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
他是向命运怒吼的屠龙少年。
长征后，
他是站在苍穹睥睨人间的领袖。
1
1928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已经会师2个月，井冈山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
然而，激荡的水面下隐藏着巨大危机。
那时，井冈山是受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所以湖南省委让杜修经带着2封信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向湘南进军。
毛泽东觉得，年前来井冈山，就是因为湖南的敌军力量强大，现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是作死是什么？
对于湖南省委的命令，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可能毛泽东的倔脾气犯了，态度极其强硬，说话的口气也不好，让杜修经觉得此人又臭又硬，实在不能一起工作。
于是，陈毅被推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和朱德一起指挥28团、29团西进湘南，毛泽东以党代表的身份指挥其他部队。
如毛泽东所料，真的出问题了。
29团打下郴州以后，缴获了很多战利品，官兵都是刚刚从军的农民，哪见过这么多稀罕东西？他们私下商量：“不如带着战利品回老家，算是发一笔横财。”
结果29团一哄而散，只剩下萧克指挥的一个连。
28团也不顺利。
2营营长袁崇全带着部队叛变，为了拉回部队，团长王尔琢带着1营去追，天快亮的时候终于追上了。
然后呢，怎么办？
1营长林彪说：“武装剿灭吧。”王尔琢不同意，亲自走到阵前劝说袁崇全归队，并且保证既往不咎，结果牺牲在袁崇全的枪下。
进军湘南成为一场彻底的失败。
29团基本没了，28团牺牲了王尔琢，红四军实力受到严重损害，井冈山已经很难继续呆下去了，4个月后，红四军不得已转移到赣南。
对于毛泽东来说，“八月失败”只是开始，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
1929年6月，为了准备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一起商量军队的领导办法。
毛泽东认为，党要对军队有绝对领导权，前委要有绝对的指挥权，同时，军队还要负责建设根据地。
换句话说，毛泽东要求党管一切，万事都要讲政治。
朱德等军人不同意，红军是党的军队没错，但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搞什么虚头八脑的根据地啊？而且党不能管的太多，毛泽东也不能管的太多，要不然军队算什么？
朱德的意思，军人也要有话语权。
到底谁说的对，就要争一争了。
毛泽东脾气倔口气硬，说话一点都不给人留情面，一口咬定我说得对你们都要听我的，可是说了半天发现没人支持，气的差点骂娘。
朱德等军人势大力强，反正就是不支持毛泽东，你能如何？
毛泽东想不通：“我的话很对啊，你们怎么就不支持呢？几千年来军队闹事的教训，还不够吗？党指挥枪没毛病啊。”
想不通就不用再想了，毛泽东提出辞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这种没有主动权的事情，他不要做。
新当选的前委书记是陈毅。
这时候陈毅就站出来和稀泥，说朱德同志的话有道理，毛泽东同志的话也不错，我们取长补短有话好好说。
毛泽东的倔脾气又犯了，甩出一顶“陈毅主义”的帽子，给陈毅同志戴上。
得，这下连中间派也得罪了。
大家都看出来了吧，此时的毛泽东就是一根筋，根本不讲究工作方法，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哪怕得罪人也在所不惜。
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透露着一种蜜汁自信。虽然嘴上不说，心里想的估计是：“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这谁受得了啊。
大家都是出来闹革命，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我们说的就不对？哪怕你说的真对，也不能字里行间藐视我们啊？没有毛泽东，地球还不转了？
但毛泽东像个愣头青一样，不管不顾，照样我行我素。
结果他多年来不是和人吵架，就是在吵架的路上。明明有一身能力，却偏偏不能放开手脚做事。
能力这东西，藏在身上是没用的，只有用能力把事情做成功，别人才会看到你的能力，进而认可你是个牛人。
而有能力和用能力的桥梁，则是做事方法。
这个道理，毛泽东可能懂，也可能不懂，反正他在红军时代经常和别人吵架，以至于中下层特别喜欢他，但总是不能团结高层，走了不少冤枉路。
留苏派进入瑞金以后，毛泽东的日子更难过。
一方面是留苏派打击国内土派，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不好相处，属于不能团结的人。
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安排到后方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政府主席，平时只能做做调研，然后怼留苏派：“你们都错了。”
嗯，别人都错了，就你对。
留苏派很生气，毛泽东很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的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王震拎着鸡和酒来看他，感动的记了一辈子。
1934年4月27日“广昌战役”失败，红军伤亡5500余人，已经没有实力和蒋介石耗下去了，必须进行战略转移。
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全权负责转移事务，不仅毛泽东没有任何话语权，朱德也只有执行的份。
毛泽东郁闷透了，每天早上去会昌城外爬山，或许只有天高云阔的山顶，才能一抒胸中块垒。
他还写下一首《清平乐》：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大家记住这首词，我们后来会说到，这是分析毛泽东变化的重要依据。
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中革军委、8.6万红军离开瑞金，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
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是让他彻底成熟的炼狱之路。
除了事业，还有自我觉醒。
2
自从博古进入瑞金以后，红军基本上没有什么胜利，不是这里失败，就是那里失败，现在更是把根据地都丢了，其他干部对他指指点点：
“哎，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红军跟着他迟早完蛋。”
博古心虚的不行，生怕别人在背后搞他，尤其是位高望重的军政干部，于是他把朱毛时代的老部队打散，和新组建的军队混编，其他高层领导也分散到各军团。
留在指挥中心的只有三人团。
而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穿一条裤子，周恩来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所以大权依然在博古手里。
博古以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
但任何统帅地位都是争取来的，能带领大家取得多大的胜利，地位就有多么稳固，除此之外都是虚的。
博古不懂这个道理，毛泽东明白，他决定和过去决裂，重新开始工作。
原本毛泽东和留苏派没什么交集，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和张闻天说上了话，而且越说越起劲。
因为他们找到了共同话题——喷博古。
后来王稼祥也加入进来，三人成天喷博古，并且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最后三人形成共识——博古不行。
所以博古要把高层领导干部分散的时候，毛泽东态度很强硬：“分散到军团可以，但是我和张闻天、王稼祥要在一起。”
博古说不行，毛泽东说我们必须要在一起……那行，随你们吧。
就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到一起，长征路上他们每天聊时局、谈政治、说军事，张闻天和王稼祥逐渐发现一个问题：
“毛泽东行。”
尤其是湘江之战以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到3万人，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完蛋了。
毛泽东心里着急：“到底怎么做，才能挽救党和红军？”
和以前一样，直接不留情面的怼人吗？那样的话，不仅红军指战员不接受，党内高层更通不过，十年来的教训太深刻了。
毛泽东想出一个办法——团结大多数。
现在他已经团结了张闻天和王稼祥，接下来，他要通过张闻天和王稼祥，团结其他同志，让所有人都接受自己的意见。
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准备召开一个会议，商量红军下一步该怎么走。
负责军事的李德还是要去找贺龙，毛泽东不同意，敌人的封锁已经很严密了，找贺龙是死路一条，只有向西，去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
说完还要问：“你们觉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