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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然:至暗时刻,毛泽东是如何“绝地反击”的?|2023-01-29

前言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于是,红军离开了熟悉的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路。


长征的路线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至于要怎么走、最终要到达哪里?当时没有人说的清楚,这注定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势必是一条充满磨难之路。你看,这像不像是当下的环境?相比之下,长征之路要更加凶险。


事实也确实如此,整个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共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攻占了700多座县城,牺牲了营以上干部430余人,共经过了14个省,翻越了18座大山,跨过了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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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之前的毛泽东,已遭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并在长期排挤中郁郁不得志。长征开始后,他又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队伍刚刚过了于都河时,他的身体就非常虚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如此艰难之路,无论对于红军还是毛泽东来说,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其中“湘江战役”便是使红军遭遇重大损失的一场战役。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5昼夜,虽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自身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在敌军飞机的密集扫射下,数万名红军战士纷纷中弹落入湘江之中,整个江面上到处都漂浮着红军战士们的尸体,江水被染得血红血红……


就在这个长征开启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就伤亡过半,由最初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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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之后,整支中央红军都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惶恐和迷茫之中——我们到底还能不能生存?我们的活路到底在哪儿?我们到底该如何减少伤亡?时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初期中央“三人团”成员的博古慌了神,他根本无法回答这些直戳心窝窝的问题。


看着满江漂浮的红军士兵尸体以及疲劳不堪的红军队伍,博古悲痛欲绝,在巨大的自责和绝望中,他拿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想要自杀谢罪。幸好,红一方面军政委聂荣臻赶紧阻止了他,才没让他自杀。


当时的红军已经陷入了绝境之中——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国民党部队武器精良、以逸待劳,以多于我军十余倍的兵力进行合围,而我军伤亡惨重、疲惫不堪,连时任最高领导都六神无主……难道,这是一条走向灭亡的道路?当然,历史并没有如此书写。


在“湘江战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尚处于生理、心理双重折磨的毛泽东在危急时刻站了出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在重重压力之下做出了一系列正确行为,为红军找到了破局的方向,带领红军走出了低谷,使长征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奇迹!


毛主席是如何做到“绝地反击”的呢?这些做法对于当下的我们有着哪些借鉴意义呢?


一、思考比当下更长远的难题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的行军方向是什么?这是事关生死的大问题!


博古和“洋顾问”李德认为:红军已遭受了重大损失,当下急需补充兵力、壮大力量。因此,应该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却持有不同意见:当下最主要的是生存,一旦北上湘西,那么还未会合呢,就会钻入国民党布置的“口袋阵”里,这种行军方向是死路一条!


该怎么走呢?毛泽东认为:眼下正确的方向是向西,去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在那里才能得到喘息之机。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和李德等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站在了毛泽东一边,迫使博古、李德不得不改变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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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西进黔北”的主张与博古“北上湘西”的主张再次产生碰撞,争论十分激烈。最终,参会多数同志再次接受了毛泽东“向黔西北进军”的正确主张。


事实上,国民党确实在湘西地区囤集重兵,假如没有“通道转兵”和“黎平会议”的转折,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刘伯承元帅曾在《回顾长征》中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为什么毛泽东和博古、李德的决策不一样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思考的长度不同。博古、李德只看到了眼前,只能做出对当下最有利的决策;毛泽东能看到长远,会做出对长远最有利的决策。


生活中,“短期最优解”并不一定等同于“长期最优解”,二者之间如何选择?这就成了区分愚者与智者的重要因素–愚者只在乎眼前,很容易被眼前的迷雾遮蔽双眼而因小失大;智者着眼长远,可以穿越当下的迷雾而看到远处的风景。


6月18日,毛泽东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史称“懋功会师”。


本以为形势将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没想到毛泽东却迎来了“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为他带来困扰的是一个强硬人物–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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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又是路线之争。


在“红军去哪里”这个生死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的意见是“北上”去陕北,以张国焘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的意见是“南下”打成都。


在“两河口会议”中,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方案,却又心存不甘,从中作梗,直至后来另起炉灶、另立中央。野心勃勃的张国焘将党分裂,将红军一分为二,一支队伍北上,另一支队伍南下。


毛泽东曾断言:南下是绝路!


结果,十万兵马的张国焘在南下时被川军打得七零八落,别说打下成都了,连成都的边都没摸到,就灰溜溜地沿着毛泽东之前走过的路线去了陕北。


事实上,毛主席对长远方向思考的案例还不止这些。抗战时期,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有一名成员叫约翰·S·谢伟思,他曾与毛主席等人深入接触了3个多月之后,说出了自己对毛主席的印象–目光远大。


目光远大的人,能穿越眼前的障碍而看到终局,并规划出一条长远的道路。


在“长征行军路线”这个重大问题上,毛主席不仅准确指出“北上湘西”和“南下成都”都是死路,而且一针见血的给出了正确方向–北上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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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之路虽然漫长,但当红军找到了长远的方向时,便不再迷茫。一路上纵然千难万险,终是胜利到达。


二、结识认知高于自己的朋友


这里所说的“认知高于自己”并不是指所有领域,而是说在任何细分领域认知高于自己、能提升自己的人,都是值得结识的。正如韩愈在《师说》中所说的那样: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就拿长征来说,谁比红军更熟悉地形、更能搜集情报?一定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在这方面的认知高于红军。


1935年5月中旬,当红军渡过金沙江,向着大渡河安顺场挺进时,发现前方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交通便利的官道大路,蒋介石已布下伏兵;另一条是穿过彝族区的密林小道,那里世世代代居住着彝人,其武装力量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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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率领军队,在清军的追击下经过了这片彝区,却遭到了当地彝人的武装袭扰,严重拖延了行军进度,最后被清军包围,全军覆灭。


在得知“红军到达彝区”的消息后,蒋介石欣喜若狂,声称要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可令蒋介石奇怪的是,当地彝人不但没有与红军发生武力冲突,其首领小叶丹还与红军将领刘伯承歃血为盟,史称“彝海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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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盟后,当地彝人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搜集情报、当向导、抬担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支援红军作战,并把自己的亲人送入红军。


由于红军得到了彝族群众的信任与帮助,从而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为之后的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实现了北上抗日军事大转移。


“彝海结盟”彻底改变了小叶丹的思想,日后他建立了第一支少数民族地方红色武装的红军果基支队,坚持5年与国民党斗争,誓死捍卫红军授予他的“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旗帜。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小叶丹对解放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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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后方强敌围追堵截,同样要经过彝区,为什么当地彝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呢?


这源于红军传递给彝人的信号,与石达开一路威逼恐吓、抢夺资源的行为不同,红军用开明的民族政策、严明的纪律感化了小叶丹:你们居然是为了解放更多的劳苦大众而去打仗?你们的民族政策居然对我们彝人有利?


既然这样,我们彝人当然欢迎红军。


事实上,彝人如此对待红军并不是个例,我们可以看到在红军沿途经过的很多地方,都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帮助:通过各种方法积极救护和掩护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力量;积极为红军带路,提供情报,帮助红军顺利前进,取得作战的胜利。


当红军要驾船渡江渡河时,当地群众会为红军提供船只、木板;当红军要急行军过河时,当地群众甚至把自家的床板、门板、棺材板拆下来为红军做架桥,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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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长征中红军除了依靠自己,还能依靠谁呢?就是依靠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如何走过陌生的道路?问当地群众,他们的认知要高于我们;


如何跨越高山、穿越河流?问当地群众,他们的认知要高于我们;


如何准确获得当地的情报?问当地群众,他们的认知要高于我们。


一路上,红军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受益良多。


长征的胜利,不仅属于工农红军,更属于人民群众。


三、挑战经验之外的事情


人的天性就是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一旦去做那些经验之外的事情,就会出现各种不适应。但是,在环境逼迫的情况下,人又不得不走出舒适区


中央红军多由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人组成,地理环境决定了大多红军从未见过雪山,更勿论爬雪山,这些完全是经验之外的事情。


但是,现实状况又让他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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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夺泸定桥”之后,毛泽东等人在泸定县城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了两军会师的行军方案,此刻摆在他们前面的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沿着大雪山的西面脚底绕过去,可以通往川北的阿坝地区,这是一条小路,相对来说敌人防守也十分薄弱,但路程远了很多,几乎全是要穿过人口相当稠密且对汉民敌视的藏民地区。


第二条路:从东面过去,可以直通成都,可是这条路上必然有重兵把守,危险非常大。


前两条路都不可行,于是大家就想到了第三条路。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能算是一条路,因为从没听说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过,连当地居民都没有走过。


这条路,便是挡在他们正中间的夹金山。


在当地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年人说,这是一座神山,只有神仙能够通过,如果没有同神仙祷告就贸然上山,那是会遭到惩罚的。如果非要走这条路,那就必须赶在下午3点之前翻越这座雪山,否则等到夜晚来临,气温骤降,就会有极大的危险。


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红军还有别的选择吗?


6月12日早上,前卫部队将仅有的几串辣椒煮成了两锅辣椒水,官兵们一人一碗,喝了暖暖身子。上午9点左右,部队开始朝着大雪山出发了。


很多战士爬到一半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自然力量的可怕:高海拔的恶劣环境,使得原本就食不果腹的战士们感觉到了深入骨髓的冰冷。部分战士在之前的长途奔袭中甩掉了大量衣物,很多人只穿着春夏交替时的单衣。


越往山上走,空气就越稀薄、温度就越下降。中午时分,雪山之上竟然下起了冰雹来。


没过多久,就不断有人倒下去,随后就再没醒过来。其中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班的战士们,他们因为负担过重,体能消耗很快到了极限,一不小心躺下去,就很难再起来了。


但是,谁也不敢停下脚步,眼下唯一的活路就是翻越这座雪山。所有的人心里只有一个期盼:翻越过去,与四方面军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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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在严寒之下,毛泽东的身体并没出现严重的不适,他看着白雪皑皑的山峰,鼓励大家道:“蒋介石认为红军绝不会从雪山上爬过去,我们今天就偏要创造出这个奇迹来。”


在众志成城之下,先头部队的红四团最先翻越夹金山,来到了山脚下。


除夹金山之外,中央红军翻越的还有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4座雪山;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由于北上南下的争论,爬的雪山就更多了,很多雪山来回都爬过。


要知道,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红军战士连雪山连见都没有见过,可他们却挑战了经验之外的事,创造了连当地人都叹为观止的奇迹。


总结


好了,回到我们当下的现实。


2023年开工之时,我们又要面对生活工作的很多不确定性,讲红军长征的往事对当下有意义吗?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里面并没有当下现实的直接破局之法,但它却是我们的精神食粮,让我们感悟颇多,会指引我们穿越迷茫、解开纠结、走出低谷。


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解决问题的“术”,事实上我们需要面对问题内心的“道”。


“危机”由“危”和“机”组成,人往往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现实的压力无可阻挡的涌过来时,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么巨大,这时机会往往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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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总结一下:思考比当下更长远的难题、结识认知高于自己的朋友、挑战经验之外的事情,这些适合于过去,也适合于当下。


思考比当下更长远的难题,这需要我们以更宏观、更开阔的眼光来统观当下的整体环境。


当我们的思维“更上一层楼”时,就会穿越眼前的迷雾,看清问题的本质、事物发展趋势尽收眼底。这时你会发现,很多看似走投无路的困境,其实背后早就蕴藏了转机。


结识认知高于自己的朋友,这需要我们靠近比自己厉害的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从未领略的风景。


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任何领域上强于自己的人皆可为师,只要洞悉他们的立场和需求,与他们成为利益共同体,就能将他们的能力为己所用。


挑战经验之外的事情,这需要我们面对自己的不舒服、不情愿,在重重压力之中下定决心,勇敢的走出舒适圈。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真正的机会从来都出现在经验之外,属于那些主动拥抱变化的人。最终你会发现,过去经历的苦难,都会成为未来幸福的源泉。


值此2023年开工之际,让我们以“长征精神”面对当下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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