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双雄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丢掉了五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一共55.5万人，这是蒋介石仅存的精锐兵力，至此，国民党失去大陆已经没有悬念。

 

获胜的粟裕三野第八兵团进驻浦口，和南京隔江相望。

 

而此时的南京城里，国民党第60兵工厂正在乱七八糟地打包设备，准备装船运往台湾。

 

按照国民党的命令，兵工厂的所有技术工人和学徒都要一并登船撤离到台湾，以图反攻大业。撤退的人群中有一对夫妇，冶金专家张锡纶和火药专家刘佩金，他们绝对想不到，跟他们一起登船的不满一岁的孩子，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角力的焦点。

 

这个孩子，名叫张汝京，日后中芯国际的创始人。

几乎与张汝京随父母撤往台湾的同时，一个17岁的宁波孩子也在上海踏上了客轮，和家人挤在狭窄的船舱里，前往香港。

 

这个孩子，名叫张忠谋，日后台积电的创始人。

张忠谋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就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就读，又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但是考博却两次失败。

 

考博失败，是张忠谋一辈子最大的厄运，也是他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张忠谋不得不出来找工作，当时的选择有两个，福特和搞半导体的希凡尼亚，福特给的工资是479美元每月，而希凡尼亚是480美元每月，就因为这1美元之差，张忠谋误打误撞选择了希凡尼亚，并在这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半导体工程师。

 

而张汝京，则老老实实在台湾读书长大，一路考上台湾大学，并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取得工程学硕士和电子学博士的学位。

 

这就造就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交叉，作为“台湾半导体之父”的张忠谋，压根没在台湾待过，并不是台湾人，和台湾也没什么关系。

 

而以一己之力将中国大陆芯片产业拉到与世界水平相差不远的张汝京，却是个台湾长大、台湾上学的地地道道的台湾人。

 

1977年，张忠谋和张汝京这两个日后的芯片巨头，在德州仪器相遇了。

 

德州仪器（TI），一个世界半导体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字，从这家公司诞生了集成电路发明者杰克·基尔比等一票芯片业大佬。

 

当然，也包括张忠谋和张汝京。

 

张汝京入职德州仪器时，张忠谋已经是德州仪器副总裁，仅次于董事长和总裁的三把手，那时德州仪器早已成为世界第一，在全球有6万员工，其中一半归张忠谋管，美国电子杂志曾这样描述张忠谋：“张是让竞争对手都发抖的人”。

 

比张忠谋小17岁的张汝京也很快在德州仪器崭露头角，他对技术的掌握不是最顶尖的，但却非常精通芯片生产的组织，特别善于统筹和协调，前后参与了9个大型芯片厂的建设，遍布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成为业内公认的“建厂高手”。

 

他们都将青春奉献给了德州仪器，也都见证了上世纪美国半导体芯片行业的诞生、崛起与壮大。

 

如果不是两个offer的到来，也许两个人都会陆续在德州仪器退休，可能在美国某次酒会上把酒言欢，而不是像后来那样闹的你死我活。

 

70年代末，副总裁张忠谋和总裁夏柏产生了分歧，张忠谋认为造芯片才是未来，而总裁夏柏则更喜欢造消费类电子产品，二人矛盾无法调和，给了台湾趁虚而入的机会。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掌权，开始放弃反攻大陆的美梦，专心搞经济建设，为此，专门重用了孙运璇、李国鼎等技术官僚，利用劳动力丰富廉价、航运便利等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加工产业，台湾经济开始腾飞。

 

但很不巧，台湾的外向型经济赶上了广场协议，虽然台湾没签这个协议，但美元贬值也大大影响了台湾的出口，企业纷纷出走，转战中国大陆、东南亚。

 

为了应对困境，蒋经国使出了两大绝招，一是基础设施建设，靠基建拉动经济，我们如今看到的台湾建筑，大部分都是那个时代建成的；第二就是以科技带动产业升级。

 

想搞科技产业，一个带头人至关重要，所以台湾“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就盯上了张忠谋。

 

孙运璇视察台湾建成的第一条半导体生产线

1982年，孙运璇给张忠谋发了一封英文版的offer letter，希望张忠谋能回台湾发展，还许诺了两个职位供其选择：一是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二是孙运璇的特别顾问。

 

但当时的张忠谋是看不上台湾的，自己随便在美、欧、日本这些国家都可以一呼百应，而当时的台湾又穷又小，没什么前途。用张忠谋的话来说：“我发现他们对于美国企业主管的待遇不太了解”，这话显然是嫌台湾人的开价太低。

 

当年张忠谋因为1美元而放弃了福特，自然也不会因为更低的工资选择台湾。所以张忠谋婉拒了孙运璇，从德州仪器离职后去了通用，担任通用仪器总裁。

 

1984年，孙运璇脑溢血，卸任“行政院”院长，但仍未放弃招揽张忠谋的想法。

 

此时在通用仪器的张忠谋也在面临着“下克上”的危机，空降而来的张忠谋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让自己成为原有管理层的眼中钉，十几位通用仪器老将找到董事长摊牌：不干掉张忠谋，我们就不干了！

 

于是在董事长办公室里，一个决定被做出了：Morris，Get out！（张忠谋，出局！）

 

可怜的张忠谋是最后一个得知自己出局的人，在那个阴沉沉的日子里，张忠谋步履沉重地离开了通用仪器大楼，至今他仍记得那辆送走自己的汽车车牌号：1898，这是“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终结的年份。

 

然而张忠谋并没有失意太久，一封来自台湾的offer letter再次被送到了张忠谋的手中，这次的署名阵容更为强大，有台湾新任“行政院长”俞国华、“政务委员”李国鼎、“工研院董事长”徐贤修。

 

李国鼎

此时张忠谋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德州仪器股票兑现，实现了财务自由，薪酬已经不是他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了，经过一番思量，决定回台湾任职。

 

从此，台湾的半导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大时代。

 

而此时的张汝京，则正忙于在新加坡建厂，1996年他回到德州仪器时，遇到了大陆的考察团。考察团由当时的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俞忠钰带队，由于张汝京会讲汉语又懂技术懂管理，被安排为接待者之一。

 

俞忠钰发现接待团队竟然还有个中国人，非常兴奋，考虑到当时中国半导体行业百废待兴，就问张汝京愿不愿意回国发展半导体事业，临走时俞忠钰专门拉着张汝京的手，给他发了一封口头offer：“我们在北京等你！”

 

就这一句话，改变了张汝京的人生轨迹。

 

回不回？一开始，张汝京非常纠结，去咨询自己父母的意见，和无数从大陆撤至台湾的老一辈一样，张锡纶夫妇是家国情结极重的人，时刻牵挂着祖国大陆。

 

张汝京的母亲刘佩金给出了答案：回！为什么不回！

 

但张汝京此时已经是企业核心骨干，三递辞呈无果，只好选择提前退休，带着父母直奔无锡，成立了世大半导体。

 

但是张汝京在无锡面临的，是没钱、没人的窘境，我们知道，一家芯片制造工厂需要数十亿美金的投入以及上千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以半导体一直是技术与资金双密集型，行业门槛极高，后来者几乎没什么机会，只能跟着寡头们混日子，生死完全不由自己掌控。

 

再加上因为瓦森纳协议，中国不能进口高端芯片生产设计，大陆完全不具备建厂条件，张汝京不得不把工厂建到了半导体产业链已经成熟的台湾，准备为大陆建厂积累人才队伍。

 

在台湾，张汝京再次遇到了张忠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两个人的命运，就此和一个古老国度的高科技产业紧紧交织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2. 困窘年代的微光

 

挖来张汝京的俞忠钰总工程师并不知道自己的随口一说，将给中国芯片产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大神，他只是低着头，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困境发愁。

 

俞忠钰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半导体专家，在交流时接受过“半导体界的钱学森”“中国半导体之母”谢希德的亲手教导，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问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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