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份兰德公司2006年撰写的报告，当中探讨了一个非常前瞻性的话题——台湾问题解决后中美关系可能的发展方向。

首先介绍一下历史背景。

2006年正是台湾陈水扁政府与美国关系比较僵化的时期，当时阿扁觉得第二任期不用再参加选举了，没什么地方有求于美国，颇有放飞自我的感觉。

在赴中美洲访问“友邦”的过程中，扁政府因过境事宜与美国闹得很僵，最终绕了中东一大圈返航，还让下属放出“若陈水扁回程过境美国，就是当美国龟儿子”的豪言壮语，今天看来颇有些无法想象。

另一方面，2006年中国的GDP仅有美国五分之一，军力也颇为弱小，尚不对美构成威胁。

有观点认为美国可接受的第二位大国经济总量极限为其自身的60%，一旦超过这个“心理阈值”，美国政策会迅速做出调整——在特朗普政府全面对华施压的2017年，中国GDP为12.2万亿美元，美国为19.3万亿美元，前者为后者的63%（2016年占比为60.5%）。

总而言之，2006年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做评估时牵扯霸权轮替的因素很少，比较“就事论事”。

这种背景下，兰德公司分析探讨了两岸关系十种不同结局，以及分别对应的影响。

“折衷解决方案”类似张亚中的“统合论”，通过签署和平协议的方式完成“大义名分的统一”，不过直到达成一致解决方案之前，双方都同意维持现状。

十七年疏忽而过，国际政治格局与中美关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篇基于兰德2006年的分析框架，在2023年的视角下重新探讨一下这个具有启发意义的话题——台湾问题解决后的中美关系。

全文分三部分：

1、短期场景预测（2023~2030）

2、长期场景预测（2030~2050）

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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