到朝鲜了。麦克阿瑟一路北上。毛泽东刚拿下东北，美国气势汹汹，没把中国放在眼里。当时杜鲁门找麦克阿瑟说仗能打吗？麦克阿瑟说打，没问题。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就可以搬兵回国；东方人他懒得打。杜鲁门相信他，麦克阿瑟这个人是战术性人才，有点像拉姆斯菲尔德，此类人大多不靠谱。凡是猛的都不行，“其进锐者其退速”，这是孟子的话：向前冲得猛的人撤得也快。麦克阿瑟就是要“范儿”。毛泽东说你不能过三八线，他就过了，过了就遭到毛泽东一顿打。打得对不对呢？现在看是对的。
大家看地形！真正对中国近代稳定产生影响最大的地形是东北。为什么？东北连着两大平原，一个是华北平原，一个是东北平原。这两个平原的特点是富裕和平展。土地平展可以释放陆军的合成作战力，作战力合成才起作用，东北这儿基本没障碍，可以聚集巨大的势能。李自成不知道这个情况，带了5万人就到了山海关，努尔哈赤一冲下去，就把李自成赶到湖北。为什么要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明代以来，巅覆国家的力量都来自东北大平原。与龙卷风多生成于平展陆地的原理相似，东北大平原也是明以后中国政治风暴最近策源地。富裕可以使人丁旺盛，十年下来就能形成庞大的军力。如再有强大的装备工业，兵源加装备，支撑作战的基本要素就完备了。如果这个地区为我们所控制，那我们就更强大；如果在入侵者手里，那敌人就更疯狂。研究抗日战争不能光研究我们赢了，更要研究为什么打了14年。原因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毛泽东明白东北地缘政治之于新中国的意义，他说我们绝不能学李自成。我们很多同志仅把毛泽东的这句话理解为不搞腐败，这不完全，毛泽东说不学李自成主要是说东北亚的地缘政治问题。
毛泽东诗词中的斗争精神
1644年李自成刚进北京，满清人就从山海关打过来。与李自成遇到的问题相似，毛泽东1949年10月刚入北京，1950年6月美国就来了。有人说我们出兵朝鲜，耽误了解放台湾。事实是1950年6月，美国先封锁台湾海峡，我们10月才出兵。毛泽东说如果不阻止美国，美国从朝鲜、台湾、南海三刀齐下，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毛泽东决定出兵，李自成出了5万人到山海关，毛泽东在斯大林、金日成的邀请下，第一拨就出兵30万，压住了美国的攻势，并最终将美国压在三八线。有了抗美援朝，才有了今天我们东北的安全。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所传达出的战略含意。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这首词中，毛泽东为什么要提“魏武挥鞭”这件事？那是因为他与曹操面对同样的问题。曹操北征解决了东北乌桓后心情舒畅，“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写了《观沧海》。在中国历史上，谁解决东北问题，谁的心情都好。为什么？东北的地缘政治太重要了。1970年12月，毛泽东推荐李德生看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我们在座的同志将来如果有去东北当领导的，也得先读一读《读史方舆纪要》这本书，要知道你的地理方位，其地缘政治意义如何。毛泽东填写《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是在1954年夏，此时抗美援朝刚刚取得胜利。毛泽明白，从此东北可保持较为长久的安全，东北安全又保障了新中国的长久安全；不然，这个地方就是让人最揪心的地方。因此，毛泽东说“换了人间”，这样的战略考虑应该说与“往事越千年”的曹操是心通的。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四年前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的下阕“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所包含的战略意义。于阗属现在新疆的南疆喀什地区，南疆是新疆稳定的最关键地方，古来疆乱多出在那儿。1950年国庆节上，当毛泽东看到乐队里有一个人来自于阗，便知道新疆稳定了。写《浪淘沙·北戴河》之后的第二年即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看到这些，毛泽东“诗人兴会更无前”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事情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就一下子跟我们翻脸。原因是我们没有同意苏联的提议，苏联想与中国合作搞两个工程：一个是联合舰队，一个是长波电台。赫鲁晓夫未必是坏心，但他满脑子是西方市场经济那套，要与中国搞股份制，他出钱，要做大股东。毛泽东说不能干，控制权应当在中国方面。现在很多同志不理解毛主席的想法，那是不经事不知难，我们与俄国人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当年为了抗日，李鸿章于1896年去俄国，并答应与俄国人共修一条从俄国直抵旅顺的铁路。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复杂，谁知铁路一修，中俄矛盾就来了：要修路，就得进技术人员；技术人员来了，家属就要来；家属要来了，警察就要来了；警察一来，军队就要来。结果，俄国军队一来就不走了。毛泽东这一生是跟着这条铁路成长的，铁路也是在毛泽东手里收回的。看到这条铁路经历的风风雨雨，毛泽东想，今后中国帮人再不能这么帮人不成反成仇。帝国主义的方式，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方式最后要帮出仇人的。怎么办？毛泽东最后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坦赞铁路模式。
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是为了中苏长久友谊，再用李鸿章的“中东铁路”模式，中苏又得玩完。赫鲁晓夫不理解，说不行。被拒绝后，他于1959年转身去找艾森豪威尔，要与美国联手统治世界。赫鲁晓夫去跟艾森豪威尔握手，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并及时调整国家战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和“三线建设”问题。
为什么毛泽东要提接班人问题？那是看赫鲁晓夫不靠谱：刚跟艾森豪威尔握手，赫鲁晓夫又到古巴去刺激美国，搞古巴导弹危机。毛泽东看这个人真是“二百五”，苏联迟早要被玩完。在他百年后，中国可不能出这样的接班人。1961年底，毛泽东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告诫党内同志：“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前一句是说，如果是认识问题，那这还是可以教育的；但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教育并使之泛滥的话，那国家就有灭顶之灾。今天看来，毛泽东的预言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今天的美国也得到应验。大家注意，今天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很像苏联那几个不靠谱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这边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尔巴乔夫不要华约，特朗普不要TPP、不要巴黎气候协定，对北约越来越冷淡，而且长得还像叶利钦，都是亡国之兆。
1962年，面对美苏南北夹击的形势，毛泽东心情再次进入低谷。同样，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和战略思想也一如既往地再次在他的诗词中得到张扬。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生日这天作《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越是在孤独的时候斗志越是昂扬：“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的是美国，“熊罴”指的是苏联。毛泽东就是不信邪，因为他知道，历史规律不在对手那里。帝国主义要称霸，称霸必然要透支自己并自我毁灭。天要冷了，这是规律，美国和苏联在争霸中已被耗得筋疲力竭。梅花即人民当然高兴，“梅花欢喜漫天雪”，苍蝇是过不了冬的。
毛泽东在战略上蔑视敌人，但在战术上从不轻视敌人。苏美联手后，毛泽东从对敌“以攻为守”的策略改为“以守为攻”的策略。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提议修“三线”。1962年、1964年，毛泽东两次抄录清人严遂成作咏李克用和李存勖的诗《三垂冈》，并以此传达出毛泽东的战略考虑：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很多同志没读出来毛泽东抄这首诗的用意。毛泽东当时处于美苏合击的艰难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时期，毛泽东一般都采取保存实力、等待敌人在进攻中消耗并透支了资源之后，再寻机分化并消灭敌人的策略。抗日战争时，他用这个策略赢得共产党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独立自主的地位，解放战争中也用这个策略让美苏用以分裂中国的《雅尔塔协定》成为废纸一张。“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这两句比喻新中国已崛起于东方，但赫鲁晓夫和美国那边仍是跋扈飞扬，他们联手对付中国；毛泽东“只手难扶唐社稷”，世界革命目前是搞不了了，但“连城犹拥晋山河”，即拥城自保的能力还是有了。“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事业需要一代一代推进，即使百年过了，历史规律还是会反复为后人经历。
在美苏苦争“唐社稷”的当口，中国“连城犹拥晋山河”，即搞“三线”，实行战略收缩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美国撑不住了，尼克松来到中国寻求支持。尼克松来时态度就老实多了。毛泽东在最弱的时候却又在局部上发起攻势，在珍宝岛敲打了一下苏联。这是给尼克松来中国做铺垫。国际关系与谈恋爱一样，要与别人谈恋爱，那离婚证、房产证、博士学位证得三证齐全。在国际关系中，“房产证”是国家主权，“博士学位证”是要有一定的能力和智慧。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后两项不缺。珍宝岛打炮就给尼克松递话说我与苏联“离婚”了。这样，尼克松就来了，他见毛泽东时表现得很规矩，这是有文化的表现，不像现在安倍那副趾高气扬的嘴脸，那是没文化。尼克松来了以后，中美谈得很好。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防止“妖为鬼蜮必成灾”而作了人才布局。毛泽东的人才布局的意义是深远的。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中国度过并战胜了两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是美国压过来了，美国压过来时我们与苏联联合，同时又不失独立自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东欧的国家，完全倒向苏联，听苏联的话，结果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行了。我们走独立自主道路。独立自主怎么来的？我们党是穷苦家出身，关键时刻没有依附幻想，独立自主。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不听苏联的，后来苏联又压我们，压得狠时我们又与美国联手。当时与美国资本主义作“布列斯特条约”式的妥协，为了生存，我们别无选择。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从资本主义把绳买过来，打成套再套在资本主义的脖子上。列宁说的话被尼克松在书里引用了。我们搞改革开放不学资本主义是不行的，但学了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跟它走，而是利用、改造和战胜它。革命不能听克里姆林宫的，改革也不能听白宫的，得听中南海党中央的，走自己的路。
苏联垮台后，中国强大了起来。美国又开始逼压我们。他们这些年战略上最大的失误就是把自己的朋友逼成敌人，这样的敌人获利再多也是失败。这时，美国又犯了苏联的错误，在蛮横中把中国又逼向俄国。2016年6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于当天生效和实施的《中俄联合声明》。此前两天即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如果说英国脱欧之于欧洲统一的意义不亚于苏联解体，而《中俄联合声明》的意义不亚于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如果将这两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迭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出，世界政治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结构性的变化。在这轮大国博弈中，中国又赢得了胜利。1972年我们跟尼克松握手，不仅使中国摆脱了先是来自美国、后是苏联的战略压力，而且还使中国迎来了近40年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期间，中国获得极大的发展。2016年中俄战略合作又使中国摆脱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并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至少30年的战略机遇期。
20世纪90年代欧亚大陆苏联坍塌，我们成功避险并获得巨大发展。21世纪头十年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开始崩碎：从西欧到中东再到东亚，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纷纷向大陆的核心地带即俄国和中国靠拢。与此同时，美国这艘“泰坦尼克”豪华“游轮”下沉加速。2001年，美国出兵阿富汗，我有同学从美国来电话说他在美国得到了绿卡，我回答说你可上了“泰坦尼克号”了。现在中国人不要再往美国狂奔了，要冷静了。为什么今天美国校园枪击事件这么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军火在海外卖不出去了。历史上美国海外只要打仗，美国国内枪击事件就比较少。美国资本家考虑的是怎么把枪卖出去，而不考虑枪打的是美国国民还是他国人民。枪击发生在校园，才能刺激美国国民的购枪需求。校园机枪扫一扫，家长就着急备枪。美国孩子问候的是你家是几代枪，我们中国孩子问的是几代手机，你说谁幸福？我们不是资本当政，而是人民当政，有共产党领导。不然，我们就不能有独立自主的战略和策略。
比较同期苏联和美国，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在险象环生的世界政治中，也不会有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
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新时代。我们一路走来，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下一步要强起来。强什么呢？强权力：国内是人民权力，国外是国家主权。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在兑现共产党人在改革之初曾为人民做出的承诺。台湾回归祖国将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1]司马光：《进通鉴表》。
[2]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作万恶之首并以此为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3]在这些政治家中，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偏爱。在他故居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些书里，到处留下他阅读、圈点、批注的手迹。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护士孟锦云推荐《资治通鉴》这部书，要求她认真阅读。毛泽东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5]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张文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根据张文木教授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所做的第34期演讲整理而成，原载《经济导刊》2018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