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以后，文官士大夫们成为大明朝的股东，他们逐渐从藩王和勋贵手里接过军政事务的主导权，成为大明朝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
这样的权力格局，成就了张居正的赫赫威名，也间接葬送了李自成，给满清入主中国埋下伏笔。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明朝后期的股权结构类似于华为，皇帝做为董事长，虽有决定重大问题的权力，却只有占比很低的股权，绝大部分股权都分散到文官士大夫的手里。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大明朝的地主、士绅、文官，这是不是最好的时代？
既然大明朝的股权在手，又从朱元璋的威严笼罩下翻身做了主人，那文官士大夫们便没有改朝换代的诉求，只希望这样的状态保持到地老天荒。
谁要是想推翻大明朝，那就是砸他们的饭碗，剥夺他们的股权，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到了明朝末年，农民因天灾人祸发动起义的时候，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们面对的，便不是一盘散沙各位其主的乱世，而是坚如磐石的文官士大夫统治集团。
他们不仅不遗余力的镇压农民起义，以此来避免改朝换代的股权更迭危机，而且从内阁大学士到秀才、从致仕官员到乡野员外，都很少有参加农民起义军的。
这种情况和汉唐元清完全不同，反而和宋朝很像，原因就在于，只有宋明朝廷能代表文官士大夫们的整体利益。
1630年，洪承畴升任陕西三边总督，改变“抚”的策略，开始以“杀”为主，强势镇压陕西的农民起义军，在洪承畴的攻势下，农民起义军只能渡过黄河，到山西打游击。
洪承畴命部将曹文诏追到山西，和驻守平阳府的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守汾州的山西巡抚许鼎臣配合，共同围剿农民起义军。
当时李自成已在义军中崭露头角，御史刘令誉说：“最枭者为闯将、紫金梁，戴金穿红，群贼效之”，然而就是最能打的李自成，攻克辽州准备建立根据地时，也被干掉1300多人。
1634年，陈奇瑜任五省军务总督，调集明军把李自成、张献忠们逼到陕西汉中的车箱峡，又遇到连续70多天的阴雨天，义军“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差点都死在车箱峡里。
还是义军领袖们贿赂陈奇瑜的亲信，才用假投降的方式，逃出车箱峡。
1635年8月，卢象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的军务，形成“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的”格局。
1636年2月，高迎祥转战西北，而卢象升驻兵洛阳，堵住高迎祥的退路，三边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率兵围剿，高迎祥大败，被明军俘虏，送到北京凌迟处死。
1637年9月，李自成等义军从甘肃进攻陕西汉中，准备以汉中为根据地，结果被总兵曹变蛟击败，随即南下四川，大明官吏望风而逃，义军一个月间便攻取四川38座城池。
然而就在李自成等人准备攻取成都的时候，洪承畴指挥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等人进入四川，同时命延绥总兵王洪、宁夏总兵祖大弼等人驻防汉中、秦州一线，命四川地方部队驻防成都和阆中一线。
无奈之下，李自成放弃“取四川为家”的计划，统帅义军转战四川西北，经过一番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行军，才重新回到陕北。
以上这些明末统兵大帅们，无不是进士出身的顶级文官士大夫，曹文诏和曹变蛟倒是辽东边军出身，但他们始终不能独自统领明军镇守一方，必须挂靠在洪承畴的麾下，听洪承畴的号令。
在朝的文官士大夫们仇视农民起义军，在野的地主士绅自然也不例外，他们全力配合大明朝廷的坚壁清野政策，除非破家灭门，否则绝不给农民起义军留一粒粮食。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自成们虽然屡败屡战，但终究是屡战屡败，只能靠流动作战和假投降维持生存，靠打土豪获得补给。
到了1638年，逃回陕甘的李自成被打的大败，“日则行军，夜则山林藏身，不敢入窝铺宿歇”，久经考验的数万精锐义军，也只剩下数百人。
1639年起，河南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写道：“三载奇荒，亘古未闻，村镇之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
都惨成这步田地了，河南人民该交的赋税，还得交。例如彰德府武安县，经过战乱和大旱，剩余人口不到两千户，但必须承担十万两左右的巨额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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