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年，汉朝假皇帝王莽，根据谶纬、符文之说，自称受到汉高帝刘邦的传位，登基做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
汉朝人民前一刻还说着汉家受命于天，后一刻便向王莽跪拜山呼万岁，这场改朝换代的变局，在波澜不惊中进行着。
次年正月的禅让仪式上，王莽封孺子刘婴为定安公，食邑万户，并且拉着他的手痛哭流涕：“老臣也是不得已啊，你的理解老臣”，然后便开始大封群臣，包括11个公爵，卿大夫、侍中等高官数百名。
于是王莽把32名刘氏诸侯王降为公爵，181名侯降为子爵，几年以后又全部剥夺爵位，彻底在政治上抹除刘氏存在过的痕迹。
后世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两百年的汉家江山，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重用文法吏和抑制豪强，是刻在骨子里的立国基因，而经过两百年的太平岁月，汉朝郡县已经遍布王侯豪强，他们占有耕地、山林和人口，利用庄园经济和部曲武装，形成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
汉武帝留下的察举制，又让他们有了互相举荐亲朋子弟做官的能力。
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和纵横交错的政治联姻，导致地方上的豪强们盘根错节。
这种地方生态和汉朝制度是不相符的，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理论上要做的事，和地方实际在做的事，完全是两套体系。
所以地方豪强们必须改变政权的性质，让汉朝江山改变颜色，才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而对于底层人民来说，改朝换代是上层的事，只要不影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谁做皇帝都和自己没关系，无非是歌功颂德么。
早年间汉高祖刘邦和功臣们剪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并且约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从此奠定了汉朝前一百年的基调。
这些有地盘、有兵马的刘氏诸侯王，确实威胁到汉朝皇帝的政治安全，但同时也起到制衡朝廷权臣的作用。后来周勃、陈平等功臣能顺利剿灭吕氏诸王，还不敢对皇位生出野心，根本原因就在于，遍布天下的刘氏诸侯王太强了。
如果长安改朝换代，他们必定联合起兵，到那个时候，直接掌控15个郡的朝廷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
但是经过文帝、景帝、武帝长达数十年的拆分打压，尤其是推恩令要求诸侯王分封子弟，虽然把诸侯王的军政权力集中于朝廷，却也削弱了地方拱卫朝廷的力量。
到王莽代汉的时候，刘氏子弟有十几万，但没有一个实力雄厚的，唯一奋起反抗的是徐乡侯刘快，结果没出城门，便被人民群众击败。
其他人面对王莽代汉的事实，只能束手就擒，跪在地上感谢新皇的不杀之恩。
所以在豪强支持、底层人民无感、刘氏诸侯王无能的背景下，连班固都承认，王莽代汉是天意。
坐在长安的皇宫里，如果王莽能和光同尘，按照汉朝的既定路线办事，或许新王朝还能延续几十年，直到人地矛盾和官民矛盾都压不住了，才会迎来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彻底毁灭秦汉第一帝国。
然而儒生出身的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发现这个国家有问题，登上皇位以后，便想用自己的方式纠正这些问题，改变现有的世界。
但王莽是生来富贵的外戚子弟，从政以来，始终在走高层路线，根本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所以他不知道地方豪强在想什么、底层人民想要的是什么，以为在皇宫里发布政策，地方郡县就能不折不扣的执行，从而扭转乾坤。
说到底，王莽其实是个汉朝版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辩经一把好手，实务一窍不通。
于是王莽的理想主义改革政策，不仅没有解决现有矛盾，反而更加激化了矛盾——
为了解决土地兼并和人口买卖的问题，公元9年，王莽把土地收归国有，改名为“王田”，奴婢为“私属”，都禁止买卖。同时恢复井田制，私人田地超出一井的部分，必须送给亲属、邻里、乡党。
王莽的这条政策，便得罪了要求大量占有私人田地、需要大量奴婢服侍自己的地方豪强，也得罪了渴望得到更多田地、或者卖身求活路的底层人民。
为了抑制经济兼并，公元10年，王莽施行五均六筦制度，即对盐铁酒等商品进行政府专卖，政府铸造货币，以及政府亲自出面收购和抛售商品，用来平衡物价。
这项政策是汉武帝施行过的“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的延续，只不过王莽不懂市场经济、也不懂计划经济，他以为能效仿汉武帝，却造成更大的混乱。
为了提高新朝的国际威望，王莽北伐匈奴、东讨高句丽、南征西南夷，尤其是北伐匈奴的时候，“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输衣裘、兵器、粮食，自江淮至北边”，动作之大和隋炀帝杨广似的。
军事失败削弱了新朝的威望，经济失败让王莽的地位一落千丈，总的来说，王莽的理想主义改革彻底失败了。
但王莽并不认为改革失败是自己的责任，而是底下人执行不力，于是失败的迹象越明显，王莽独揽大权的想法越强烈，最终变成“务自揽众事，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的样子。
越不行越要工作，越工作越不行，王莽刚开国，就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而那些年自然灾害非常严重，例如“邯郸以北大雨，流杀数千人”、“关东人相食”、“缘边大饥，人相食”等等。
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利益受损的豪强、衣食无着的底层人民突然发现，汉朝岁月静好的日子多幸福啊，当初怎么就推举王莽改朝换代呢？
公元17年，新市人王匡、王凤、南阳人马武起兵，聚众七八千人，在荆州当阳县的绿林山里打游击。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逢安起兵，在青州和徐州地区打运动战。
而那个真正的天命之子正在南阳种地，他将借着“人心思汉”的民意，在中华大地上一骑绝尘。
西汉末年流行谶纬之说，这是由祥瑞、符文、占星望气组成的一门预测凶吉的伪神学，王莽代汉就利用过谶纬之说。
这种东西现在看来是封建迷信，当时的人们却深信不疑。
在各种各样的谶纬之说中，其中一条是“刘秀当为天子”，王莽的国师刘歆不甘心做臣子，为了对应谶纬，便改名为刘秀，准备以后做皇帝。
也就是说，“刘秀当为天子”不是后来编造的，而是很早就出现了，我们说的刘秀，只是众多刘秀中的一个而已。
他是汉景帝第六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属于血脉疏远的汉家宗室，即便在长沙王这一支，刘秀家也是旁支小宗，从曾祖父起，就因为不是嫡长子而没有得到爵位。
只要汉室江山存在一天，刘姓宗室在做官求学方面就有优先权，王莽代汉剥夺了这份权力，不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他们都是不能接受的。
于是哥哥刘演“不事家人居业，结交天下雄俊”，刘秀听说“刘秀当为天子”的谶纬之说，以开玩笑的语气说“何用知非仆耶”，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呢？
刘演和刘秀的心声应该是，汉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既然王莽都能做皇帝，我们汉家宗室子弟凭什么不行？尤其是刘秀，史书上经常说他胸无大志，但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怎么可能想着做皇帝？
公元22年，刘演和刘秀兄弟在南阳起兵。
那年刘秀28岁，相比李世民和朱元璋来说，出道已经很晚了，不过刘秀可能也想不到，仅仅3年后，他便登上九五至尊，再造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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