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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妈:国家为何不系统性“收拾”公知|2023-03-07

图片1948年12月25日,黄维在淮海战场被俘,喜获“功德林大学”入学通知书。

对于这所“名牌大学”,黄维心里是抵触的,我黄某人是黄埔一期,你们想教我?哼!

于是,黄维便成了最顽固的改造对象。

抗美援朝期间,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教育了几乎所有国民党、伪满和日本战犯,他们终于明白,败在能打败联合国军的解放军手里不丢人,但黄维除外。

他想的是成王败寇,带兵打仗嘛,各为其主,无非是兵对兵、枪对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谁打胜仗就是谁有本事,打了败仗活该。

要我接受共产党的思想,做不到,这个书呆子不是一般的轴。

1952年起,黄维多种结核病一齐爆发,苏联的药效不佳,美国又对新中国封锁,公安部只能从香港、澳门去买,多次把黄维从死亡线上拽回来,病重4年,持续治疗10年。

尽管如此,仍不能感动这个铁石心肠。

1959年12月,国家实施第一批战犯特赦,周总理点名要特赦黄维,周总理的想法是,黄维也是热血青年,也是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走上从军道路的,他只是轴,他并不坏,特赦他可以感化一批人,有利于统一台湾,但战犯管理所不同意,理由很简单,他都能特赦,那所有人都能特赦,双方想得不一样,黄维自己也觉得他不能被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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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杜聿明、王耀武、邱行湘等10人被特赦,《特赦1959》说的就是这10年的战犯思想改造过程,我看过好几遍,不得不感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即使是战犯,也要想尽办法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的人。

黄维有自知之明,面对结果倒也坦然。

他提出要研究“永动机”就是为了逃避“思想改造”,1979年,国家专门拨款支持他的“学术研究”,目的就是让他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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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管理所也头疼,说理,他不听;给他书,他不看;救他命,不感恩;对他好,不说谢谢。你要是杀他,又成全了他的“舍生取义”的“英雄”美名。

杀人容易,诛心难。

思想改造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能用事实让他自己去领悟。

战犯管理所组织了很多次的外出观摩活动,对他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过去黄维对国民党不重视发展生产、不搞建设也看不惯,也知道老百姓生活很苦,对国民党不满意。每遇同好,也常暗地里发发牢骚。可是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生计,又拿不出任何办法来,相反,跟着国民党愈陷愈深。

通过实地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北京四季青公社,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这说明报纸上登的、电台讲的,那都是真的,不是吹牛皮,确有了不起的成就,这使他感到还是共产党有办法。

19601961196319641966年五次特赦均没有黄维。

直到1975年第七次特赦,黄维才“毕业”,拿着特赦通知书,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

这是一次无条件特赦:给每个人公民权,劳动全免;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没有工作能力的,国家养起来;有病的、一律享受公费医疗;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又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根据周总理生前嘱咐,黄维任政协常委,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直至1989年病逝。

而要回台湾的10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蒋氏父子一直坚持反共宣传,甚至宣布这些人都已为“国”殉难了,他们要是回去了,啪啪打脸啊,于是蒋经国百般阻挠、威逼利诱,1人自杀,2人留在了香港,3人又回到了大陆,4人去了美国……

这些人像极了公知,为精神母国卖力一生,终会落得无处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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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可能会奇怪,今天不是说公知吗?怎么说起黄维了?其实改造战犯和改造公知是一个道理。

战场上打败国民党,是抽掉了他们的资源基础,没兵没枪,光杆司令是掀不起大浪的。

他们心里不服,就让他们自己感受新中国与国民政府有什么不同,自觉接受思想改造。

对待公知也是一样。

首先要抽掉他们成为公知必备的知识垄断优势,用普及教育使每个老百姓都成为知识分子。

再用互联网平权拉平老百姓与他们在言论平台上的力量对比,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最终打败公知的只能是人民。

他们心里不服,就用发展告诉他们:“你们梦想的、幻想的、奢望的春秋大梦都是空中楼阁”,让他们自己醒悟,成为自食其力建设国家的积极力量。

真要一条道走到黑,不管是去阿美丽卡呼吸香甜的氯乙烯,还是愿意去喝包治百病的恒河水,我们都会不吝祝福,很多公知在西方世界眼中只是耗材,真要投奔他们的精神祖国,大概率是会被拒收的。

这种方法很慢,但最有效,毕竟公知群体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且数量庞大的群体,只是他们幻想着在新中国仍然能享受旧中国文人的香艳美梦,虽历经70多年,仍不能醒悟,我们就需要推他们一把,毕竟自我否定很难的,舍弃既得利益更难。

与其说“收拾”公知,不如说统一公知们的思想,让他们能够成为人民的一员,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毕竟他们后面都有一批被洗脑的普通民众,这个工作一直在进行,润物细无声,大家感受不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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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本无公知,是某些势力为颠覆中国而人为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

《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的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这个定义漏洞百出!

你是专业人士,对社会和公共事务有意见,有的是渠道提意见,你想当行动者?隔行如隔山,你不知道吗?跨界提意见,只能自取其辱。

你是专业人士,对行业内的问题你很清楚,你不是应该去解决行业内的问题吗?为什么要强调批判精神,不想着如何解决问题想去当裁判?

你是专业人士,你又想当道义担当者,你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无比黑暗肮脏,需要你这个卫道士?

你是专业人士,你又想当社会和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请问你的活动经费从何而来?

……

后来,公知的行为证明了大家的判断,无利不起早,所谓道义担当者,只是为了蝇头小利而要把国家搞乱,让社会陷入对立和撕裂。 

既然有这么个名词,那我来下个定义吧。

公知就是总感觉自己怀才不遇,心中没有祖国和人民,幻想着中国文盲遍地,社会动荡,利用知识优势依附国内外权贵,肆意妄为,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知识分子投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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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书叫《战国五大公知》,把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说成是公知,实在大谬。

战国时,征伐不断,先秦诸子不管怎么争论,主题却高度统一,就是如何制止动乱,让天下太平。

中国人的“天下观”就是先秦诸子奠定的。

这与现在卖国、乱国、害人的公知不是一个概念,现在的公知几乎等同于汉奸。

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与国同行,非要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呢?

我们有必要了解公知是怎么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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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中国积贫积弱,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中国人不断寻找强国之路。这一时期,各种思潮涌入中国,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带来极大影响。

后来,人们尝试过君主立宪制、恢复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但都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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