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发挥其市场与货币的战略优势并使之武器化的
——兼议中国的相关战略选择
站在中国立场上，我们在谴责美国将其市场与美元武器化，并基于长远视野看到这是其自毁长城的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美国有如此行为的条件与根基，短期影响决不可小视，从而避免陷入一味乐观预期的“战略性自满”乃至“战略性懒惰”之中。
美元霸权的形成及其不断增强，以至成为美帝国的核心支撑，是美国一整套综合国家战略的产物。这套战略首先基于其二战后遥遥领先的经济综合实力，特别是制造业，无人望其项背。但经济只是其战略基础，美国没有自满于经济一枝独秀，而是极其擅长于将经济与财富实力转为化世界性权力，把经济纳入国家综合战略之中，短期贸易和商业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强权是这套战略始终追求并维护的重心。这一重心牵引着经济、外交、军事、地缘政治战略。这些战略与强权相互促进互为支撑。
二战硝烟尚未散尽，美国就开始筹划谋略如何借战后重建将欧洲与日本纳入其全球性战略主导之下，构建即将同苏联对抗并霸权世界的盟友支持体系。美国精英层深知，这一体系的美国绝对主导性是建立在盟友对美高度依赖之上的。这一“高度依赖”维系着美国对西方世界的凝聚力号召力。
怎样构建这一“高度依赖”？以什么作为主要支撑点？便成为美国构筑并增强世界霸权的那套国家综合战略的核心问题。“安全保障”和“市场进入（市场开放）”被最终确定为这一核心的两个支撑点。美国围绕这两点建构起“对美高度依赖型”西方盟友体系。
从极度不安全的二战硝烟里刚刚脱身的欧洲各国，以及日本，最大的国际关切和追求是“安全感”和“安全保障”。紧接着的美苏对抗，极大地提升了这种关切和追求。美国趁机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无与伦比的制造业，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还有战胜国身份，致使欧日深信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美国随即以多边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将欧洲纳入其主导的军事联盟之内。
与此同时，美国原本也想在亚洲建立多边性“北约”类型的组织，以围堵苏联。但新中国的成立，日本对亚洲各国犯下的侵略罪行，致使美方的这一企图最终破灭（黄树东，2012年）。以1950年代初《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为标志，美国以双边方式同其控制的日本建立军事同盟，作为其世界战略的构成部分。
至此，美国成功地将欧日纳入了其军事安全框架之内，以“提供安全保障”的承诺换取了对欧日军事与安全的主导权，构筑了欧日对美的安全依赖。欧日获得了美方的安全保障，减轻了国防负担，能够将更多资源与精力投入战后重建。
战后重建是二战结束后欧日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美国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不仅通过诸如“马歇尔计划”这样的大规模援助行动，还通过主导组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这样的多边货币贸易发展组织，充分发挥美国作为遥遥领先的最大经济体和最大单一市场的实力地位优势，将美国庞大的低端市场开放给欧日（即“市场进入”），辅以技术交流转让，有力地支持了欧日战后重建与经济恢复。
这些多重措施，特别是“市场进入”，致使欧日经济迅速恢复，并在十多年内超过战前水平。美方的“市场进入”政策，也使欧日经济高度依赖美国低端市场，美国从而将欧日经济增长纳入到其主导的轨道中。在这一轨道上，美国可以促成这些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可以按下控制阀，致使这些国家经济停滞甚至改道。如何操作，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需要。
凭借“安全保障承诺”和“市场开放（进入）”，美国完成了欧日对美“高度依赖型”战略联盟体系的构建。这一体系支撑起了美国对抗苏联的稳固基础，达成了美国对西方世界的强大领导力，实现了霸权世界的谋划方略。欧日经济的成功，得益于美国建构的这套体系。“双重依赖”使欧日团结在美国周围，尽管不时有所摩擦，却难以做出根本性的违背行动。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值得关注并研究的，是美国何以敢于并能够大规模地开放其市场，以此建构起主导他国经济的世界性轨道体系。答案的寻求，离不开美元的世界货币本位。
在国家博弈之中，开放始终是强者的战略。作为美国综合战略的一部分，美方以其本土市场的定向开放为条件推动欧日市场的开放与整合，依此强化同这些国家的安全和军事联盟（黄树东，2012年）。美国的市场进入与安全保障承诺，是互为条件而相互促进的，共同提升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和强权政治。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双重“高度依赖”，即使美国无力履行美元与黄金按既定汇价的自由兑换而使美元安全纸质化信用化“白条化”后，欧日仍然不得不认同美元的世界货币本位地位，美国也就借此将其霸权“货币化”。
美元的这一地位和战略优势，不仅使美国本土市场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也使这一市场定向开放处于可控之中，并通过美元体系将欧日牢牢地套在自己的经济政治外交安全军事战略列车上，促使这些国家为列车行驶添柴加火，给予全面合作，服从美方领导，维护建立在盟友乃至全球资源财富基础上的美国安全与霸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能够将其本土市场和美元武器化并使之真正具有攻击力杀伤力的原因所在。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同样用“市场进入”策略，企图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战略体系之中。历经几十年，美国意识到其企图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故而撕下所有伪装，针对中国实施全方位打压围堵，对华不再口非心是，而是言行一致。尽管美方的企图未能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这一战略企图一度几近成功，至少打开了中国市场。用曾任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Susan Shirk（谢淑丽）的话讲：“（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经济极度开放的大国”。这种“极度开放”意味着某种脆弱性。美国也将中国经济增长纳入到一度依赖美国低端市场的轨道上，进而将中国纳入到依赖美元的美元体系之中。
被纳入美元体系的中国经济，长期陷入典型的出口导向性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低端市场。如同谢淑丽的总结：“中国自身的繁荣和稳定依赖于其他国家。它对国际经济带来的震荡，对（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政治反制所带来的震荡，非常脆弱。”（Susan Shirk，2007年）。长期受制于人，“用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失败，本土高端产业市场被外资垄断，“卡脖子断供”问题，2万多亿美元海外净资产长期低收益甚至负收益问题，巨额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问题，国民财富的流失问题，等等，不能不说是美国对华“市场进入（开放）”战略的后果。这对中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一时的被动。
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还有台湾问题急待最终解决，尚有国家领土与主权完全统一的大任，不能也不会像欧日那样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反而必须同美国霸权进行明确而坚定的斗争。中国必须摆脱对美低端市场的依赖，必须大力推进基于自主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和高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加快“去美元化”进程，从美元霸权的盘剥体系中脱离出来，确保国家发展和财富安全。
中国的继续崛起，不能建立在对美西方低端市场的依赖之上，不能建立在美元之上，更不可将天量财富以电子记帐符号方式存放在别人帐户上而成为他国的“白条”，中国经济不可成为由美国市场牵线的风筝，不能继续使中国对美巨额债权成为导致中国财富流失的工具乃至成为美对华的一种强大权力。这正是中国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
中国已然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终端市场。如何充分利用这一超大市场优势，促进我国进一步发展并推动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重构，是中国急需研究谋划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也应当意识到，人民币远不是世界本位货币，中国仍未摆脱美元体系的缠绊。在这种情势下，我国这一超大场如何对外开放？对谁开放？开放到何种程度？按什么节奏开放？恐怕不是一句“扩大对外开放”所能概括的，而是需要审时度势，真正能够前瞻性战略性地统筹谋划。我们总不能一方面给予美欧日巨大的市场进入机会，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国家利用从中国市场获取的庞大财富支撑起对华打压围堵的实力吧。
2022年5月23日，美国联合12个国家在日本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重在以所谓“产业链弹性”为支点，企图重构亚洲乃至全球产业链。矛头对准中国，目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并在其主导下，将低端产业放在印度与东南亚，中高端产业放在日韩，以此摆脱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形成对中国经济的遏制围堵。
美国的这一图谋仍然是其霸权逻辑与政策行动的延续。在已经失去第一大终端市场的情形下，美国试图维持其对韩日乃至亚洲经济的控制。只是，时已过境已迁。且不说，任何一种区域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结构的形成均非一日之功，一旦形成并运营一段时间后，就会极具刚性，路径依赖性强大，远不是一时一事所能改变的。中国已然是亚洲和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的中心，仅凭一个不知能否真正实施的IPEF，岂能撼动？！
就说东盟吧，已与中国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同处一个区域的临近性地缘经济特征，东盟各国承接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低端产业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东盟将继续严重依赖美国市场，而是一定会转向以中国市场为重点出口对象。围绕中国市场必然会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形成的互利共赢性产业分工合作和贸易网络。
至于日韩，尽管仍然处于严重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轨道上，但几十年来，中国市场已成为两国产业发展的依赖。难以想象离开中国市场的日韩企业能否还有高端产业上的目前优势。2022年的前4个月，占据一定优势的韩国芯片产业企业，如三星和SK，相继宣布在中国大连、无锡、西安的巨额投资扩产计划。这实际是韩国半导体产业企业危机感紧迫感的一种显示。
中国本土产业一定要升级，也一定能够升级。伴随中国产业升级的推进，压力感最强的是韩日企业。回想作为半导体产业两个核心之一的显示器工业，如同现在的芯片产业，韩日与中国台湾省一度占据乃至垄断了中国大陆市场。由“共和国长子”之一的北京电子管总厂发展而来的京东方，在宣布自主建设（而不是“引进”）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面板显示器生产线时，韩日企业随即宣称在中国大陆的大幅投资扩产计划。京东方基于自主技术创新的生产线不断升级扩产的滚滚车轮，完全碾压了日韩和台湾省半导体显示企业在中国大陆的竞争力。今天的京东方不仅牢牢主导着中国本土市场，还引领全球半导体显示产业的发展格局。同样趋势一定会出现在芯片产业。
对此，中国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应进一步端正认识，切实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就我国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相关投资慎重抉择。就说现在的芯片产业，韩国企业虽然宣布了在中国几个城市的大规模投资扩产计划，但中国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必须清醒的是，先不说这些计划是否一定会落实，是不是有着搅黄中国企业相关投资机会的意图，就算是真心实意的投资计划，如果有同样投资意向的中国企业也在请求中央与地方政府支持，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是否一定要“平等相待”？是不是应当有一个重点支持中国企业的内部掌握尺度？还是继续那种“先外资后内资”的政策偏向？
针对高端产业，外资企业动辄宣称的巨额投资，其中的很大部分是我国各级政府的投资！到底应当优先支持谁？庞大的中国高端产业市场还要继续被外资垄断从而受制于人吗？难道那种地方政府花巨资支持外资建立与中国新能源汽车竞争的所谓“超级工厂”，致使来自中国市场的巨额利润支撑其星链卫星网络建设，从而更有能力威胁中国太空空间站和国家安全，才叫“扩大高质量对外开放”？！如果是这样，基础广泛的中国产业升级如何推进？没有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中国哪来产业链自主可控，又哪来进一步发展和国家安全？！仔细看看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的发展轨迹，就清楚中央与地方政府应当秉持何种政策思维并做出何种政策选择，才是对中国发展最为有利的。
正是有了中国半导体显示工业崛起的前车之鉴，包括芯片在内的韩日高技术产业企业才会更加重视中国市场，不敢掉以轻心。不要说美国抛出的IPEF根本没有提及“美国市场进入”，从而使摆脱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庞大市场的韩日企业在哪里寻求出路？就算未来有“美国市场进入”，就算印度按美国意图能够实现一部分供应链承接，难道就能弥补离开中国市场和中国供应链的竞争性机会吗？难！
既然如此，已经走上坚定反对美国霸权斗争之路的我国，必须坚决反击美国的一切遏制围堵图谋。为此，如若日韩敢于跟随美国损害中国利益，中国政府就必须对其亮明“战略威慑”。何为“战略威慑”？我们不仅要有战略威慑工具，并让对方清清楚楚地知晓我们有，还要明确告知对方我们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工具，而不是秘不可宣。就经济与产业而言，针对韩日，中国市场与中国供应链就是一大战略威慑。中国要明确告知两国，若是追随美国踩踏中国利益红线，就要限制其对中国市场的进入乃至逐出中国市场。中国上上下下务必十分清醒的是，外资是可以“利用”的，也只能“利用”，绝非放纵和依赖。
总之，针对美国将其本土市场与美元武器化要有清醒正确的认知。中国就美对华所有类型与方式的遏制围堵，到了必须全面而坚决予以反击的时候了。反击不能总是被动应对性的，必须主动甚至是超前性的。这一反击应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市场战略优势以及去美元化乃至拆解美元霸权为支点。对于追随美国反华损华的帮凶，中国必须亮明并在需要时毫不犹豫地使用战略威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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