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冷西（1919.12.14-2002.6.16），广东新会人。1937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及马列学院学习，曾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国际部主任，新华社副总编、总编辑。1952年任新华社社长。1957年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64年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直至“文革”开始。1977年后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82年任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全国人大第三、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二、三、四届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长。
从香山到中南海
1959年4月19日是星期日，天和日暖，我大清早就同家人一起去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饭店吃饭和休息。
这是旧地重游。1949年3月底，毛主席和党中央从西柏坡搬到北平，开始就在香山驻节。我同新华总社的部分编辑人员随中央到达香山，编辑部就设在香山饭店。毛主席住在半山腰上因山泉汇成两个清澈见底的池子而得名的双清别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书记处成员也住在香山。刘、周住在香山饭店旧址东面两栋小楼里，其西就是新华社编辑部所在的香山饭店；由前后三排四合院组成。当时新华社社长是胡乔木，副社长兼总编辑是陈克寒，我是副总编辑。编辑部写出的重要稿件，都送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审阅，其中特别重要的还要送毛主席审阅，这是中央在西柏坡集训新华社主要干部时立下的规矩。我每晚11点左右带着最后审定的稿件乘车进城，到设在司法部街原国民党“联勤总部”（位于现在人民大会堂西边，已在1959年拆除）的新华总社城内办事处，向北京各报发稿，并处理北京分社当天采写的重要稿件，然后连夜返回香山。直到8月间编辑部搬进城内司法部街为止，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恩来同志从5月份起即忙于筹备人民政协，一般是白天到中南海办公，夜晚回香山。少奇同志6月到8月访苏，回国后即搬入中南海。毛主席在香山为新华社写了许多重要评论和新闻。他的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在双清别墅写的。他直到9月中旬写完了五评艾奇逊白皮书的新华社社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才搬入中南海菊香书屋。
这次重游香山，离新华社搬离此地，差不多快十年了。由于整个上午游览了卧佛寺、碧云寺等地，相当疲劳，我在香山饭店餐厅吃完午饭后就到后院我原来住宿的地方休息，准备午睡。正在这时候，服务员来要我接电话。我一时有些纳闷，怎么电话打到香山来找我了？我接上电话，才知道是中南海总机打来的，说毛主席的秘书罗光禄同志找我说话。这时我心里想，中南海的总机话务员真了不起，居然能打听到我在香山饭店。罗光禄同志的电话很快接通，他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城参加会议。这样一来，午睡不成了，我马上坐车回城，直奔中南海。这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
当我走进颐年堂的时候，毛主席冲着我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你到哪里去了？上午通知下午3点开会，找了半天才找到你。我赶忙说，我一清早上香山去了，刚才接到开会的通知就马上回来。
开始反击
毛主席接着说，昨天（4月18日）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找你来是要你立即起草一篇评论。我问：评论着重讲哪些观点？毛主席说，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批驳所谓“达赖喇嘛声明”：
第一，《声明》从“西藏独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8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1962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
第三，《声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达赖喇嘛3月10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来说明：达赖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声明》中也说是“顾问们认识到”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和官员“离开拉萨成为十分紧迫”。
周总理还补充说，《声明》行文不用第一人称“我”，而用第三人称“他”，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像英皇诰示那样的文体；《声明》用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散发这声明的又是印度官员。我们要指出，这些都表明《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而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评论中可以揭露这点。
少奇同志还谈到，评论要提出质问：现在发表这个声明，究竟想干什么？可以点出他们这样做是下决心同中国对抗。
会上还提出有关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一些其他意见。最后毛主席提出，时间不早，会议到此结束。他要我当天晚上把评论起草出来，他夜里等着看。
我散会后即回新华社起草评论，晚饭后继续写。完稿并打出清样送中南海，已是20日凌晨3点多了。
第二天（4月20日）下午，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一起到他家里去，先把他修改过的清样给我们看，其中主要是加了一段话，即：“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毛主席还要胡乔木和我对评论中的某些措辞再斟酌修改。胡乔木和我在主席的卧室里当场作了一些修改，然后请主席审定。毛主席看了我们的修改，最后提出，这篇评论要今天马上发表，而且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这样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题目仍然是《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由新华社今晚先发，《人民日报》明天（4月21日）登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达赖名义发表的《声明》也全文发表。我赶紧回新华社布置翻译和发稿。
隔了一天，4月22日，毛主席又在他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我也列席了。毛主席在会上说，现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集中反映有关西藏叛乱的问题，宣传我们迅速平定叛乱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在西藏叛乱问题上的反华言行，都要陆续发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言论也要发表。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经中央讨论后发表。
毛主席这里提出《人民日报》抓紧起草的文章，是4月初在杭州一次常委会议上指示我着手准备的。
西藏叛乱
本来，早在3月10日，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策动在拉萨聚众闹事，中央得报后指示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加强戒备，严阵以待，不打第一枪。毛主席当时不在北京（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即于3月上旬南下武昌），他在3月12日至15日连续3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他建议我们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做好平定爆发叛乱的准备，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应对措施。他还赞成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3月10日以后的三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少奇同志于3月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主席的建议。会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讲到，我们和平解放西藏已经8年。过去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主要是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这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会上大家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并讨论了对达赖本人的方针。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现在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对此，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着重加以解释。周总理还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在会议结束前，中央得悉达赖已离开拉萨，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但方针仍是决不打第一枪。
3月19日晚，西藏叛国集团发动叛乱。中央即指示驻藏人民解放军于3月20日进行坚决反击，迅速平定叛乱，并开始实行民主改革。
毛主席从武昌到上海，先开政治局常委会，然后于3月25日至4月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我3月23日到达上海时，大家议论集中于西藏叛乱。会议的第一天，毛主席宣布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同时要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小平同志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是：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是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原主任为达赖）。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印度当局（尼赫鲁为代表）的名。毛主席提到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后来在3月28日的新闻公报中只提到1955年的叛乱分子的活动中心是噶伦堡，印度官方即多方辩解）。
小平同志传达后，就指定我同有关同志起草一个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新闻公报。我们起草后经乔木同志修改即送中央常委审阅。毛主席于27日在草稿上作了多处修改，并请其他常委同志以及乔木和我在文字上再加斟酌。新华社在3月28日广播了这份公报，《人民日报》29日刊出。这以后，毛主席多次批示要我注意印度官方的反应，并考虑加以报道。
上海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到杭州。我随周总理也去杭州，任务是参加修改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的预算报告。4月8日，毛主席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岸刘庄别墅，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会上，大家对周总理的报告稿意见不多，很快就定稿了。毛主席在会上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他指出，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毛主席说，《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4月13日回到北京后，周总理具体布置我着手起草评论，他由此想到并确定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由我和乔冠华（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负责，吸收张彦（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姚溱（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长）和浦寿昌（总理的外事秘书）等参加，直接归他和小平同志领导，每周或半月在人民日报社开会，讨论有关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有问题直接向他请示。目前集中力量研究和起草有关西藏叛乱和印度当局态度的报道和评论。由于在上海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尼赫鲁3月30日的讲话（4月3日在《人民日报》作了详细报道），我先把《人民日报》一篇观察家评论修改好，经周总理审定后于4月15日发表，题目是《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这篇评论，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而对尼赫鲁演说中说“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但评论中引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的议程。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谈到西藏叛乱问题。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人民政协会议也同时举行。西藏叛乱事件成了这两个会议议论的中心之一。
接着就是前面提到的毛主席4月22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方面在西藏叛乱事件上的反华言行。我参加会议后回来赶忙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传达和布置。当天夜里，我想到前些时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印方的反华言论极为克制，现在开始反击，应当有一篇解释的文章，于是赶写了一篇题为《予诽谤者以打击》的文章，在23日《人民日报》的国际版发表。4月24日又发表了两篇短评。
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4月25日，毛主席给乔木同志、彭真同志和我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乔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回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18日（按：应为4月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按：指《人民日报》4月24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按：指《予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的评论（按：指《光明日报》4月24日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廿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
乔木同志和我25日上午看到毛主席的信后，马上照办，召开了会议，统一宣传口径，并研究了尼赫鲁和达赖的谈话。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我们后来根据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后几次谈话，4月27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国际宣传小组26日讨论毛主席的信时，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形势转换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思想总赶不上毛主席。《人民日报》如此，外事部门也未能例外。
以斗争求团结
4月25日晚，毛主席又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胡乔木和我都列席了。毛主席一上来就问我，文章写得怎样。我回答说正在修改。接着，毛主席提出他的进一步的想法。他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主席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五万人，1956年撤出三万多人，只留下一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为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会上其他常委都谈了自己的看法，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大家都要求抓紧时间把文章写出来。最后毛主席决定，起草小组加以扩大，由胡乔木领头，要我先修改出一个初稿，然后交乔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这以后的几天，我同《人民日报》和国际宣传小组的同志集中时间修改文章，于4月30日修改完毕，即送乔木同志。乔木在5月1日修改了一整天，当晚由中央办公厅印出分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同志。
高屋建瓴与刚柔相济
5月2日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乔木的修改稿。会上毛主席和其他同志讲了不少意见，主要有以下6点：
一、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他前此在议会中发表的六次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
二、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度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
三、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来执行十七条协议。
四、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西藏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1950年我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
五、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一时又要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六、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周总理特别指出，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时说过的好话。
毛主席在会议快结束时，同意会上对文章题目提出的意见，把题目改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他要乔木和我当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见，第二天用一天的时间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3日一整天，乔木同志和我同浦寿昌（周总理的外事秘书）一起修改稿子。乔木同志胸有成竹地提出了系统的修改意见，并亲自动笔进行修改。我同浦寿昌同志从旁提些意见请他斟酌。我们从上午9点到夜里9点，完成了全稿的修改。午餐和晚餐都在乔木同志家中。
5月4日下午，毛主席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日报》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会上大家只提了一些有关个别提法和词句的意见，因为原则意见上次会上已提过，并经乔木同志巧妙地综合在一起了。毛主席最后提出，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为慎重起见，他还要我们在第二天再认真从头到尾通改一遍，随修改随送他看。这样，乔木同志同我和浦寿昌同志，5月5日再通读通改一遍。修改不多，毛主席在晚饭前就最后审定了。我在这一天清早，已布置新华社翻译，所以定稿后即迅速用中、英文同时播出，《人民日报》5月6日登出。
5月6日夜，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我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因此从5月7日起，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印度的报界纷纷发表社论。《政治家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的“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当然，也有一些报纸仍然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横加指责。至于尼赫鲁总理本人，他5月8日在议会中讲话时说：“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对于尼赫鲁这种似乎他是旁观者的态度，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香港一家报纸评论说，文章“说情又说理，委婉又强硬，确是使尼赫鲁颇难回答的”。
争取与留有余地
毛主席在看到了各方反应之后，于5月11日上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着重批评他坏的一面。这是因为他在前一时期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以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
毛主席又说，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都暂不理睬，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达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他过去在噶伦堡和其他什么地方说过“西藏独立”之类的话是不对的，一律作废，这样就可以回来。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是够宽大的了。
毛主席还特别对我说，今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数量要减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占一半，不要说一切都好，也不要说一切都坏，总的分量要减少。
在这以后，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主要精力，又重新回到纠正大跃进时期工作中“左”倾的错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