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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业财:毛泽东靠什么智慧和谋略,从宁都会议失去军权后,又再次掌权?|2023-02-04


1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青山矗立,不堕凌云之志。


毛主席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在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等等之前,曾经也是有过暗淡的人生和被人排挤打压的失意阶段。


毛主席在人生低谷时期的经验,受到排挤打压的应对方法,和处理问题的谋略策略等等,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下40岁左右的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失去军权后,受排挤的那段岁月,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又是准备了哪些工作,才在遵义会议的时候能够崛起的。


其实,毛主席这段低谷失意的人生经验,都浓缩在了下面的这四句话里:


1、天将降大任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在建国之后,毛主席在他的女儿李讷大学毕业的时候,送给了她上面的这四句话,这四句话也是毛主席最喜欢的四句话。


人生哪有什么真正的一路顺风,那只不过是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人生处处充满了挫折,沉浮和曲折才是真正的人生常态。万事如意,事事顺心,那是纯理想的状态。


任正非曾说:“最成功、最具有创造力的人,往往有着最不顺的成长经历。只有遭受过逆境的磨炼,人才能驾驭成功。”


一句话:


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02



我们学习毛泽东,应该具备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也是受过委屈、受过排挤、受过打压的,甚至是被剥夺了军权后,亲人都跟着遭殃。


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经历过低谷,受过委屈,也都是遇到过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不信任的时候,那么,我们自己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是自暴自弃、怨天尤人、满腹牢骚?还是愤然离开、另起炉灶、公开分裂?还是无所事事、不思进取、直接躺平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毛主席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他当初的应对方法和策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又有什么借鉴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只有从当初的历史条件出发,去总结毛主席的成功经验,去吸取博古等人在反围剿过程中错误指挥的教训,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才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


只有正确地学习和继承毛主席,以及作为反面教材的博古、李德等人的教训,才不会辜负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一切。


如果脱离历史条件,去苛求毛泽东和那个时期的领导人,或者不顾历史条件而盲目地崇拜毛泽东,这都无益于我们继承毛译东的事业,无益于解决我们自己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从现实条件出发,从历史背景分析入手,实事求是地挖掘毛泽东处于低谷时期的智慧,和应对策略,这才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下面,我们就一起回顾:


那炮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







03


教条主义的留苏派与实事求是的毛泽东,他们之间的矛盾到底是什么?


泽东和当时的中央领导层的矛盾,主要就是体现在是否要攻打大城市,是否要按照苏联的成功经验来,是否要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


现在我们看来,井冈山时期,中央苏区时期的游击战都是无比的正确,但是当初的王明、博古等人却不这样认为,认为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苏联经验,不是马克思主义等等。


留苏派的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人,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就是非要攻打大城市,照搬苏联的成功经验。


而毛泽东认为:


红色革命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那就是因为在军阀混战的地盘中间,在军阀地盘相接壤的边缘地带,敌人的力量是最薄弱的,这才是弱小的红军有生存机会的可能。


游击战和运动战,才是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作战中,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个也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本钱。


毛主席打仗,从来都是赔本的买卖不干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是第一位。打仗,不是先求胜,而是先求不败,然后才有消灭敌人的机会。



这在红军的力量非常弱小的时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自从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秋收起义等等也都失败后,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毛主席当年引兵井冈山,实行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正是由于毛主席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摸索出了“建军思想、执政道路、革命路线”的火种,剩下的将帅们,才抱来了柴火,使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


现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个时候的王明、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害得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长征,他们是无比地错误,和脱离了实际。


但是在当初,他们可是带着“苏联”、“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指责毛泽东为“个人英雄主义”、“土匪思想”、“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毛主席当年是怎么丢掉军权的?失去了红军总政委后,他又是怎么走出低谷的?


这才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正途!






04


宁都会议:毛泽东失去军权,被迫离开亲手创建军队
时间:1932年10月3日至8日
地点:宁都县,小源村的榜山翁祠
会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人员:有从后方赶来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打仗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还有列席会议的刘伯承。


在开宁都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反对打赣州,结果他们都非要打。打赣州的结果就是赣州城久攻不下,打了30多天,死伤了几千人。


最后还是他们请毛泽东出山,毛泽东立刻派以前起义来的董振堂部队出马,解了彭德怀部队攻打赣州不利局面的围。


而毛泽东跟随林彪的部队,向东奔袭漳州,打赢了,还筹款100多万元的大洋。结果被他们认为是错的。


打赣州,打输了,是对的。打漳州,打赢了,却是被认为是错的。





在电视剧《红色摇篮》、《领袖》等里面都记录了这一段历史,电视剧的演员、编剧和导演们,深刻地还原了这一段宁都会议的历史:


在会议中,受到点名批评的毛泽东,不停地吸着烟,脸上的表情严肃。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面对来自“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无端指责,他毫不妥协、据理反击,冷静地分析了整个战场的形势,说明红军早应执行向赣东北发展的方针,以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话音刚落,后方的一位领导拍着桌子站了起来:“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对形势的分析与战略方针的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错误承认和了解不够!”


许多人在压力下都选择了沉默,不敢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这时,原“三人团”的成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他说: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苏区工作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


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和领导人……


总之,我的意思是: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看到自己的发言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便和缓地淡淡一笑道:“大家知道,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深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相信不会被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会议主持者的不满神色溢于脸上。一时会场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最后,周恩来提出大家举手表决。


毛泽东等人自然就成了少数,他当初离开会议室往外走的时候,说到:“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假如历史给我们这个机会,有些事还是留待将来,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由于当初是战争的年代,当时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当初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且尖锐的批评。


任弼时、项英等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在会后的1932年10月21日整理出了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中的第六条,写道:


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到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政府工作责任。


因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在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从《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的陈述可以看出,双方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实际上是毛泽东在军中的去留问题。


而且争到最后,作战方针和部署的问题反而不成其为问题了,问题竟然变成了毛泽东究竟是该去还是该留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被剥夺了军权,丢掉了红军的总政委,被他们撵出了自己一手创办的红军。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05


宁都会议,在毛泽东心理的“创伤”有多深?


对于这次会议,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并曾多次提起。


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


毛泽东说: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在1964年的时候,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又曾谈道:“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可以说,从宁都会议失权而受打击,到遵义会议重新再逐步掌权,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失意的时期。


若干年后,陈毅曾说:


毛主席是最能受住委屈的人,他被党内人排斥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十年的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毛泽东的亲属都因此受株连而遭到打击。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也就是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


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静静地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试想,如果你自己亲手打下的地盘,都被别人丢掉了,亲手创建的队伍,自己却被赶了出来,自己的亲人也都受到牵连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呢?


接下来,韩业财我就试着从组织原则方面、精神信仰方面、读书学习方面、军事斗争方面、经济建设方面去分析,毛主席当年是怎么走出这段人生低谷的?







06


从组织原则方面去分析,逆境中的毛泽东是怎么做的?


当时王明、博古等人,他们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


毛泽东在自己受打击,身边的亲人也跟着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没有撂挑子走人、没有自暴自弃、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在坚持自己的路线和主张的前提下,正确的处理党内分歧。


他是坚持原则,坚持自己的正确的路线,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才是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党员最重要的基本素养。


一个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组织的时候,是可以犯思想的错误的。甚至是在路线之争的时候,犯路线错误也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能犯组织错误。


那就是不能违背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能下级不服从上级,组织问题的错误是不能犯的。


党的一大代表,以及后期的革命过程中,有多少人当了叛徒,当了逃兵呢?这样的组织错误是绝对不允许犯的。


比如张国焘在长征会师后,以下犯上,要职位,要权力,甚至是非要带兵南下等等。他在四川损兵折将后,又不得不再次北上长征,到达了延安后,虽然是受到了组织的批评,但是党组织依旧是安排了他工作的。


但是,张国焘后来借着祭拜黄帝陵的机会,叛逃到国民党,出卖党组织,那就是不行了。这就是叛党的组织问题了。


反过来,再来看看看,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博古、李德等人的凯丰同志,跟毛主席是路线之争,是思想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叛逃组织,没有以下犯上,所以,最后到达延安后,依旧是可以得到重用。


毛泽东,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后,一直到遵义会议的低谷期,他就是坚持了三条原则:


一是少数服从多数;
二是不消极;
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通过不同的人,在面对挫折、面对错误、面对不公平事情的时候,他们处理问题的态度,以及做出的决策和反应,我们就可以看出,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做法的伟大。







07


从精神信仰方面去分析,毛泽东是如何调整心态情绪的?


1910年,辛亥革命前夜,17岁的少年毛泽东,就曾经写过一首诗,赠给他的父亲,以表明他的志向。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等到了省城长沙后,他在一师求学的阶段,面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等对旧中国广大人民的压迫后,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志向,那就是“改造中国和世界”。


这个就是他的志向和信仰。


从他踏上了职业的革命道路之后,这个“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信仰和志向,到死就都没有改变过。


韩业财认为,志向问题,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志存高远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志向如果是伸手去摘星星,即便是一无所获,也不至于满手污泥!


所以,当别人对我们指手画脚的时候,当别人不理解我们的时候,当别人打击我们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内心的稳定,不忘初心和志向,不忘自己的信仰,学会等待和忍耐,那么,我们总会有熬出来的那一天。


只要你做的事情是正义的、是进步的,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那么你就勇敢地、大胆地坚持下去,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晚会有一天,你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蛰伏”是个反人性的事儿,一旦没有足够的心性,就很容易出现“道理都懂,但做不到”的情况。


意气用事固然爽快,但真正的政治家,必须要保持冷静,寻找到一个最好的结果,而不是陷入泥潭无法自拔。


能当老大的人,未必是能力最强的人,但他一定是忍耐力最强的人。





毛主席在湖南一师,求学的时候,也是经常遇到困惑。


他的恩师杨昌济为了启发他,就推荐了胡林翼的书,里面有段话让他印象极其深刻。现在看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们今人: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


只要切实去做,矢志不渝地去探索、去追寻,只有历经重重磨难,只有碰得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才可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


艰难时刻,你要相信,眼前会自然生成一条道路。顺着这条路,你会看见光!这个就是精神信仰的力量。


这个也是后来长征过程中,红军历经千难万险,都依然能够胜利的原因。与其说长征是靠红军们的腿走出来的,不如说是靠着伟大的信仰走下来的。


毛泽东和红军们,那种极低的物质欲望、极高的精神追求、极强的革命意志,才是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去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世界是很公平的,我们过去受伤的地方,反而会变成最皮糙肉厚的地方。


正是有这种皮糙肉厚,我们才能到达过去未曾到达的高度。


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江西劳改的时候,也是靠着等待和忍耐,最后等来了自己的再次出山。


古今成大事者,都是靠内心信仰的力量,穿过那“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低谷期。







08


从读书学习方面去分析,毛泽东是如何走出低谷,提升自己的?


毛泽东利用这段失意的时间,利用这段“鬼都不上门”的时间,他读了许多书。


在这种逆境中,毛泽东在除了吃饭、睡觉、拉屎之外,就是抓住一切的时间,去阅读马列主义的著作,尤其是阅读这些大部头的文章,总结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最后,找到马列主义的理论,跟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践,相结合的地方。


在1957年,毛主席就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这段往事。


他说: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长征结束,到达了延安后,毛泽东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宁都会议受排挤后的两年中,读马列著作后,形成的文章。





从毛主席的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读书的方法和策略。


第一,从时间维度去分析,是整天的看书。也就是说,毛泽东看书也是遵循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不是今天看几页,明天看几页,后天就干别的去了,他是利用一切时间,不断地看和读。


第二,从书籍数量的维度去分析,是看了很多的书。毛泽东从众多的书籍中,去读书,是读了这本再读那本,没有的书籍,不全的部分,还找同志们去借书看。核心是将做马列书籍的所有要素都看完,看全,看透了。


第三,从书籍里信息内容的维度去分析,毛主席是交叉对比地去读书。这个就是核心了,读书是要动脑子思考和分析的,这本书为什么这样说,那本书为什么那样写,里面对的部分是什么,不合理的部分是什么,这才是交叉对比,互相交替地去看书。


毛主席读书,不是尽信书,而怀疑书籍,哪怕是马列著作,也要思考这些理论对的部分是什么,不合理的部分是什么,跟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时候,需要改变的部分又是什么。


最后,读书就是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读书也是学习,也是提高自己经验的重要途径,也是调查研究,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最基本做法。


这才是真正的读书,把书读活了,才不至于犯教条主义错误。





那什么是教条主义呢?教条主义,就是拿着别人的经验,生搬硬套到自己的身上,认为这样做就是对的。


结果执行的时候,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不知道客观现实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红军和武器装备等等的情况怎么样,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王明、博古等人,都认为攻打大城市的苏联成功经验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攻打赣州就失败了呢?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就失败了呢?


理论明明是对的,他们照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照着成功的经验去做的时候,去实践的时候,为什么就会失败呢?


这就需要多学习、多读书、读好书、活读书,活学活用了。





判断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是否属于上乘,只看他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


第一流人才的考验,是同时在心里坚持两个相反的理想,却仍然能够运作。


而毛主席就是这样第一流的人才,能够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他都能够融合起来。


他在指导苏区武装斗争的时候,是不断地取得胜利,尤其是在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指挥的红军,就再也没有犯过什么战略上的错误。


一切都是实事求是地去调整中国革命这艘大船的航向,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后期的解放战争,还是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苏珍宝岛战争等等。


到达延安后,毛主席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和体系。


矛盾的对立统一,韩业财认为就是两种相反的思想共处而无碍。所以说,我们认真研究点哲学知识,提升自己的思想高度,多读书是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必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不断地多读书和学习,因为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是影响一个人做出最终决策的重要因素。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否具有深挖一件事情背后本质与规律的本事,这个本事的获得,读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开卷有益,古人诚不欺我等!







09


从军事斗争方面去分析,毛泽东是怎么总结战略战术经验的?


毛泽东在1932年10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他一到医院,就去探视在这里分娩的妻子贺子珍。


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也没有发言权。
现在我们看毛泽东和朱德当初从井冈山时期,就总结的红军作战原则是非常正确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当初还将此写成了一副对联:


  • 上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 下联: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


这在红军力量极度弱小的时候,是最最正确的战略战术了。但是,当初的中央负责人,却认为这样的打法是错误的,非要打什么阵地战,非要搞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等等。


这“十六字诀”是游击战的高度浓缩,是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


这十六个字,看似简单,其实是真的不简单。


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是不经任何考验、测试就广受推崇的,在获得认可的过程中,它必然经历了很多不足为外道的艰辛。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说: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毛泽东这样的正确的战略战术,不被采纳,从而导致了宁都会议的受打击和受排挤。


毛泽东在1932年10月的时候,与在福音医院治伤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据罗明回忆道:


毛泽东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毛泽东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谁不知道攻打大城市带劲,谁不知道占领了大城市,取得了政权就是胜利呢?但是在1930年前后的红军就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当真正的经历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在人数、武器、装备都辗轧国民党军队的时候,毛主席采取的就不是游击战了,而是真正的阵地战、攻坚战、狙击战等等,实施的是战略的大包抄、大迂回。


手里有什么样的家伙事儿,手里有什么样的装备,队伍有多少人数,才是打什么样的仗的基础。


最起码1930年的红军,就是不具备跟国军拼装备、武器、弹药的实力。苏区的经济基础,也支撑不起来博古李德等人阵地战的战略战术。


打仗,最重要的不一定是怎么打赢,而是要保证自己不被消灭,尤其是你实力不具备的时候。


军事斗争,一定是要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知道自己处于什么阶段,接下来再做事情的时候,就会清晰很多。


博古李德等人,之所以打败仗和丢地盘,那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军队实力如何?不知道敌人的实力如何?更不知道自己的军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状态下去作战?


你只有能打赢胜仗,别人才会跟着你。


红军跟着你打仗,不求升官发财,但是白白送死,做出无谓牺牲,那是没有人跟着你走了。





1934年4月至7月,毛泽东在苏区的南大门会昌调查研究。会昌,是中央苏区的南方门户,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毛泽东在会昌的时候,他深入群众之中,了解情况当地的情况,深入到部队的一线去调查研究,参加当地领导干部的会议等等。


给当地的军事斗争制定的战略战术,依旧是要采取游击战,结合运动战的打法。


毛泽东他详细地侦察和研究敌情、我情、地形、时间和任务等等,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的空间位置,布置打歼灭战的战场。


首先是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然后再消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


这个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


在会昌军事斗争的间隙,毛泽东登上了会昌城外的岚山岭,他极目四望,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然后,他用烟盒抄下来,叫战士送给了朱德和周恩来,告诉他们红军长征突围的方向应该是南粤。


博古李德等人,指挥红军在苏区北大门广昌战斗的时候,却是不断失利,南大门的会昌战斗,却“风景这边独好”。





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制定正确的战略,总结战争的规律,尤其是战略方向的问题,这才是核心。


战略方向,才是决定性的力量,看清战略方向,对于军事指挥者来说,至关重要。


真正的战略具有两个特点:主动性和正义性。主动性,即不受制于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永远不处于被动的局面!


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也是如此,要亲自去一线调查研究,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实事求是地制定正确的战略,是最最重要的方面。


从本质上来说,淘汰企业的不是环境,不是技术,而是客户。如果你没有为客户解决问题,没有为客户贡献价值,你就会出局。


要想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果上可控,必得在事物背后的因上精进。只有控制了过程,才能控制结果!


企业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而是瞬息万变的客户需求。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专注于你的长处,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因为只有当所有工作都从自己的长处着眼,你才能真正做到卓尔不群。”


这个专注于自己的长处,背后是深刻地实事求是的认识自己、认识对手、认识客户!


这就是我们学习毛主席,在逆境中,如何去指挥作战的核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战略上是要具备远见卓识的。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迷失前进的方向。


战争环境中的众多不确定性,不可怕。可怕是战争中,你没有战略的方向!







10
从经济建设方面去分析,毛泽东是怎么总结根据地建设经验的?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什么手段?暴力手段。


因而我们知道任何军事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的延续,军事必须服从政治。


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政治建筑。


战争的背后,其实就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政治是经济的延续,是服务于经济,因为人首先要吃饭,要解决物质生存的问题。


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这段时间里,毛主席是非常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


无论是在会昌和于都的调查研究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好组织安排给自己的工作。


在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之后,尤其是《寻乌调查》等,这使毛主席对经济的知识和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增长。


当初,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从《寻乌调查》报告里,以及《毛泽东选集》里“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文章内容,“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内容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辛苦工作和付出。





他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


在农业生产方面,他写道: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在国民经济组成方面,他写道: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他写道: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在对外贸易方面,他写道: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方面,他更是写道: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这些经济的方针政策,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反围剿的战争条件下,给前方的战士,提供充足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兵员等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打仗,其实就跟树的生长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上层的政治和战争的胜利,一定是要靠最底层的充足地经济物资的作为保证。


经济就是战争的根基!





但是,再殷实的家底,也抵挡不住军事斗争的失利。彭德怀当初就是指着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鼻子骂:


“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五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四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彭德怀继续说道:


“你总是让我们组织火力,请问,没有子弹,怎么组织火力?你总是强调短促出击,请问,在敌人密布的堡垒下,我们搞了那么多的短促出击,为什么每次都失败,而且我们的战士牺牲了那么多?”


打仗,要靠经济实力作为根基。我们创业其实也是一样的,商业模式的成功,一定是要有现金流的正循环。总是靠外界输液的商业模式,早晚都是要死掉的。


经济、战争、政治、组织、军队、群众、商人、敌人、地形、物资、装备等等,都是一个动态的平衡,都是要系统地去推进。


军事斗争,革命战争的背后,都是拿命相搏,指挥战争的领导工作,又岂是是喝了点洋墨水之后,就来指挥红军作战的博古李德等人,能够驾驭的了呢?


领导和指挥战争的胜利,这也是艺术!


毛主席,后来曾经讲过:“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


我们的军事斗争、经济建设等问题,不仅仅是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更要有智慧的去斗争,要像十个指头弹钢琴一样,胸有成竹、有快有慢、要有节奏、更要有效果。


经济建设,军事斗争,都是要有胜利的结果的。这是以命相搏的革命斗争,如果总是死人,总是吃不饱肚子,无论是军人战士,还是当地的老百姓,都是不会跟着你的。


我们的创业过程中,也是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无论是产品问题、还是服务问题、还是市场问题、还是营销问题、还是管理问题等等,我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管理、营销、产品、服务等等都是为了经营而服务的,都是为了正向的现金流循环和企业的使命而服务的。


忽视经济问题,那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


我们既不能学习秦朝那样武强文弱,强于武力,而忽视了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


也不能像宋朝那样武弱文强,柔弱的军队实力,不足以保护自己繁荣的社会经济。


要文治武功都发展,要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相结合,要用宝剑去守护自己的玫瑰花园。


因为好战必危,忘战必亡。





博古、李德等人,做事情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忽视经济建设,以及军事斗争中冒险主义,都是错误的。


该灵活的时候,死守原则。该原则的时候,偏偏又随意变通。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无能的表现。


博古李德等人,犯的错误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时的逃跑主义。



跟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留苏派王明、博古等人不同,毛主席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判定我们每个人大脑里的认识是否为真理,不是依据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


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


正确的认识,一定是来自调查研究,来自实事求是。不能教条主义,不能认死理。


毛主席总结出来的真理,是用根据地老百姓对革命的支持,以及红军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理。用这样的规律和真理,去指导现实的实践,才会逐步走向胜利。


韩业财认为,毛主席这种在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来的真理和规律,才是有战斗力的,才是最落地的。


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真理和规律去指导实践,如此反复循环地去实践验证,再不断地总结规律,再实践再验证……以至无穷!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也是毛泽东和其他留苏派人员,拉开差距的地方。







11


从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走出人生低谷,带给我们的人生启示。


以上,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宁都会议后,处于人生低谷的毛泽东,是怎么从组织原则方面、精神信仰方面、读书学习方面、军事斗争方面、经济建设方面,走出来的。


站在今天,回首那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那些曾经受过的打击、走过的弯路,在遵义会议的时候,都变成了毛泽东再次重掌军权的“垫脚石”。


人生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走,或进或退、或快或慢、或左或右,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历练。


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期间,这段不平常的艰难经历,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是深刻。


他自己从人生低谷里,走出来的经验,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学习,尤其是中美竞争、疫情不断、俄乌冲突等不确定的外界环境下,我们更要学习他老人家的经验和智慧。


建国后,他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道: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


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通过晚年毛主席的这段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低谷时期,要读书学习、要调查研究、要锻炼革命意志。


韩业财认为:


追寻事物背后的真理,也就是要多读书、多实践和多调查研究。


锻炼革命斗争的意志,背后的支撑就是青年毛泽东的志向:改造中国和世界。


这两点就是毛泽东穿越人生低谷,再次带领红军走向胜利的法宝。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就认为:


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


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毛泽东也曾说过,人无完人。毛泽东本身,也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是,这并不妨碍,作为后辈的我们,去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正确的部分。


我们不要神化一个人,否则那只能说明自己的无能。


当然,我们更不要刻意去丑化一个人,否则那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


更何况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人,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


我们学习毛泽东,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去学习他,学习他应对人生低谷时期的方法、策略等等。


然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才是正途。


最后,对于处在人生低谷的人,韩业财我借用毛主席说过的话,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那就是: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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