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5日，黄维在淮海战场被俘，喜获“功德林大学”入学通知书。
对于这所“名牌大学”，黄维心里是抵触的，我黄某人是黄埔一期，你们想教我？哼！
于是，黄维便成了最顽固的改造对象。
抗美援朝期间，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教育了几乎所有国民党、伪满和日本战犯，他们终于明白，败在能打败联合国军的解放军手里不丢人，但黄维除外。
他想的是成王败寇，带兵打仗嘛，各为其主，无非是兵对兵、枪对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谁打胜仗就是谁有本事，打了败仗活该。
要我接受共产党的思想，做不到，这个书呆子不是一般的轴。
1952年起，黄维多种结核病一齐爆发，苏联的药效不佳，美国又对新中国封锁，公安部只能从香港、澳门去买，多次把黄维从死亡线上拽回来，病重4年，持续治疗10年。
尽管如此，仍不能感动这个铁石心肠。
1959年12月，国家实施第一批战犯特赦，周总理点名要特赦黄维，周总理的想法是，黄维也是热血青年，也是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走上从军道路的，他只是轴，他并不坏，特赦他可以感化一批人，有利于统一台湾，但战犯管理所不同意，理由很简单，他都能特赦，那所有人都能特赦，双方想得不一样，黄维自己也觉得他不能被特赦。
于是，杜聿明、王耀武、邱行湘等10人被特赦，《特赦1959》说的就是这10年的战犯思想改造过程，我看过好几遍，不得不感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即使是战犯，也要想尽办法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的人。
黄维有自知之明，面对结果倒也坦然。
他提出要研究“永动机”就是为了逃避“思想改造”，1979年，国家专门拨款支持他的“学术研究”，目的就是让他死心。
战犯管理所也头疼，说理，他不听；给他书，他不看；救他命，不感恩；对他好，不说谢谢。你要是杀他，又成全了他的“舍生取义”的“英雄”美名。
杀人容易，诛心难。
思想改造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能用事实让他自己去领悟。
战犯管理所组织了很多次的外出观摩活动，对他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过去黄维对国民党不重视发展生产、不搞建设也看不惯，也知道老百姓生活很苦，对国民党不满意。每遇同好，也常暗地里发发牢骚。可是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生计，又拿不出任何办法来，相反，跟着国民党愈陷愈深。
通过实地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北京四季青公社，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这说明报纸上登的、电台讲的，那都是真的，不是吹牛皮，确有了不起的成就，这使他感到还是共产党有办法。
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五次特赦均没有黄维。
直到1975年第七次特赦，黄维才“毕业”，拿着特赦通知书，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
这是一次无条件特赦：给每个人公民权，劳动全免；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没有工作能力的，国家养起来；有病的、一律享受公费医疗；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又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根据周总理生前嘱咐，黄维任政协常委，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直至1989年病逝。
而要回台湾的10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蒋氏父子一直坚持反共宣传，甚至宣布这些人都已为“国”殉难了，他们要是回去了，啪啪打脸啊，于是蒋经国百般阻挠、威逼利诱，1人自杀，2人留在了香港，3人又回到了大陆，4人去了美国……
这些人像极了公知，为精神母国卖力一生，终会落得无处安身。
朋友们可能会奇怪，今天不是说公知吗？怎么说起黄维了？其实改造战犯和改造公知是一个道理。
战场上打败国民党，是抽掉了他们的资源基础，没兵没枪，光杆司令是掀不起大浪的。
他们心里不服，就让他们自己感受新中国与国民政府有什么不同，自觉接受思想改造。
对待公知也是一样。
首先要抽掉他们成为公知必备的知识垄断优势，用普及教育使每个老百姓都成为知识分子。
再用互联网平权拉平老百姓与他们在言论平台上的力量对比，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最终打败公知的只能是人民。
他们心里不服，就用发展告诉他们：“你们梦想的、幻想的、奢望的春秋大梦都是空中楼阁”，让他们自己醒悟，成为自食其力建设国家的积极力量。
真要一条道走到黑，不管是去阿美丽卡呼吸香甜的氯乙烯，还是愿意去喝包治百病的恒河水，我们都会不吝祝福，很多公知在西方世界眼中只是耗材，真要投奔他们的精神祖国，大概率是会被拒收的。
这种方法很慢，但最有效，毕竟公知群体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且数量庞大的群体，只是他们幻想着在新中国仍然能享受旧中国文人的香艳美梦，虽历经70多年，仍不能醒悟，我们就需要推他们一把，毕竟自我否定很难的，舍弃既得利益更难。
与其说“收拾”公知，不如说统一公知们的思想，让他们能够成为人民的一员，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毕竟他们后面都有一批被洗脑的普通民众，这个工作一直在进行，润物细无声，大家感受不到罢了。
世上本无公知，是某些势力为颠覆中国而人为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
《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的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这个定义漏洞百出！
你是专业人士，对社会和公共事务有意见，有的是渠道提意见，你想当行动者？隔行如隔山，你不知道吗？跨界提意见，只能自取其辱。
你是专业人士，对行业内的问题你很清楚，你不是应该去解决行业内的问题吗？为什么要强调批判精神，不想着如何解决问题想去当裁判？
你是专业人士，你又想当道义担当者，你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无比黑暗肮脏，需要你这个卫道士？
你是专业人士，你又想当社会和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请问你的活动经费从何而来？
……
后来，公知的行为证明了大家的判断，无利不起早，所谓道义担当者，只是为了蝇头小利而要把国家搞乱，让社会陷入对立和撕裂。
既然有这么个名词，那我来下个定义吧。
公知就是总感觉自己怀才不遇，心中没有祖国和人民，幻想着中国文盲遍地，社会动荡，利用知识优势依附国内外权贵，肆意妄为，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知识分子投机阶层。
有本书叫《战国五大公知》，把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说成是公知，实在大谬。
战国时，征伐不断，先秦诸子不管怎么争论，主题却高度统一，就是如何制止动乱，让天下太平。
中国人的“天下观”就是先秦诸子奠定的。
这与现在卖国、乱国、害人的公知不是一个概念，现在的公知几乎等同于汉奸。
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与国同行，非要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呢？
我们有必要了解公知是怎么产生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中国积贫积弱，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中国人不断寻找强国之路。这一时期，各种思潮涌入中国，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带来极大影响。
后来，人们尝试过君主立宪制、恢复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但都行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